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历程及学术贡献

2011-02-10 05:29周建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1年3期
关键词:通史思想史思想

周建波 颜 敏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赵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于192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1941年济南齐鲁中学毕业后保送进入燕京大学经济系,1945年大学毕业考入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1947年研究生毕业后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52年调入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此后一直在此任教,直到2007年去世。

赵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和学会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他论著等身,桃李遍天下,主要代表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合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4卷本《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任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以及《赵靖文集》、《学术开拓的主要路标——赵靖文集》等。本文将以赵靖1959~2005年间发表的70篇论文和24部著作为研究对象①,系统总结他在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和特点。

一、创始阶段(1959~1966):基本确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模式

赵靖的学术生涯开始于1947年,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则始于1959年。

1947年11月,赵靖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留校任教不久,就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论低价外汇政策》一文,该文可看作是他学术生涯的开端。1952年赵靖调入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研究当时理论界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比如过渡时期地租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问题、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等,发表了《社会主义农业中的级差地租问题》、《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商品性质问题》、《论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力的利用率》等13篇论文和3部著作。

此时,赵靖虽然还没有涉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但他早已关注该领域。早在大学和研究生学习期间,他在对经济学及西方经济思想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经济系的课程讲的都只是外国的东西?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悠久的文化,难道中国人自古就只过经济生活而不思考经济问题,就没有经济思想吗?”[1](P98)他怀着这样的疑问找到了甘乃光、唐庆增等人的著作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读完之后,却感到茫然,不得要领,书中体系的支离与逻辑的牵强,不能不使他深深地失望[1](P98)。到20世纪50年代末,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此时的赵靖已经系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并能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具体学术问题。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科学方法,再加上他深厚的史学功底,转向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多年之后,赵靖在总结自己的研究历程时曾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仅使我掌握了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中进行科学开拓所需要的犀利工具,而且使我深深懂得了对待历史遗产的正确态度,懂得了民族虚无主义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危害,从而产生了进行这方面学术开拓的明确动力。……我所以要回顾自己在这门学科的开拓中走过的道路,主要是为了以自己的经历为这样一个真理提供历史的见证:科学的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有无马克思主义指导,情况会大不一样。我在解放前所以刚刚涉足中国经济思想史就立即缩回,解放后所以能在几十年中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我还是我,今昔之异,离开了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这一条,是无从索解的。”[2](序言P2-3)

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的高教部副部长、著名经济学家黄松龄来北大视察,他认为北大有着深厚的文学和史学传统,作为全国高校的领头羊,应当在刚刚步入正轨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有所作为。赵靖主动请缨上阵,在国内首先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并承担起《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材的编写工作。

赵靖深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工作,为此,他制定了明晰的规划,分别研究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关键人物的经济思想,如严复、冯桂芬、康有为、谭嗣同、包世臣等,并写成专文发表在《学术月刊》、《经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上。

这些文章是赵靖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近代社会和近代经济思想的开山之作。其独特之处在于,他从来不把某位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当作“空中楼阁”,而是注意分析产生这种经济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的个人条件,以探究产生这种经济思想的原因及其本身具有的性质。

赵靖在分析这些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家的思想时,并没有大力批判,厚今薄古,而是力求客观地分析其思想的积极方面,给予恰当的评价。比如,他认为康有为的经济思想“直接指导和推进了当时的变法维新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发生过重要的启蒙作用”[3],严复的经济思想“的确超越了改良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他的某些见解在整个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文献中,也是比较罕见的”[4]。这些评价今天来看仍然是比较客观的。

研究具体人物的经济思想与探讨抽象的研究理论相结合,是赵靖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在他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初期就已经形成。赵靖在1962年5月18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上发表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几个问题》,首次探讨了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基本理论,如研究范围、特点、主要问题等。

赵靖认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所研究的应当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840~1919)的经济思想。在这一阶段,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以外的各阶级、各阶层的进步经济思想与地主阶级的反动经济思想之间的斗争。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领域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1)外国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问题;(2)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主义剥削方式的问题;(3)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判别进步经济思想和反动经济思想,必须以他们对这些根本问题所持的态度为根本尺度;判别进步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也必须以此为主要依据。赵靖归纳和总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四大特点:(1)“向西方寻找真理”,力图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同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主义作斗争的理论武器;(2)在表现形式上,多是一些要求实现社会经济改革(革命的或改良的)的主张或方案,而很少有关于商品、价值、利润、利息等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范畴的探讨;(3)强调发展工商业,同时又重视农业;(4)中国近代的大多数经济思想流派,都有一定的历史主义观点。

上述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成为1964~196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的重要理论基础,基本上确立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模式,对以后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

作为解放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出版的第一部系统性教材,《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在教学方面也是成功的,它曾经引导了许多学者走上研究道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谈敏教授曾回忆说:“这是一部为学术界所普遍引用、具有广泛影响的代表作。对于当时我这个初学者来说,这也是引导我认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入门之作。”[1](P6)该书在20世纪80年代修订再版,被学界公认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1](P4)。

二、发展阶段(1978~1986):初步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赵靖的学术研究被迫中断。此时,他正在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工作进行过半就被无端打扰,书稿也被没收查封了。“文革”结束后,赵靖便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重新投入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

1978~1986年,赵靖一方面继续进行“文革”时被迫中断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另一方面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为“撰写一部从古至今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做准备。

与20世纪60年代主要研究具体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不同,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赵靖不仅能够总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全局,俯瞰其全貌,而且能够对近代经济思想的特点及优良传统进行系统概括和总结,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赵靖在《略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优良传统》和《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传统》等文章中分析了近代经济思想中要求学习西方国家长处、要求改革、富有理想而又正视现实的优良传统[5][6]。《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和《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虽然是对孙中山个人经济思想的研究,但因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集大成,所以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是对近代“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思想”的梳理[7][8]。赵靖希望能够“继承这部分思想遗产”,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一些历史经验。

这一时期,赵靖还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修订本)(赵靖主编,中华书局,1980年)、《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赵靖主编,中华书局,1982年)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赵靖著,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三部重要著作。其中,《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是在失而复得的那部残稿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它是赵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文献史料学领域的首部成果,被学者评价为:“中国经济思想研究工作中头一部完整的文献资料汇编。”[1](P102)

在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一系列成就之时,赵靖对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在有序展开。他依然采取研究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与理论探讨并驾齐驱的方式,先后研究了王符、邱濬、刘晏、蓝鼎元、王莽等人的经济思想。这些人物并非都是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但赵靖对他们的经济思想都作了深入挖掘,体现出扎实的史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作风。此外,赵靖还专门研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特有范畴,如大同思想、治生之学、货币拜物教思想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到1980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胡寄窗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册虽已问世,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尤其是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处于拓荒阶段。作为有志于撰写一部贯通古今的经济思想通史的学者来说,赵靖并不满足在局部的、孤立的问题中摸索,而是着眼于长远和大局,探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理论。1981年发表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对象和方法》就是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学术成果[9]。

赵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各时期有关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问题的思想和学说的科学,它的研究任务是揭示和说明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独特性,中国古代和近代都没有产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人们已经创造了大量的经济学原理、观念和范畴,还形成了许多较系统的经济学说。

在研究方法上,赵靖主张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运用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但要注意分析经济思想所反映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其他社会思想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思想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等。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该文中首次将西汉中叶(以汉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召开为主要标志)作为封建经济思想形成时期和支配时期的分水岭。赵靖认为,经济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并没有随秦统一六国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西汉中期封建政权巩固为止。他否定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以往普遍持有的以秦朝的建立作为经济思想发展史重要界标的观点,首次按照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所特有的发展规律来对其历史阶段进行科学分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在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一书中,赵靖则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模式、历史分期、理论体系等问题。

在研究模式上,赵靖坚决反对把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模式机械地套用于中国古代。“西方学者写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通例都是按照人们对商品、价值、货币、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的认识的发展来写的,或者说是商品—资本各有关范畴的认识来写的。这是因为,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时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关系“在理论上是通过资本、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等范畴以及他们的具体形式——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来表现的”[10](P15)。因此,西方经济思想史主要是商品—资本各有关范畴的认识发展史。然而,中国古代的情况与此不同,封建主义生产是一种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经济目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制度。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基础,地租和赋役是封建社会中剩余劳动分割的两种主要形式。在封建社会中,对任何经济问题的探讨必然会涉及地产和地租、赋役问题,一切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和一切有关著作、文献,都不免直接、间接地接触到地产和地租、赋役的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更具体一点说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租、赋役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一切经济问题的中心;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议论,自然也成为封建时代经济思想的中心。”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必须“紧紧抓住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中心,才能正确地揭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规律”[10](P17)。

赵靖还根据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酝酿阶段:自中国进入奴隶制时代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尽管这一时期的经济观点还比较零散和不准确,但已经具有了比较明显的经济思想的性质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直接出发点。(2)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全盛时期:从春秋末期(公元前5世纪中叶开始)至西汉宣、元帝之交(公元前1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迸发出来的众多经济思想经过长时间的激荡和融合,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基调。(3)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缓慢发展阶段:从西汉宣、元之交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封建主义主流经济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支配地位,两千多年未有大变化。

三、成熟阶段(1986~1999):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体系的创立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以新的理论体系和理论模式研究了中国古代近40位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以及某些时期所特有的经济思想。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赵靖“已经初步确立了自己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体系”[10](序言P2),为日后更系统、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多年后,赵靖回忆说:“在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问世之后,由我主持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一项巨大工程——《中国经济思想通史》,随之就破土动工了。”[10](序言P2)

在组织撰写《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之初,赵靖就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即把它写成自古至今的一部“通史”,论述的范围“从中国进入文明的时代开始直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阶段终结,即由夏商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11](P1-2)全书计划分六卷,前四卷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部分,后两卷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部分。但在长期研究、写作过程中,赵靖越来越感觉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至当前时期的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有着重大的、本质的区别”[12](P339),因而赵靖将原计划作了相应的修改:把夏、商、周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编写为《中国经济思想通史》,而将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编入《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四卷分别于1991、1995、1997、199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初,北京大学出版社考虑到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且该书的出版已经延续10年之久,建议编写组用1年左右的时间将《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前四卷作全面修订。赵靖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以上建议。经过这次全面修订,前四卷合为一部书,正式定名为“《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修订本”,在仍保持原来四卷建制的前提下,对这四卷的体例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他改写了全书的序言,并在每卷的开端写一篇“卷首语”②。新“序言”介绍了该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历史分期和全书的结构,尤其是突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体方法所产生的理论模式,即以土地产权关系及地租、赋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特构架[13]。每卷前的“卷首语”不仅是对该卷经济思想内容和特点的简明扼要的说明,而且提纲挈领地概述了本卷的结构、内容、体例以及史料与理论研究的创新之处。这种巧妙的安排使读者在开卷之时,便能尽快领悟全书的要旨。

《中国经济思想史》(修订本)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的著名学者纷纷撰文评介。2003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该书“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一奖项是国家给予赵靖和他领导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写作团队的最高荣誉。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是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最为全面、系统的著作。它发掘和整理了许多新人物的经济思想。据统计,《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所论列的人物达150多人,近30位人物的经济思想是首次被系统研究[14]。一些古代典籍如古籍《周礼》、《大学》、《列子》、《太平经》、《四民月令》、《齐民要术》等,前人多是从其他角度进行研究,而《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则从本学科角度进行了新的阐释,挖掘其中蕴涵的经济思想[15]。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创造性地确立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所特有的范畴,如宏观方面的善因论、轻重论、富国论、庶富论,微观方面的地主治生之学、商人治生之学等;还有一些是某一时代所特有的范畴,如南朝货币思想、北朝均田思想、唐代赋税思想、宋元纸币思想等。这些范畴的提出体现了经济思想的中国特色。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首次提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所特有的研究模式,即“地产—地租、赋役”模式,并对其进行了理论论证。《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已不限于力求客观地介绍、解释和评析古人的思想,而是要在深入探索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找出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作者贯通于全书的理论、方法、思想脉络和体系。《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特别注重将经济思想史和社会经济史相结合来研究,将经济现实作为经济思想产生的基础,以揭示经济思想的性质和社会内容,同时注意政治制度和各种意识形态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

就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修订本出版之际,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赵靖和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已经完成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前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写出了完整的书稿。在这种情况下,赵靖决定先将这部分编辑出版,定名为《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于200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目前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学术水平最高、研究人物最多的一部著作,也是赵靖生前最后一部系统性学术专著,为他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如前所述,赵靖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他把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内容总结为“三大主题”,即外国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主义剥削、奴役的问题,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赵靖重新审视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并修正了以往学说体系中由于当时条件、环境的限制而存在的种种不足。他逐渐认识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直到当今以至今后相当时期,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寻找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以解放生产力,中国的经济思想只能围绕这一根本经济问题而展开[12](P340)。因此,赵靖重新界定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即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求[16](P1)。而“发展”的主题又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发展条件问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都是为了争取发展的条件;二是发展道路问题,也就是在民族独立后通过什么样的道路去发展民族经济,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前者是怎样使中国由受封建主义束缚的、以农业为基础的落后的小生产转变为大机器和新式技术武装的社会化大生产,实现中国生产方式和投入产出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后者则是通过革命或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消除障碍,扫清道路。

以“发展”作为核心,赵靖把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分为两个相继的阶段,前一阶段大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1840~1924年),这是中国先进人士企图按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发展中国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的大多数时间中,人们致力寻求的是发展中国的途径问题:从船坚炮利到振兴商务,振兴实业,直到张謇的棉铁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实业计划,都属于对中国发展途径的探寻。后一阶段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即从1925年至1949年,在这一阶段中国人民致力解决的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

在撰写《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及《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的过程中,赵靖先生又承担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的十典百志《中华文化通志·经济学志》的写作工作。传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写作通常以历史顺序为主线,以具体人物为载体,揭示其经济思想的内容、性质及相互联系。《经济学志》的突破在于,它以中国经济思想的特有范畴为经,以历史发展顺序为纬,把中国经济思想上升到学理的高度,使之概念化、范畴化、理论化,然后按照有关范畴由简至繁、由浅入深、由不完整到完整的发展演进轨迹来把握。为此,赵靖先生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概括为“富国之学”,把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概括为“发展之学”。在“富国之学”中,他围绕“富国”这个中心,以富国与富民、富家、分工、分配的关系,货币、赋役和国家政权在富国中的作用等问题为范畴展开论述,揭示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在“发展之学”中,他以“发展”为主题,按照发展的途径、发展的社会历史前提、发展的目标模式以及工业、农业、商业、人口、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为线索,把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人士关于中国发展之路的认识、思考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发展方案和相应的理论说明,进行剖析、概括,作为一个完整的、有规律的过程加以把握。《经济学志》是使庞大繁杂的中国经济思想学理化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尝试。

赵靖在报刊上的封笔之作是发表在1999年6月2日的《人民政协报》第四版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该文系统总结了中国经济思想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许多一脉相承的传统,并且逐一论述了求富与均富、富国与富民、足君与富家、伦理规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依存又相制衡的辩证统一关系。

四、小结

纵观赵靖先生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历程,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他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学术研究的指导。作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具体史实有机结合起来,凭其个人之勤勉和博古通今的扎实根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焚膏继晷,开拓创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他经常说,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会在学术研究中迷失方向,一事无成。正是因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运用到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中,并从社会经济状况来揭示经济思想的性质和社会内容,他才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所特有的“地产—地租、赋役”模式,构建了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独特理论体系。同时,正因为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原理和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理论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具体史实相结合,他才阐明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主要特点,揭示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规律。如果说胡寄窗先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开拓者,那么,赵靖先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集大成者。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典范。

其次,赵靖是一位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他坚忍不拔、勇于探索,从来都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而是紧跟时代的步伐,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其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创造新的学说观点和理论体系。赵靖在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初期阶段就开始思考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发展阶段等核心问题,并初步确立了研究的逻辑架构。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他不仅独具匠心地提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特有的“地产—地租、赋役”模式,不同凡响地指出西汉宣、元之交的《盐铁论》的成书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形成的标志,而且还创造性地确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所特有的经济范畴,如善因论、轻重论、富国论、治生之学等。(2)勇于挑战自我,超越自我,不断修正不适合时代发展的学术观点。1964~196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提出要把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怎样对待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租高利贷剥削以及对待资本主义经济态度等问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三大中心问题,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期赵靖在撰写《经济学志》时,逐渐认识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直至当前以至今后相当时期,中国的根本经济问题是寻求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以解放生产力,中国的经济思想,只能围绕这一根本经济问题而展开。因此,在《经济学志》及其后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中,赵靖推翻了自己早年提出的观点,而把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唯一主题。(3)不断进军新领域。赵靖博古通今,学养深厚,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近代的人口思想、土地思想、财税思想、钱币思想、漕运思想等,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发前人之未发。在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方面,他是学界公认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撰写的《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一书填补了我国学术研究的一项空白;在人口思想史方面,他的《中国传统人口思想探微》是较早研究中国人口思想史的开创性成果。

在学科建设方面,赵靖是一位艰苦卓绝的“拓荒者”,他以拓荒为己任,投入到对广袤无垠的荒原的探究和耕耘中,终于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真正取得了自立于经济类学科和传统文化类学科之林的地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赵靖就高瞻远瞩而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遗产是极其丰富的,可是,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经济思想史又是十分年轻的且基础薄弱。对中国经济思想遗产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同遗产的丰富程度相比,还很不相称,因此,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总的来说还只是处于拓荒的初级阶段[17](P60)。为了促进本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壮大学术研究队伍,1980年,由胡寄窗、巫宝三和赵靖牵头发起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正式成立,赵靖当选为副会长。1988年,他当选为会长,直到2000年。在担任学会领导的20年里,他以拓荒者的精神,团结大家不断开拓进取,使本学科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尤其是在他担任会长期间,开辟了不少新项目,如设立本学科研究生奖学金、出版文集、奖励优秀学术成果等等,取得了团结凝聚人心,鼓励鞭策青年学者的效果,为这门学科的开拓、发展起了积极作用。2000年,年近八旬、功勋卓著的赵靖先生依然用“集雨窖精神”来勉励大家,“绝不能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长期受‘旱象’困扰的局面已经克服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仍必须长期坚持‘集雨窖精神’,在同‘旱象’不断斗争中开拓前进。”[18](序言P1-2)这种“集雨窖精神”正是赵靖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块旱地上不断拓荒的生动写照。

赵靖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个“冷门”领域。他勤勉治学,潜心研究,从浩瀚的文献典籍中梳理了历史上优秀的经济思想,其中许多都是前人未涉及的领域。赵靖先生这种严谨求实,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在学术风气日益浮躁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注释:

①这些论文既包括发表在各类期刊和杂志上的学术论文,也包括收录在各类专题文集中的学术论文,还包括7篇为他人著作写的序言。著作既包括赵靖先生的专著,也包括赵靖先生主编的著作;既包括初版的著作,也包括再版的著作。其中,《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初版本)上、中、下册分别于1964、1965、1966年出版,在数量上则计为3部著作,《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初版本)也采取这样的计算方法。

②有关修订《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的情况,参见梁鸿飞《“管鲍分金”意犹长》一文,该文收录到石世奇、郑学益主编的《寸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石世奇,郑学益.寸草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赵靖.康有为的经济思想[J].经济研究,1962,(5):34-50.

[4]赵靖.从严复《原富》按语看严复的经济思想[N].人民日报,1961-07-18(7).

[5]赵靖.略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优良传统[J].经济科学,1980,(1):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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