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维新派的实业教育思想

王浪

（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湖南长沙410128）

试论维新派的实业教育思想

王浪

（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湖南长沙410128）

在民族危亡之时，维新派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领域提出了与他们的政治主张相适应的思想主张：开民智、图国强，舍旧学、兴西学，废科举、立学堂，形成了当时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在教育目的、内容和制度上无不体现出高度重视实学的思想和实践，奠定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促进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法制的萌芽。

维新派；实业；救亡图存；实业教育

一、维新派实业教育思想的形成

（一）对民族危机的反思与觉醒开启了教育救国的探索

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巨额的赔款……中国社会陷入了愈加深重的灾难之中，在“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的严酷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人在震惊中不得不深刻地反思，在反思中幡然觉醒。而最能代表中华民族觉醒的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觉醒，西方发达，皆因有学。“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1]，“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2]，德国在短短20年间由弱而强，是汲取了英法强盛的经验，“专讲物质、工艺、机器、电、化之学”[3]，可以称得上“事事业业皆有专学”[3]，“约而论之，西洋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4]，“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于开学校。”[5]“中国今日自救之术，固当以实业教育为最急之务，惟此乃有救贫之实功而图之利源乃有以日开”[4]……维新派知识分子这些从不同角度强调教育重要性的言论，如同一剂解酒的良方，作用于越来越多民族危机感日益深重的国人，逐渐苏醒的人们开始追随社会改良先行者的思想和实践，由此，一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救亡图存思潮在探索中开始形成。

（二）对西方文化的矛盾认识孕育了实业教育的思想

无疑，维新派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思潮中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和前哨[6]，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味地“崇洋媚外”，他们在极力肯定西方文化优越性的同时，力主中西会通、新旧整合，自然，这个过程无不充满着矛盾和冲突。维新派知识分子大多生长于传统文化环境中，其自身有着十分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说他们是“一批从士子中蜕变出来的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7],也许较为恰当。一方面，他们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情结紧系难分，另一方面，面对救亡图存的严酷现实，必须全力寻求新的道路，在传统文化无用于局势危难之时，向西方学习已成为一条别无选择的道路摆在了他们面前。这样，如何保持中国传统而又冲决封建文化网罗会通中西的矛盾也就很自然地时常会表现出来。“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的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8]这也正如梁启超所剖析的那样：“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情感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9]。另外，从根本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候的发展都必然以他自己的民族文化来作支撑，“必将在其内在自身获得一种自发的生机，即是从它传统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国民性中获得一种精神上之支撑与鼓励，领导与推进，而决不能从外面如法炮制依法画葫芦地抄袭、模仿。”[8]因此，维新派在对西方文化的汲取和其国家民族精神的依存之间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的心结。的确，在倍受敌国外患之时，还偏要引进西学、师法夷人与当时的社会心理、民族心理多少有些不适。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康有为一方面盛赞西方国家“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群，日新月异”[1]，另一方面又大力歌颂“孔子之圣，光并日月，孔子之经，流恒江河”[1]。梁启超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1]。这些观念无疑较准确地概括了、代表了维新派知识分子在依存民族精神和汲取西方文化之间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但可以断言的是，维新派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使他们已经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他们在教育改革上的主张扩充到社会各阶层，引领着更多的人效法、追求西方文化，由此，以救亡图存为根本宗旨的实业教育的思想和实践逐渐兴起。

（三）对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介绍促进了实业教育的实践

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中，维新派知识分子是外来文化的传播者和介绍者，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是来华活动的外国传教士。他们在这一时期显得异常活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到维新运动中来。他们的文化传播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传播基督教教义，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创办西式学校、医院等慈善机构。[10]在中国的教育方面，他们认为要变法当“以育英才为第一义”，“当以育才为本”[11]，明确指出“中国人才辈出，然所习非所用，况习之亦未必用之也”，“能速兴新学，造就人才，积之久焉，可以收回事权，……兴学之效，不但使人动明事理，并使人各存忠君爱国之心。”[11]这些主张，且不论其目的如何，但毫无疑问地对当时力主变法图新的维新派人士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这种影响进而渗透到普通民众当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对于传教士通过创办新式学堂、教会学校、出版西学书籍报刊等方式传播的西方医学、农学、商学等实用性知识，连一向保守顽固的农民也以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10]不加拒绝地接受了。这些，足以使要求发展生产、振兴实业的呼声日益高涨，这种呼声又必然反映到教育上来，梁启超指出“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5]“矿物学堂不兴，矿师乏绝……能尽地利乎？”，“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5]康有为在上清帝书中提到“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1]，为了兴实学、发展工业必须虚心接受世界优秀文化物质学问，“今将大振物质、工学，以为富民强兵立国之道，凡有二焉：一曰大派游学，以学于外；一曰广延名匠，以教于中。”[3]

可以说，维新派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反叛和对西方文化的渴求与疑虑，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撞击和交融，实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便是其结果，尽管这种结果深刻地体现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并且带有激进的倾向，但对多年来在封建传统中茫然悲伤前行的人们的思想是一次深刻的启蒙。

二、维新派实业教育思想的内涵

（一）教育目的上：开民智、图国强

培养变法维新人才是维新派倡办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他们看来，要“抑君权，兴民权”，就要从事教育，因为“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5]，主张对学生“反复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何以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必不可立国，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5]，进而使学生“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5]康有为指出:“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而中国所以积贫积弱就在于没有良好的教育。因此，应“教有及于士，有逮于民，有明其理，有广其智，能教民则士愈美，能广智则理愈明。”[1]他强烈呼吁大兴实业，“开专门学以育人才”，“创农政商学，以为阜财富民之本”[12]，开创一个“举国移风，争讲工艺，日事新法，日发新议，民智大开，物质大进”[1]的局面。梁启超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13]他也认为中国积贫积弱与女子不学有关，如果女子学得一定的技能，便可就业，这样“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14]由此可见，维新派实业教育的目的是把提高国民素质与求得国家富强紧密相连，体现着深深的爱国情怀。

（二）教育内容上：舍旧学、兴西学

维新派认为传统旧学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毫不关心社会经济发展必需的知识的传授，这种教育只能使人“穷老尽气，垂于白首”[2]，而对于“经济掌故、天文地理、图算矿律”则是一窍不通，以致“乡里子弟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札”，“通人学士，或有问一里之长果几许？无能答者”。“甚至有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曾人翰林，而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者。”[2]因此，“旧学”是习非所用、用非所习、误国误民之学，应坚决舍去。即使是洋务运动中出于“求强”、“求富”而开办的大量实业学堂和专门学堂也存在诸多的不足，突出表现在教育内容只涉及西文和西艺，而不涉及西政，而且对西方其他关乎国家富强的技术未加重视。维新派认为他们所需要的人才，是能言艺又能言政之通才，因此，实业教育应同时重视学习西学中的“政学”和“艺学”，重视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并认为政治的改革必须辅之于科学的进步，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承，这样才能培养出通晓“古今中外治天之道”的“救时良才”，以达国家的根本富强与独立。可见，力图通过教育内容的更新培养大批掌握西学又能有效地运用西学的实际人才，这充分反映出维新派对实业教育内涵和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入。

（三）教育制度上：废科举、立学堂

维新派深刻地认识到传统教育体制及科举考试制度使中国教育形成了教人做官甚至鄙视技术的传统观念，致使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专门性人才匮乏，这是中国“贫弱”的重要根源，因此他们对科举制度深恶痛绝，坚决主张废除。严复总结出八股取士的三大害是“锢智惫”“坏心术”“滋游手”[4]，其任何一害都足以使中国亡国灭种。梁启超认为传统科举考试制度致使“生童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万国产物，兵不知测绘算数”，将“四万万有用之民，而弃之无用之地。”[15]在《戊戌政变记》中他更是尖锐地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敝文明之一大根振，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此”，因此，废除科举制度、“广开学校，以养人才”，“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2],必须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维新变法之前，一些地方官员即自发创办了一些颇具特色的专门学堂，如江西桑蚕学堂、湖北农务学堂等。变法开始后，在清政府的推动下，各类职业技术学堂在全国各地迅速兴办起来，主要分为农业技术学堂、工业技术学堂和翻译、医学、铁路等其他技术学堂。

三、维新派实业教育思想的影响

（一）推动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施行新式教育、培养政艺兼通的实用人才，提高民族素质、解救民族危机，是我国近代教育的主要内涵。维新派反对旧学，要求废除科举，提倡西学，兴办各类新式学堂和学会，倡议女子学艺就业自养的主张，等等，无疑都是和这一内涵相吻合的。从维新派时期“实科”、“实业”、“实利”、“农工商学”、“艺学”、“专门之学”等称谓的出现、延续和演变，足见职业教育的内涵开始从此不断丰富和发展。维新派极力倡导兴办各类专门学堂，尽管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毕竟代表了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大方向，因而维新派实业教育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爱国性、进步性，大力地推进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实践的深入和发展，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奠定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

（二）促进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法制的萌芽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不断呼吁对传统教育制度进行变革，多次上书建议以西方资产阶级学校制度为榜样，“乞下明诏，遍令省府县乡兴学”[2]，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案。这些建议使在深宫禁闱中的光绪皇帝从现实中感受到这种改革的必要性，认为“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1]，表示要改革旧的八股取士制度，进而相继发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如1898年7月10日，谕令各校按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设想完善学校阶级。8月21日又谕令：“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讲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其工学商学各事宜，亦着一体认真举办。”[16]9月11日又谕令迅速设立茶务和蚕桑学堂，等等，如此密集和全面地设立农、工、商实业学堂的谕旨，使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学校体系的轮廓初现。谕旨中关于实业教育的规定是职业教育法制化的最初显现，其颁布也表明了发展实业教育的紧迫性，为实业教育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最高的政策依据，保证了实业教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也为日后职业教育法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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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geois Reformers’Thoughts on Industrial Education

Wang Lang
（College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As the engineers,evalatorsand planters of the thoughthistory,bourgeois reformers proposedmany valuable points in the time of national peril,such asopenning people’sw isdom and enhancing nationalpower,abandoning old schooland Setting up Western Schools,abolishing the imperialexam ination system and vigorously developing schools,and those formed relatively complete industrialeducation system of thought,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modern vocationaleducation,promoted the seedsofmodern vocationaleducation law in our county.

bourgeois reformers；industry;saving country by industries；industrialeducation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研究”（项目编号：DJA080186）

王浪，女，讲师，天津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人文教育。

G719

A

1674-7747（2011）11-0060-04

[责任编辑 金莲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