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下的马克思中国观
——兼论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因

胡义清

(湖州市委党校马列室，浙江 湖州 313004)*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本土危机重重，列强急需扩大市场转嫁危机，人口众多的东方成了他们的重要目标。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英法美俄等国家加紧在中国进行殖民扩张和掠夺，引起了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关注。马克思以《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的身份撰写了15篇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加上他散见于各处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为我们考察马克思中国观提供了素材。本文拟从现代性的视角去分析马克思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因。

现代性是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特征和成果。一方面，由于起始条件和时空不同，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呈现多样性和阶段性，因此它是动态的;另一方面，现代化的目标具有趋同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所以在现代化推动下的现代性也是多元性和共性的统一。19世纪中叶的现代性是工业现代性(industrial modernity)，［2］也就是西方先行工业化社会所具有的特征。虽然西方工业化国家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劳动异化、经济危机、殖民侵略等，但是作为世界现代性的源头而言，它具有先进性和启发性，是当时现代化后发国家争相学习的对象。马克思正是以西方工业现代性为参照物并且借助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因此马克思虽然没有来过中国，手头关于中国的资料也有限，思考中国问题时还或多或少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他对中国的历史叙述整体上饱含着丰富的现代性，比如理性、全球化意识、社会性、科学性等，这在同时代中已属高人一筹，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研究。

一、马克思理性认识西方侵华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

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充满了理性的光芒，集中地表现在他全面认识西方侵华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

马克思从多重视角分析鸦片贸易。他认为，英国将鸦片强行输入中国，一方面损害中国人的身体健康，引起中国的金银外流，官僚腐化，加重人民负担;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清朝的灭亡，“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3］112再一方面，由于西方棉毛纺织品的输入加剧了中国纺织业的竞争，使一些小生产者破产，但是鸦片贸易带来银价上涨，中国购买西方工业制成品能力下降，列强在中国扩大市场的初衷并未完全实现;最后，如果中国鸦片贸易合法化、罂粟种植普及化将导致英国的国库灾难以及欧洲危机。

马克思超越道义谴责，全面认识西方侵华战争。我们把同时代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与马克思的观点比较一下就很清楚。他们都同情弱势的中国，都对英法的侵略予以批判。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1861年11月雨果在给布特勒上尉的回信中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他们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①雨果出于人道主义以及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珍视，对英法破坏文化遗产的强盗行径作了极大地讽刺，但还只是停留在形象直观的感性阶段。

与雨果不同，马克思分析西方侵华战争时超越了感性。一方面，马克思谴责资产阶级在殖民扩张中的伪善和野蛮的本性，“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4］773马克思谴责英国大兵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暴行，“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当时都仅仅是随心所欲的玩闹之举”。［3］136他揭露了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亚罗号”事件的真相。“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是为几个英国人雇用。这只船曾经取得暂时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可是在所谓的‘侮辱事件’发生以前，这张执照就已经满期了”。［3］45对于白河战争等英国侵华事件，马克思都将真相昭告天下并指出，“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3］46他批判殖民者为了换取金银货币而非法生产贩卖毒品，为了实现正常贸易而发动军事侵略。他指出资产阶级这种目的与手段的悖论必将导致殖民主义灭亡，“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去榨取外国人民的金钱，那么这两种方法必然会相互冲突、相互消灭”。［3］72由此而来，欧美列强企图扩张殖民地化解酝酿中的本土危机也将事与愿违。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分析了西方列强侵华的深层原因。高级文明必然会征服低级文明，同时在征服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在传播高级文明。相对英国来说，它在消灭旧的亚洲式的封建社会的同时，也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传播到中国，奠定了西方式的社会物质基础。对于满清这个失去了现实性的封建王朝，“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3］62马克思认为鸦片战争在道义与贱买贵卖的特权之争背后，实质上是传统与现代、落后的农业文明与先进的工业文明之争，这场冲突具有必然性，“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4］766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理性地去分析西方的侵华战争的，这远非雨果所能及。

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认识也体现了马克思不断超越感性而达到了理性的高度。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向来是欢迎革命的。太平天国等农民运动曾是马克思在停滞的中国看到的一缕曙光，最初他希望这些运动能够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孕育一个新国家新社会。1850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3］139－140虽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但他们在看到中国革命中提出了反对私有制的要求后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3］139马克思还预料中国革命会对欧洲革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3］6十多年来马克思一直关注这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农民运动，但是“太平天国领袖虽有富国强兵的强烈爱国愿望和积极的态度，却没有能够施展抱负”，［5］“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对民众说来比对老统治者们说来还要可怕。他们的使命……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3］112马克思对他们的态度由寄予厚望转变为批评，认为太平天国是中国社会生活长期停滞的产物，无法完成建设新中国的重任。

二、马克思从全球化的视角研判中国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无限扩张性的驱使下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开拓市场，人类历史才真正变成了世界历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马克思把近代中国纳入全球化的视野中，也就是在资本主导下的国际生产、分工和交换体系中，在多种力量博弈中探讨中国问题。

首先，马克思把中国经济纳入全球的生产、分工和贸易体系中考察。马克思在分析1856年11月欧洲金融危机时充分考虑中国因素，“这次银价上涨，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大量出产黄金这一情况，仍然只能用西方国家流往亚洲、特别是流往印度和中国的白银继续有增无已来解释。从17世纪初起，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对欧洲和美洲的金银市场一直起着重要的影响”。［3］10中国长期以来是农业大国，出口以茶叶丝绸等农产品为主，这些商品受到欧洲人厚爱，所以在对西方的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状态。虽然英国强迫中国进行鸦片贸易并同时向中国沿海倾销工业制成品，中国一度入超，但是由于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影响，鸦片贸易一度中止。中国的自然经济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并不多，而茶丝在欧洲供不应求，欧洲人购买茶丝时必须用现银，因此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欧洲出现银贵金贱现象。同样在论述中国经济时，马克思也是立足于全球的经济环境，这种全球化意识使得马克思能够科学把握世界与中国经济的大势。

其次，马克思把中西革命有机地联系起来，把中国革命看成是自己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补充部分。马克思希望鸦片战争引发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其中的原因是，中国成为工业国后工人的竞争会导致欧洲工人工资的降低，从而激发欧洲工人革命，但是中国革命如何具体引发英国工业体系的革命，马克思未做更深入的探讨。马克思从全球化出发作出的预言已经成为当今欧洲的一个现实问题。

再次，马克思从全球化的必然性研判中国的发展趋势。马克思认为西方资产阶级只有打开中国、日本的门户，他们建成世界市场和世界生产的任务才算完成。在正常手段无法实现其目标时，他们必然会凭借船坚利炮和廉价工业品开路。与此相反，满清统治者一方面害怕外来者“毒化”老百姓危及他们的统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3］3另一方面他们无视时代潮流，依然以自我为中心，闭关自守以抗拒全球化。在他们心目中，英国只是一个蕞尔小国，西方是蛮夷之地。然而历史的发展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3］2马克思还预见了封闭状态被打破的后果，“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3被打破的过程是痛苦的，代价是沉重的。然而“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3］2的同时，必然促进中国的启蒙和革新。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国觉醒和自救的证明。

最后，马克思在批判满清的自我封闭中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寄予了希望。他希望中国在被动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吸取教训，早日主动开放，融入全球化的大潮，改变那种停滞的“活化石”状态。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预言几年后的广州将成为查理斯、旧金山、悉尼、巴拿马和新加坡组成的全球航线中的一员，太平洋西岸的中国沿海也将出现类似美国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现代城市群，也将出现人口稠密、贸易便捷、工业发达的景象。太平洋将会与历史上的地中海、大西洋一样成为世界大航道，甚至超过它们。

三、马克思从社会性的维度探讨近代中国落后之故

马克思认为生产缺乏社会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孤立状态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内部原因。

生产缺乏社会性导致中国经济没有活力。马克思指出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直接结合，根据米契尔的描述这种生产方式有以下特征:一是就地取材;二是以家庭成员劳动为主，规模小，所有的工序都由家庭成员在农闲时完成;三是以手工操作为主;四是产品首先满足家庭消费，若有剩余再就近销售。这种生产方式实际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阻碍着中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原因是:一是浪费了劳动力。马克思指出中国南部的小规模园艺式的农业虽然减少了废物的排放，但是由于耕作碎片化，分工不细，设备落后，生产效率低，造成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大量的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其它生产部门由于劳动力不足而发展缓慢;二是排斥商品交换。由于国内自然经济居主体、产业结构相似，因而市场交换在经济生活中不起主导作用。家庭工业中由于劳动力成本不计，只剩下原料成本，因此马克思说它造成了“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3］122而西方的大工业产品因为流通费用提高了成本，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反而无法与中国产品竞争，这就导致中西之间的贸易进展缓慢，中国被孤立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没有内外竞争的压力，中国的经济发展缓慢，呈现出静止状态。

生产缺乏社会性导致中国人生活贫困，社会呈现孤立状态。缺乏社会性的生产基本上是简单再生产，它只能使人们挣扎在贫困线上。马克思引用米契尔报告书上的描述来反映这种现象，“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3］103同时它导致了社会孤立状态——“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变、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4］770在孤立的社会状态下，人与人之间、村社之间很少来往，人们安土重迁、因循守旧，社会超强稳定，喜欢高高在上的行政权威。太平天国运动缺少创新就是孤立社会的表现之一。

如何提高生产和人的社会性?除了希望中国自身通过革命主动开放外，马克思还提出了一些外部途径。一是用更低价的商品摧毁中国旧的生产方式，从而普遍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种方式会破坏和促成自然经济的解体，通过市场把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由于中国维护自然经济的封建政权依然存在，所以解体的过程很漫长;二是引进现代交通和工业。西方资产阶级在殖民地修铁路、办工厂本意是为了掠夺原料，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利润，但是马克思认为这同时客观上也对殖民地带来另外的影响。一是会传播先进技术和设备，培育现代工业先驱，从而瓦解自然经济，创造新世界的物质基础;二是促进人们的相互依赖和普遍交往，从而打破社会的孤立状态。铁路使交通更加便捷，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现代工厂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生产场所集中，各个生产环节相互依赖，人们被高度组织化，因而每个人都与别人和社会休戚相关，这就促进了人们的交往，使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

四、马克思从科学性的维度批判太平天国的恐怖战术

马克思反对太平天国的迷信思想，倡导科学。虽然他对此论述不多，但是观点是明确的。他除了批评太平天国缺乏创造性外，也反对他们装神弄鬼的恐怖战术。马克思转引了夏福礼对太平军的描述:“制造恐惧的一大法宝就是太平军身上穿的五颜六色的丑角式衣着……这种丑角式衣着在作战的时候给叛乱者带来的优势比线膛炮还要大。况且，他们还有一头又长又黑或者染黑的乱发，目露凶光，发出凄厉的号叫，装出狂怒的样子。”［3］114马克思由此认为，太平天国是凶神恶煞下凡，类似于同时期欧洲“桌子跳舞”的灵动术。当然夏福礼是站在殖民者的立场，有丑化太平天国的倾向，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旗帜鲜明地批判愚昧无知和封建迷信，因为装神弄鬼只能吓唬老百姓，一旦被统治者利用，将失去群众的支持，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他希望太平天国能够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播撒科学与文明的种子以唤醒民众，能够促进中国早日步入现代社会。

五、马克思思想的现代性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程概括起来就是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革命就是促成中国独立和统一，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政治前提;建设就是借助新生政权使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步入现代工业社会，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90年来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与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五四”前后，传统的保守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学说主张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那么为何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呢?这里有国际形势的因素，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巴黎和会等;也有变化的中国国内形势和阶级结构的因素，［6］比如辛亥革命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促进思想解放的“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的壮大以及我们党对中国主要矛盾的把握等;另外，还有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因素。以往说得比较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实践性品质，因为当时中国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需要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实践唯物主义等理论的指导。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中的现代性也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在理性、全球化视野、社会性和科学性等现代性指导下揭示的近代中国的几大问题，正是传统中国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障碍，而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正是消除这些障碍从而建设一个新国家新社会，这两者一脉相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作为精神层面的现代性并不与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保持同步，它还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思想根深蒂固，马克思提及的这些问题我们并未完全解决，因此我们还应持之以恒地进行现代性启蒙，这也正是中国今天仍然要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根据之一。

注释:

①转引自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第31页。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

［2］方朝晖.多元现代性研究及其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124-131.

［3］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沈雨梧.论太平天国对科学技术的重视［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4):85-90.

［6］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