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艾米斯与作品《死婴》

2011-03-20 11:10麻林娟
文教资料 2011年2期
关键词:米斯北京大学出版社马丁

麻林娟

至少有一个原因可以使马丁·艾米斯注定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他的著名的文学家父亲——金斯利·艾米斯。当一个著名作家的儿子也宣称自己有着对文学的爱好,并且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学天赋,那么他注定要得到公众的关注。“艾米斯自己后来承认说他的姓氏可以保证他至少出版一本小说:‘任何一家伦敦的出版社都有可能出版我的第一部小说,但也许仅仅是出于一种好奇。’”然而后来的马丁大量的优秀作品证明,马丁·艾米斯的成名并不单单来源于父亲的文学声望。

马丁·艾米斯197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专攻英语。当他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他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工作,做编辑助手。1977年他转到《新政治家》杂志,在1977—1979年间担任该杂志的文学编辑。1979年辞职,开始全职写作生涯。马丁和《新政治家》的联系是他的文学生涯中很具意义的一件事情:马丁在本杂志发表的对于文学作品的出色评论为他奠定了伦敦文学批评家的声誉。

马丁·艾米斯是一个多产的作家。除了诗歌、戏剧、论文集、剧本和文学批评,他还写了大量的小说。2007年出版了他的第10部小说《见面屋》,它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2007年最受欢迎的10部小说之一。马丁出版的小说大部分是喜剧的,其中的人物不是被过多地贬低就是被过多地夸张。马丁给这些人物的名字通常很适合他的写作目的,比如基思·天才(虽然他的名字叫天才,可是他的愚蠢笨拙分明表现了一个文学上的 “反英雄”),《伦敦场地》中的尼古拉·塞可斯(设计自己在35岁生日的时候被奸杀的女主人公:塞可斯在发音上和“性”与“病态的”相似),《死婴》中的昆汀·威尔斯(假扮君子的道德沦丧者,威尔斯这个单词将“坏人”和“邪恶”结合在了一起)。马丁比他的父亲金斯利在讽刺作品和作品的道德关怀方面更胜一筹,他对世界的认识更加灰暗也更加尖锐。

在文学主题方面,马丁·艾米斯比大多数小说家都要大胆。他的作品里经常充斥着性与死亡的思考。在叙事技巧方面,马丁·艾米斯非常具有创造性和实验性,很多批评家将他的技巧称为“后现代招式”。正如詹姆斯·狄尔德里克所说的那样,马丁·艾米斯不仅关注于人物、动机和小说的道德关怀,而且关注于这些因素如何通过行动展示出来。

小说《死婴》(1975)发表于马丁·艾米斯发表第一部小说《雷切尔文件》(1973)之后的第二年,这本小说为他获得了毛姆处女作奖。尽管《死婴》没有给马丁·艾米斯带来任何文学声誉,但它仍然是一本展示了他娴熟的叙事技巧的作品。詹姆斯·狄尔德里克分析了马丁·艾米斯的16部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小说,他总结说,讽刺、文体化,和独具特色的语言的运用是马丁·艾米斯最常运用的叙事技巧了。《死婴》中,充分展示了讽刺,尤其是梅尼普讽刺的魅力。与他其它的作品不同的是,《死婴》采用了不同于第三人称叙事的第一人称叙事,在小说中,客观的叙事经常被独立于文本之外的叙事声音打断。而关于《死婴》的文体,则是诸多不同文学体裁的混合:乡村周末小说的变体,一部梅尼普讽刺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反侦探小说。

在小说《死婴》中,总共有十一个人物,其中六个是苹果种子庄园的住户(昆汀、安迪、札尔斯、基思、斯利亚和戴安娜),他们作为主人来接待三个美国人(马威尔、斯革普和罗克桑娜)。另外两个人物是:露西,一个热心肠的妓女,和神秘的“约翰”,小说到最后才指出他是前面提到的十个角色之一。随着情节的发展,一个周末的聚会变成了酒精、毒品和性的盛宴,最终走向昆汀谋杀同伴的高潮。小说的结尾以昆汀和基思在苹果种子庄园的厨房里相遇的场景结束,基思这个反英雄角色能否逃脱昆汀的血腥杀戮,结局成了一个悬念。

我认为,马丁之所以采取《死婴》为这部小说的题目,是为了凸显一种人文的信念,即这个群体里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失去了作为活着的有用的社会机体的功能。通过直接的展露这群生活在英美大都市的、生活接近上层社会的年轻人的颓废生活,而不是通过直白的教诲,马丁·艾米斯完成了他作为一个道德家的责任,即引起读者对这些年轻人生活的关注和思考:他们与其说是活得潇洒,不如说是行尸走肉,他们是还没有长大成人便已经死去的婴孩躯壳。

国外对于马丁·艾米斯的研究远远超过国内学术界,主要的著述有:《马西安,怪兽和麦当娜:马丁·艾米斯的世界中的虚构与形式》(2000);《马丁·艾米斯的小说:主要批评导读》(2000);《马丁·艾米斯:〈雷切尔文件〉,〈伦敦场地〉,〈时间之箭〉,〈经历〉》(2003)和《解读马丁·艾米斯》(2004)。 在这四本书中,《解读马丁·艾米斯》是一部在国内可获得的著述,它是一本对马丁·艾米斯小说综合评论的著述,包括了马丁·艾米斯截止2003年发表的主要著述。该书的第一章对马丁·艾米斯的文学生涯作了一个概括,阐明了该作家,以及他的叙事策略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其他的九章是对一部或者一组作品的主题和叙事策略的研究。

关于马丁·艾米斯的文章,在《解读马丁·艾米斯》的附录中都有详尽的归纳,都是对马丁·艾米斯作品不同侧面的不同详细描述。

近年来,马丁·艾米斯也吸引了国内学术界的注意。他的《伦敦场地》和《夜行列车》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有六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已经发表,其中三篇是对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的研究,即《伦敦场地》、《钱:自杀者的绝命书》和《时间之箭》;前两篇是在广泛意义上对他的主题的研究;最后一篇是对他的叙事技巧的一个深入研究。

这些叙事技巧的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它们和后现代性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叙述者打破读者的幻觉,直白地对于作品的创作过程进行评论,这是后现代作品的一个特征之一,这种叙事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后现代作家的青睐。马丁·艾米斯在《死婴》中也运用了这种技巧,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模糊化了。文体越界也是一个被许多作家采用的后现代叙事技巧,因为它颠覆了一部作品的既定的文体,而代之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文体。一方面,新建立的文体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文体,因为它是在借鉴传统文体的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它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体,因为它是对传统文体的一种颠覆。这对许多传统作家是一种打击,因为大多数传统作家坚定地维护所采用的文体的独立和尊严,不允许有任何的越界。在马丁·艾米斯的叙事中,叙事时间也变成了可以逆转的时间,这也不同于传统作品中的叙事时间。同时,《死婴》的叙述也运用了心理时间的技巧,颠覆传统的那种阅读时间几乎相当于叙述时间的叙述。开放式结尾也是具有后现代性的叙事技巧之一,因为它拒绝对于任何叙事文本所提出的问题的确定的解答,各种答案的狂欢是它所期待的结果。因此,颠覆,这个后现代叙事策略中的一个关键词汇,可以在许多马丁·艾米斯作品当中找到踪迹,这也是为什么马丁被誉为“后现代实验派作家”的原因。

正如詹姆斯·迪尔德里克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的根源可以被追溯到启蒙思想,最近的历史发展很显然影响了诸如马丁·艾米斯这样的作家及其作品。西方世界从工业机械主义向信息处理化过程的转变,这个积累过程产生的效果对于《死婴》这样的小说有着重要的影响。西奥多·阿多诺对于《死婴》的后现代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启蒙辩证法》的作者,他认为,启蒙运动所尊崇的理性是教人们从迷信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力量,是人们掌握偶然世界的一种工具,但是这种理性是一种狭义上的理性,它本身是具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特色。这种理性期望将它的标准和实践强加于世界的各个角落。马丁·艾米斯将这本书作者的名字赋予作品当中的一个人物,目的是引起读者对这个人物,以及他与西奥多·阿多诺所倡导的理性的理论联系。在《死婴》当中,西奥多·阿多诺经常强迫侏儒基思充当他的毒品实验者,他观察各种毒品在基思身上的反映,然后决定自己是否服用,这种仪式象征着以欧洲为中心的理性,这种理性是西方世界试图强加于世界其它各地的理性。

马丁不仅仅是一个只关注小说技巧的作家。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中总有那么一点点的“内涵”。他有一双善于洞察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荒诞现象的眼睛。《死婴》给读者投射了一幅荒诞的社会生活场景,毒品使这部小说中的人物疯狂而残忍。然而,这些种类齐全的毒品是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状态下的产物。科学一方面使人们摆脱了蒙昧的状态,在另一方面也将人们野蛮化。通过揭露后现代英美社会中青少年对毒品的滥用,马丁将他对于同代人的生存意义的忧虑渗透到作品中,给作品注入了人文关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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