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回归——评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2011-03-20 15:23肖迪文
文教资料 2011年6期
关键词:当代史克罗齐编年史

肖迪文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19世纪以孔德为首的实证主义史学主张史学科学化。科学主义的入侵,使得历史学开始出现了一种背离人性的倾向。在这一潮流下,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克罗齐首先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历史并不是科学,并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可以说,克罗齐的反驳是十分有力的,然而,由于史学观念、史学研究方法等的差异,学界在对于克罗齐的认识上存在一些分歧。笔者根据《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从下面三个方面对他的史学思想进行述评。

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克罗齐最核心的命题,即只有被我们正在思索的历史才是历史。几千年前的历史,只要我们正在思索它,那也会成为当代史,因为它与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样,即使是一小时以前的历史,如果没有被我们思索或察觉到,它就不会成为历史。“像当代史一样,它存在的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1]那就是说,区分是否为当代史的关键在于这些历史是否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为我们所思索。

在这样的前提下,克罗齐提出:“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研究过去的事实。”我们之所以对研究过去感兴趣,是因为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了问题,进而我们要沿着这些问题对过去进行探索,进一步从过去的史实中寻找问题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一切的历史,都是在研究当代史。进入我们头脑中为我们所思索的那部分历史,它们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都是与现在紧密地相关的。克罗齐说道:“我此刻对它们是不感兴趣的,因此,此刻对我来说,那些历史就不是历史,充其量只是一些历史著作的名目而已。”[2]

在这里,克罗齐的说法无疑有“眼开则花明,眼闭则花寂”的感觉。但实际上,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是谁而写,又由谁来阅读?假如历史没有进入人们的头脑中,它就不能为人们所感知。

克罗齐指出,人类的精神是重现历史的关键,历史内在于精神。“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我们对于历史思想的有效过程是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所以,精神含有它的全部历史,历史和它本身是一致”。[3]

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前人的历史,都是“人心中的历史”,即历史记录者的记忆。在古代,以客观事物为研究对象的史学还未出现,历史学家是采用文字记录或口头传诵进行记录的。

笔者认为,人类历史传递有其独有的系统。打个比方,历史就像人类的记忆库,记录者就像书写器,阅读者就像读取器,书籍和声音则是历史的介体。这种系统有其独有的运作模式。解读历史的主体是人,而人又不可能把所有的记忆都记得,所以必须把记忆进行克罗齐所说的“经济性贮备”[4],仅仅留下记忆的痕迹。一旦现实对我们进行刺激,让我们产生了寻找过去的冲动,这种痕迹就可能让我们再次恢复对过去的记忆。这种冲动正是克罗齐所说的现实中的人具有主体性,即克罗齐所强调的精神的一元性。这种精神性是我们得以解读历史的前提,表现在人读取史实所体验到的真实感。除此之外,那些尚未进入我们头脑中的,即使是已经写成的历史著作,也不能算是历史,“一个问题失去了它的要素时,解决问题的有效意志和有效需要连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5]

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历史的相对主义。既然只有经过人思索过的历史才能称之为历史,那么编年史属于这一种历史吗?对此,克罗齐力图把编年史与历史区分开来,他说道:“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6]他指出,编年史之所以看起来比历史存在早,是因为前人把自己的历史遗留下来,后人阅读时便以为编年史就是历史本身。编年史实际上是“人类精神保存历史的遗骸”。先有前人的精神,然后才有后人的解读。后人的精神是通过对编年史实现历史的重现的,“收集死凭证与写下空洞的历史是一种替生活服务的人生活动。它们重现过去的历史,使其更加丰富,并在我们的精神前成为‘现在’的日子是会到来的”。“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7]

为了彻底解决对史料定义的模糊之处,克罗齐论述道:“文献与批判,即生活与思想才是真正的史料——就是说它们是历史综合的两种因素;处在这种地位,它们就不是和历史对立的,也不是和综合对立的,如同泉水和携桶汲水的人相对立一样,它们就是历史本身的部分,它们就在综合之中,它们是综合的组成部分并被它所组成。”[8]史料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正如泉水和携桶汲水的人共同构成汲水的实践活动一样,生活和思想才是真正的史料,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我们通过生活激发对过去的思考,从而还原历史。编年史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也是因为生活对于思想的激活。

克罗齐站在精神一元论的角度,回答了“历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即历史是由人来记录、由人来解读的,历史的实质是人的精神。这就驳斥了科学化史学的研究前提——历史是客观事物,维护了历史学的价值,这是他的贡献之一。

二、历史的界限

克罗齐的精神一元论有助于消除历史“怀疑论”。但是,它不能很好地解释历史“不可知论”,即“它并不否认历史的真实性,但它否认历史具有完全的真实性”。[9]我们所知道的那一部分是很少的,即使我们所知道的也是不确定的。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否就只是前人遗留下来或者我们探索所得的历史?我们能否知道所有的历史?如果历史学不能够解释所有的历史,它的作用又会在哪里呢?克罗齐对此问题是这样论述的:“通向无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狱的道路一样宽广,如果它不导向地狱,它就必然会导向疯人院。当我们乍一接触无限时,无限就变大了,它对我们是没有用处的;它只使我们望而生畏。只有可怜的有限才对我们有帮助,才是有定的、具体的,才能被思想所掌握,才能成为我们的存在基础和我们的行动起点。”[10]

很明显,克罗齐看出了求知于无限的人类历史的可怕之处。他不提倡这种做法,而是认为我们应该着手研究于眼前的、具体的、能够为精神所掌握的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步一步的探索中对未知进行认知。

笔者认为,人类对于历史的把握是有限的,我们所书写的历史,永远落后于我们活着的历史。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也需要后人来帮助整理出来。进一步说,对于宇宙的形成、太阳的形成、人类的起源,我们更无从获知。即使是对于已知的部分的人类历史,我们也没有办法从各个领域的具体方面进行把握。例如对于远古时期下层民众生活史、家族发展史、部落战争史,我们知道的只是其中的一些碎散的甚至是错误的片段。我们只能从前人记载中感知历史,前人不记载,我们就无从知道了。要想知道所有历史,无异于把人的头脑暴露于空气中,然后让他接受庞大的记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人的生命也会因此瞬间枯竭。这就是历史学的局限性:一部包罗万象的普遍史是不存在的。

面对这种局限性,克罗齐说道:“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在每一顷刻,我们都知道我们所须知道的全部历史;其余下的既与我们无关,我们就无法知道它,或,到有需要时我们就会有办法知道它。那种‘下余的’历史是关于‘物自体’的永恒幻想,它既不是‘物’,又不是‘自体’,它只是我们的行动与知识的无限性的想象的具体化而已。”[11]

换句话说,我们知道的历史,是我们需要并能知道的历史。对于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历史,在它们成为我们精神一部分前,它们只是一个符号,即康德所说的 “物自体”,不过是我们对历史无限性的一种想象的具体化。在这里,克罗齐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而且有点走向实用主义的意味了。在随后论述中,他把“不可知论”产生的原因归结于自然科学的出现:“关于物自体的想象的具体化及其结果的不可知论是自然科学在哲学中的产物,自然科学假定有一种外在的和物质的从而是不可知的真实界。编年史也以类似的方式在历史的自然主义阶段上招致了历史的不可知论。”[12]他认为自然科学的介入,使得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转变为外在的物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拓宽了,但这种领域并非传统史学所研究的,所以产生了种种问题。传统历史学面对这些新问题,必然会产生一种“不可知论”。

不过,克罗齐认为这种“不可知论”对于历史学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他认为自然主义要求的“普遍史”是不存在的,历史学家放弃对它的追求,也就可以放弃“坦塔罗斯式的痛苦”。[13]注重特殊性是历史学的学科特征,这一点使得历史学无法像自然科学一样对客观事物进行研究。自然科学提出的普遍史实质上是“一种永远只是一份多少由于杂凑而成的编年史,或一种表达人心某一愿望的诗歌性的历史,或一种真正的和正式的历史,它虽则包括了许多民族和许多时代的生活,但它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14]

在现实中,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史学观念、兴趣和所掌握的素材,按照一定的线索撰写历史著作的。如波利比亚写的关于罗马的普遍史,实质上是政治制度和军事措施的历史,只涉及了一些与罗马发生关系的民族;奥古斯丁写的基督教史实质上是一部为基督教入侵异教辩护的历史;黑格尔所写的哲学史,是割去了史前史和缩写东方史的。[15]每一个历史学家都看到了历史水晶球中的其中一面。假如要囊括所有的事件,历史著作就会成为编年史。更何况,这种编年史也无法给予我们关于具体问题更详实的记载。

克罗齐从“一切都是当代史”出发,强调精神即历史,指出自然科学要求的“普遍史“是不存在的。由于历史的有限性,历史学家应该更加注重历史的当代性。他说明了历史学的学科特征,但也回避了历史的界限问题。

三、史学与科学

实证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事实早已独立存在,历史学家根据有关材料来说明这史实,找出其因果,解释其意义,这就是历史。”[16]实证主义者是用假设——验证的方法来证实历史的存在,把史实与意义割裂开来,实际上陷入了历史哲学的前提——二元论。[17]这样的历史实际是“人缺席的历史”,它否定了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克罗齐反对实证主义者过分依赖文献的做法。他认为,实证主义只会产生埋头于故纸堆中的文献工作者,并不能产生优秀的史家。历史学有自身的学科传统和研究范式,史学科学化只会产生形而上学的历史。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克罗齐反对史学科学化的主张,对于维护历史学的价值和尊严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说,克罗齐更多是从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出发论述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并没有注意到两者的相同性,即历史学是否能够研究外在的事物?自然科学对于历史的介入是否可行?

对此,笔者认为,史学与科学不是非此则彼的关系,而是共通的。尽管历史学与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学科特征有所不同,但是两者都是关于求知的学科。真理是多维的,历史与科学都是通往真理的学科。

首先,史学与科学具有共通的思维基础。彭刚先生指出,历史之同于科学而且具有科学性的一面也具有两个层次:在第一层面上,事实的考证、确定和史料的鉴别等在很大程度上要运用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推理和思维;在另一个层面上,历史学虽然并不仅仅以作出概括和探索规律为唯一宗旨,但就历史学也要进行概括和寻找规律而言,它是和科学相一致的。[18]克罗齐是否认第二层面的,但对于第一层意义他并没有对之加以肯定。笔者认为,即使是人类的精神,也是在思考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运用科学思维。事实的考证、确定和史料的鉴别都是历史学的基本工作,都需要运用到科学思维。

其次,科学是帮助历史认识的手段。历史学家的精神是解读历史的主人,但也需要其他学科客人的帮助才能把历史更加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史学不能成为科学,但我们也可以借用科学的手段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工具。历史学家的工具在发展;当代摄影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可以记录历史的痕迹;考古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得以确知远古人类的工具;测绘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得以还原庞培古城的原貌。笔者认为,历史学的主体是人,但科学手段是多样的。我们反对史学科学化,但也不能轻视科学的积极作用。

再次,科学化的历史最终也会转化为人心中的历史。克罗齐认为,除了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历史,余下的历史“只是我们的行动与知识的无限性的想象的具体化而已”。[19]笔者认为,科学所带来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这种想象的具体化。科学作为通向未知的一道桥梁,仅仅是人类认知的在远岸的一个浮标。由科学所得对于未知世界的认知,可以作为历史学的一种旁证。历史学可以通过自身记载系统得以观察到科学同样观察到的情景。另外,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并不能穷尽所有的史实。尽管科学化史学是死的,不能为我们精神所完全感知,但通过科学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让我们的精神进入历史空间。

最后,由于人类历史与哲学思维在不断发展,历史学有可能超越科学的束缚。面对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正如克罗齐所说:“我们知道从希腊人的时代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对于历史的理解一直在丰富和加深,不是因为重新找出了人类事物的抽象的原因和超验的目的,而是因为对于人类事物的意识不断获得了增长。”[20]人类的历史意识在不断地发展,哲学也在不断地发展。历史与哲学携手并进,后世的历史学家得以站在更高的起点研究历史,获得超越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并克服对于科学的依赖,以揭示历史的真相。

四、结语

总而言之,克罗齐在“史学科学化”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强调了历史是由人来记录,为人所阅读的,突出了人的精神在历史中的作用。他回答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驳斥了科学化史学,从而维护了历史学的地位与价值。

其次,克罗齐驳斥了自然科学对于“普遍史”的错误要求,指出历史学家应该着眼于“当代史”的研究,精神之外不存在历史。他在说明了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的同时,却回避了历史的界限问题。

最后,克罗齐的观点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他反对科学对历史学的消极影响,但是忽略了两者的共通性。历史学与科学同属追寻真理的学科,历史学应该把科学作为研究历史的辅助工具,充分发挥科学的作用。随着人类历史与哲学思维的不断发展,历史学可以克服对于科学的依赖,揭示历史的真相。

[1][意]贝耐戴托·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2.

[2][意]贝耐戴托·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3.

[3][意]贝耐戴托·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13.

[4][意]贝耐戴托·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108.

[5][意]贝耐戴托·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7.

[6][意]贝耐戴托·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8.

[7][意]贝耐戴托·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12.

[8][意]贝耐戴托·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11.

[9][意]贝耐戴托·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35.

[10][意]贝耐戴托·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37.

[11][12][13][19][意]贝耐戴托·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38.

[14][15][意]贝耐戴托·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40.

[16]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35.

[17]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38.

[18]彭刚.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48.

[20][意]贝耐戴托·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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