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副业与革命者的事业
——王了一和秦似1940年代散文创作比较论

彭林祥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学者的副业与革命者的事业
——王了一和秦似1940年代散文创作比较论

彭林祥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王了一和秦似父子二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散文领域都取得了成功。学者王了一的小品文主要从身边琐事谈起，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心。而青年秦似视杂文创作为一种革命工作，是革命者对政治、社会等不平现象的一种宣战。王了一的小品文以知识性见长，在幽默、含蓄中见真意，而秦似的散文则以战斗性为主，在明白晓畅、嬉笑怒骂中见尖锐。父子二人在散文创作中的差异体现了中国两代知识分子在风云激荡的年代面前所作出的不同的人生选择。

王了一；秦似；散文创作；比较

王了一是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从事文学活动用的名字。秦似是王辑和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要笔名。王了一和秦似是父子关系，父子二人在194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主要以散文为主。王了一的小品文创作，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批评时政及社会习俗，琐事琐议，设喻巧妙，做到了学问和趣味上的两重统制，成为与梁实秋、钱钟书并称的三大学者散文家之一。秦似因主编《野草》而成为1940年代杂文作家群中的重要作家，他的杂文热情奔放、思想深刻、锋芒毕露、尖锐泼辣。父与子，两代人，尽管别居各处，在1940时代动荡的时局中，各自拿起了手中的笔，创作出了大量为读者所称道的散文作品，取得了为文坛所瞩目的成就，这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但不同的生存境遇、学习经历以及年龄的差距造成了艺术趣味和思维方式等多方面差异，他们二人的散文在精神取向、艺术构成以及语言特色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拟就他们1940年代的散文创作进行比较研究。

一

1940年代的大后方，普通的工薪人员生活困难。迁往内地的大学也时常得不到政府的按时供给，教师工资时时发不出来，加之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教师的薪水大大贬值。许多教师不得不在教学之余，赚些外快，补贴家用。此时的王了一是国立西南联大中文系的语言学教授，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空袭，搬到昆明远郊龙头村赁房居住。尽管是教授，工资比普通老师要高，但此时的他，家庭负担重，除现有的三口人外，老家还有三个孩子需要他寄钱回去抚养，真可谓条件艰苦，生活清苦。对于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除了能用笔写写文章外，无其他生存技能。所以，为了开源，他还要利用业余时间写点小文，赚点外快。从1942年开始，他在重庆的《星期评论》、《中央周刊》上开设小品文专栏《瓮牖剩墨》。1943年5月，又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以接替费孝通先生在《生活导报》上开设一个随笔专栏《龙虫并雕斋琐语》。因为是专栏，报刊需要定期出版，所以，他的散文也就源源不断地问世。正是这一次的随笔专栏写作，使得“整个的导报都变了作风”，[1]读者乐意读，不时还有报刊转载，他的随笔小品很快获得了文坛的注意。所以，他的专栏生意也就源源不断地来了。1944年5月，他应《中央日报》增刊之请，为该刊开设《棕榈轩詹言》。1944年9月开始，他在《自由论坛》又以《龙虫并雕斋琐语》为题开辟随笔专栏。1945年10月，他又在《独立周报》开辟了《清呓集》小品文专栏。昆明时期的王了一，他的专栏生意可谓红火。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西南联大奉命结束。1946年6月，王力赴中山大学讲学，后留在中大任文学院院长，由于有行政、教学和科研等各种事物，他抽不出时间来继续小品文的写作，小品文创作的高潮到此结束。

从王了一的小品创作过程看，他最初写作的初衷确实是以文换钱，改善全家人物质生活。他曾自述道：“我开始写小品的时候，完全是为了几文稿费，在这文章不值钱的时代（依物价三百倍计算，我们的稿费应该是每千字一千五百元），只有多产才不吃亏。”[1]“老实说，我之所以写‘小品文’，完全是为了自己，并非为了读者们的利益”。但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处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时时担心空袭所带来的生命危险，遭受着物质生活的贫乏、颠沛流离的苦衷，而后方社会上又时时有种种不平之事发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对国家、社会的正义感和责任心自然而然地流入笔端，他要在文中对种种人和事有所表现和抒发。而这些报刊开设的专栏，正是他“发牢骚”的地方。所以，他说：“感谢《生活导报》给了我一个发牢骚的地方，以后恐怕不免还要在发几次牢骚。”[1]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如他的专栏取名曰“龙虫并雕斋琐语”，“雕龙”指他的语言学研究，而雕虫则是在研究之余写写小品。“雕起龙来，姑勿论其类蛇不类蛇，总是差不多与世绝缘的。有时一念红尘，不免想要和一般读者亲近亲近。因此，除了写一两本天书之外，不免写几句人话，如果说我们写小品文不单为了卖钱，而还有别的目的的话，这另一目的就是换一换口味。这样，就是不甘寂寞，是尼姑思凡，同时，也就是不专心耕耘那大可开垦的园地，到反跑到粥少僧多的文学界里去争取一杯羹了”。[1]在我看来，如果研究语言学是王了一谋生的主要经济来源，那么小品散文的写作则是他主业之外的副业。既然是副业，就带有玩票的性质，写得也很随意，但也往往受主业的影响，即只有抽余暇写作。尽管他自己说写这类小品文字可以是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但是，从他四年多的小品创作数量看，从1942年到1946年离开昆明为止所写的小品散文总共只有65篇，①1949年1月上海新观察社把他在昆明时期写的小品散文结集出版，题为《龙虫并雕斋琐语》，按不同的专栏分为五个部分：瓮牖剩墨（12篇）；龙虫并雕斋琐语（《生活导报》时期，19篇）；棕榈轩詹言（17篇）；龙虫并雕斋琐话（《自由论坛》时期，11篇）；清呓集（4篇）。加上1943年11月为《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所写的《生活导报与我》，此外，还有未收入初版本的一篇《津门小厄》，共计65篇，13万余字。数量确实不多。

秦似的杂文写作是从阅读鲁迅之后开始的。1939年6月，他在协助生活、新知书店转运图书的过程中，读到了生活书店发行的《鲁迅全集》，“几个月之间，全读完了。尤其喜爱那些杂文，有的读几遍还恋恋不舍。不知不觉间受了感染”。[2]由于桂南会战爆发，失业在家。1940年年初，他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篇杂文《作家二例——谈佛列达屋地利与塞珍珠》，投往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此时的《救亡日报》才从广州迁移到桂林不久，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主编。没想到就是这次投稿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使秦似找到了新的工作。1940年4月，秦似应夏衍之约前往文化城桂林，从此开始了用笔从事抗日的工作。此后，他的文章就源源不断地问世了。据统计，仅1940年3月到8月，他就在《救亡日报》、《力报》、《中学生》、《广西日报》等报刊发表了杂文、随笔15篇。[3](P41)随着报刊发行范围扩大，秦似在文坛、读者中有了影响。孟超的一段回忆可说明秦似当时在作家、读者中的影响：“我在夏衍兄那里会见他（秦似），那时《野草》虽然还没有入地下种，但这一最辛恳、最适宜的园艺家，是早已使我未曾见面而先认识了，因为在报纸上，时常看到他的杂文，而为我们大家互相称许的。”[4](P44)1940年8月，杂文月刊《野草》的问世，作为该刊的主要编辑、台柱，他的杂文、随笔出产更多，逐渐成长了1940年代文坛中重要的杂文作家之一。

桂林时期的秦似，文学创作十分活跃。据当年的《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编辑史复回忆，秦牧与秦似是当时桂林写得最勤的作家，差不多隔天就有一篇稿子交来，《小公园》几乎成了“秦家天下”，“他们两人的文章像是两根台柱，支撑着我把这个刊物遍了下去，赢得赞赏”。[5](P87)1944年6月，随着桂湘大撤退开始，秦似留在广西，转入了抗日武装斗争，参加了桂东南武装起义，失败后被迫隐匿避难近两年。1946年6月赴香港，此后，他的杂文、随笔又陆续在《华商报》、《文汇报》、《野草》等报刊上刊出。直到1949年11月，秦似从广州回南宁，参加接管广西政权，他的杂文创作暂告一段落。笔者曾据《秦似年谱》统计过他从1940至1949年间创作并发表杂文、随笔的数量，高达200余篇，还不包括翻译和诗词、作家传记等。出版的杂文集有三部，分别是《感觉的音响》（桂林文献出版社1941年版）、《时恋集》（桂林春草书店1942年版）和《在岗位上》（1948香港求实出版社出版1948年版）。秦似四十年代的杂文创作可谓硕果累累。

与父亲王了一视散文创作为副业不同，年轻的秦似则把散文创作作为一件重要的工作来做。1980年代，他在回顾自己的杂文创作道路时，曾这样说：

青年时代，没有读过多少书，又没有什么实践经验，那时所凭的是两样东西，一叫信仰，一叫热情。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约略近之。古人云：“谈何容易”。这个“谈”，就指的发表言论、意见。写杂文者，又无不带有言论的性质，所以正属于“何容易”的“谈”。但那时并不知道这一些，而是几乎想到就写。而且，我只是当作一件工作来做，算不算文学什么玩意儿，是不大管的。[2]

在秦似看来，他的杂文创作不是副业，而是把它作为一件严肃的工作来对待。在去桂林前，秦似就已经投身到了社会的洪流之中，走上了参加实际斗争以行动救国的道路，他一边在《贵县日报》担任编辑，宣传抗日救国，一边积极与广西学生军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后来，他又开设“抗战书报供应社”，代理发行《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和生活书店等的进步书刊。直到转去桂林之后，他在夏衍、廖沫沙等共产党人的直接领导下，以笔做武器，写杂文、编刊物，走上了革命斗争之路。所以，在他去世之后发布的《秦似同志生平简介》就有“1940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6](P236)一句。可见，他写散文就是他做的一种革命工作。

二

众所周知，“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产生了现代散文的两大类型，一是批判性的随感录即杂文的前身，以鲁迅为代表。一是艺术性的美文，又称随笔或小品，以周作人为代表。而在1940年代的散文创作领域，以揭露抵制社会弊端为主要内容的杂文却成为主角，以沦陷区和国统区两大杂文群体为主要代表，但各种风致的小品散文也次第出现，并呈现较高的艺术水准，以萧红、巴金、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等的散文为主要代表。具体到王了一和秦似本时期的散文，正如王了一在《生活导报与我》中一再声称自己写的是小品文，而秦似则是围绕《野草》形成的杂文作家群中的重要作家，他在《〈秦似杂文集〉前言》中也说自己的创作主要是杂文。所以，笔者认为，王了一的小品文和秦似的杂文仍大致分属于现代散文的两大类型。

关于什么是小品文，梁遇春在《〈小品文选〉序》中谈到了自己对小品文的看法：“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并没有俨然地排除冠冕堂皇的神气，所以这些漫话絮语很够分明地将作者的性格烘托出来，小品文的妙处也全在于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好的性格的作者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7]小品文的写作，作家自由发挥的空间大，主要体现个人的笔调，如林语堂就认为“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闻，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8]在1940年代那种时局动荡、物质匮乏、精神贫乏的生活环境里，作为知识分子的王了一对种种现实深有感触，在报刊开设的专栏使他有了说话的机会。在《龙虫并雕斋琐语》中，涉及的题材范围比较大，可谓无所不包。如《书呆子》、《领薪水》、《写文章》、《看戏》、《开会》、《寄信》、《苦尽甘来》、《五强和五霸》等篇，从篇名就可知道，主要以谈普通人遇见的日常生活琐事为主，但作者在谈琐事的同时，却有所思考，以小见大，是他所历所阅所思的艺术结晶。如《领薪水》中写出了公教人员（包括自己在内）在战时的艰苦日子里薪水的微薄、他们盼望薪水的神态以及领回薪水之后的无奈。但是，文章最后却宕开一笔，有所引申：

这七年来，多少原来领薪水的人转入了别的地方去分红，又有多少人利用他们的职权，获得比薪水高出千万倍的“油水”，只有一部分公教人员，在贞节牌坊的奖励之下，规规矩矩地按月去领那份不够买薪买水的薪水！显然，这对国统区的社会黑暗面作了真实而深刻的描绘，对战时腐败的政治统治有所揭露和指斥。在《结婚》一文中，作者从男女之间婚姻的必要性谈起，进而论及结婚所等登的广告、办的酒席以及结婚所举行的仪式。特别对结婚的仪式给予了生动的描绘，认为是一场滑稽的表演。所以，最后他主张婚礼，少做一些把戏，多做一些率性的热闹的事情。

王了一在《生活导报与我》中说得非常清楚：“不管雕得好不好，在这大时代，男儿不能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而偏有工夫去吊虫，恐怕总不免有一种罪名。所谓‘轻松’，所谓‘软性’，和标语口号的性质太相反了。不过，关于这点，不管是不是强词夺理，我们总得为自己辩护几句：世间尽有描红式的标语和双簧式口号，也尽有血泪写成的软性文章，潇湘馆的鹦鹉虽会唱两句葬花诗，毕竟他的伤心是假的；倒反是‘满纸荒唐言’的文章，如果遇着了明眼人，还可以看出‘一把辛酸泪’来！”[1]在他看来，他的作品表面上有给人轻松的感觉，实际上文中也包含了自己是非分明的爱憎。纵观他1940年代的小品文，应该说，作者在看似玩世、轻松、幽默、含蓄的笔调中，其实隐晦曲折地包含了自己心中的愤世，体现出一名知识分子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心！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作者在一些文章中对社会现实、政府当局有所揭露、暗讽，是《龙虫并雕斋琐语》的主流，却也有不少篇章如《姓名》、《劝菜》、《辣椒》、《骑马》、《虱》、《小气》、《西餐》等篇，与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格格不入。难怪闻一多批评他，认为他“不该写那些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9]

由于作者是语言学家，又是海归博士，可谓学贯中西。在他的小品文中，中西古今融于一炉，体现出作家广博的知识情趣。如在《穷》一文中曾回忆自己处于贫苦的时期的情状，大秀其古文功底：

居乏娲炉，空羡季伦之金谷，食无螬李，将随梁武于台城。寒毛似戟，欲穿原宪之衣；蜷体如弓，犹失黔娄之被。日日送穷，人谁慰藉，朝朝避债，鬼亦揶揄。

在《西餐》一文中，又玄其域外知识：

真正的西餐，猪鸡鸭鸽之类是熟的，至于牛羊之类，除了红烧之外，多半是半生不熟的。英国的“北夫司提克”，法国的“莎多不利阳”，都是黑表红里。顾客们还常常吩咐要吃“带血的”。

这些文字，如果不加以详细的注释，对于普通读者是很难理解的（作者后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龙虫并雕斋琐语》第二版开始，大量注释，共计550余条）。对于这一点，作者自己也不无得意地承认：“有时候，好像是洋装书给我一点儿烟土披里纯，我也欧化几句；有时候，又好像是线装书唤起我少年时代的《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的回忆，我也就来几句四六，掉一掉书袋。”[1]

尽管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论语》派的幽默小品文，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文，京派的抒情小品文等多种风致，但王了一1940年代的小品文则可谓学者化的知性小品，其特点是：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从身边琐事谈起，对现实、当局有所针砭，在中西、古今上交融相通，体现作家的智慧、学问和书卷气，突出了小品的知识性特色。

而秦似1940年代的散文创作大多属于杂文一类。他从《鲁迅全集》中吸取营养，创作伊始就以鲁迅的杂文为仿效法的对象。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以鲁迅的杂感为对象总结了杂文的特征，认为杂感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而杂感产生的原因，他则认为在急遽的社会斗争中，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中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只有通过幽默、讽刺反语等表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对于社会的观察，以及对民众斗争的同情。[10]作为进步青年的秦似，在杂文创作中，贯注了年轻人所特具的热情、激情。在他看来，杂文就是要与当前的政治、社会怪象、乱象做斗争，对一些人、一些事要坚决抨击、批判和揭露。具体来看，他1940年代的杂文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露国际法西斯的侵略罪行，热情颂扬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一是对战国策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一是批判国民党反动派黑暗腐败和倒行逆施的罪行；一是促进民主、团结、进步。他在《恶魔与疯狗》报道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暴行，歌颂了苏联红军誓死保卫祖国的英勇事迹，在《观察家透视》中否定陈西滢的判断，在《斩棘录》中嘲笑沈从文的“伟大的捕风”，在《论死节》中要揭露国民党政府所宣扬的“城市共存亡”和“战至最后一人”的死节观的虚伪，等等。在作者看来，这些怪论、怪象背后存在很荒谬的本质，要与之做坚决的斗争，需要通过杂文及时地加以揭露、批判，以正视听。

与父亲小品文的知识性特色相比，秦似的杂文更多地是战斗性、尖锐性。作为一个大学未毕业就走上革命道路的文艺青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文化斗争。他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没有慑于政治的高压，文网的森严，而是“把握时代的脉搏，反映时代的呼声，以作品的思想光辉推动时代潮流向前发展”。[3](P58)如对“战国策”派人物陈铨、陈西滢、林同济等人的一些言论，他写了《策士的面目》 《剪灯碎语》《观察家的透视》《不同的利弊》等杂文，直接点名批判，揭露其汉奸文人的嘴脸。如在《斩棘录·“把船头掉转”》中，针对陈铨在《尼采的道德观念》中提出“主人道德”，即“强者行动，弱者服从”，如弱者反抗强者。那便是“奴隶道德”。他反驳道：

可惜我们目前正是羊，不是鹰。我们又不曾好好地给鹰啄去，而在反抗。但也不要紧，因为可以照萨拉图斯达（虽然他不过是凯撒大将的小帮闲）的办法，“把船头掉转”的，这一掉自然需要非常的勇敢，因为他丝毫不怕可以预测的暴风雨的袭击，而且即使最后掉不转，没在“寥远的海里”，也不失其为“主人的道德”。阿门！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腐败和到行逆使，秦似更是不放过，写了《急事闲谈》、《在春天里》、《谈文化界的“紊乱”》、《看粤剧归来》等，对国民党的达官贵人的种种行为给予及时的抨击和揭露，使民众看清了政府当权者的嘴脸。如在《罗斯福之女敌》中，狠狠地讽刺挖苦了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

在这之前，我们都不很了解“很久以来”的美龄女士，飞来飞去做些什么事情，现在“她说”了，“目的”在于“男人”。唉唉，办外交，讲基督，开鸡尾酒会，“很喜欢和丈夫在前线”，都不过美龄女士即蒋夫人的第二第三以致第n天性，真使她有兴趣，“她的第一天性”是男人，男人，男人……

总之，秦似在1940年代的杂文主要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以政治、社会性事件和反动人物为对象，突出杂文的批判色彩，是革命者的政论文。

三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外在形式，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要比较父子二人的散文，语言也应该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作家柯灵对1940年代学者散文的语言特色作了比较：“钱钟书和王（了一）、梁（实秋）都学贯中古今，博通中西，而文字雅驯，合乎中国民族传统，不见‘五四’以来泛滥成灾的西化影响，不过王梁是文白交融，流转圆熟，而钱作则是精纯透明，富有表现力的白话，三者都显示白话文的成熟程度。”[11]作为语言学家的王了一，本身对语言具有精深地研究。在从事小品文创作的时候，无不处处体现自己对语言运用的专业素养，他的小品文语言呈现出雅驯融合、幽默含蓄的特点。

王了一的小品文古今贯通处随处可见。如《姓名》、《书呆子》、《辣椒》、《简称》、《回避和兜圈子》、《著名》、《说话》等篇，作者对个别字词的源流、含义以及运用等的解释说明，本身就可以作为语言学论文看待。如《辣椒》一文中，他对“辣椒”的考证，发挥了他的特长：

辣椒作为食品，不知起于何时。只听说孔子“不撤姜食”，却不曾说他吃辣椒。《楚辞》中“椒”字 ，《离骚》中有“杂申椒与菌桂兮”，有“怀椒醑而要之”，《九歌》中有“奠桂酒兮椒浆”。祭神的东西也该是人吃的东西，恰巧屈原又是湖南人，若说他吃辣椒，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是，依考据家的说法，《诗经》所谓“椒聊之实”，《离骚》所谓“申椒”、“椒醑”、“椒浆”，《荆楚岁时记》所谓“椒酒”，都只是花椒，不是辣椒。由此看来，中国吃辣椒的习惯并不是自古而然的。

这段文字文白夹杂，化俗为雅，转雅为俗，雅俗交融，使“辣椒”这个日常的事物在作者的手中申发出如此多的称谓，这不但要有专业的语言学知识，更要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

作者在海外生活了五年时间，在欧风美雨中浸染日深。在他的散文中也不时显露出自己域外的知识，实现了中西融合。还是在《辣椒》一文中，他从中国的辣椒谈到西方咖啡，又从辣椒的功用谈及西方的胡椒：

从前有些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知道胡椒是好东西，就视为秘种，在南洋偷着种，把他磨成粉末，带到欧洲买大价钱。至今法国还有一句俗语，形容物价太高就说“像胡椒一样贵”！后来到了十八世纪有个法国人名叫丕耶尔・浦华佛尔的，他想法子得到了些胡椒种子，才把它公开了。所以，法国人就把胡椒叫做“浦华佛尔”。现在西餐席上，胡椒和盐瓶并列，西洋人认为“不可一日无此君”，至于辣椒呢？在西洋的菜场上虽偶然可以买到，但是欧洲人是不喜欢吃的。

由于知识分子的立场，现实生活的磨难使作者郁积在心理的许多话不得不说。但鉴于刊载小品文的报刊大多是政府当局所办，他不敢公然对抗。只有在文中用些曲笔，来点插科打诨，以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语言的幽默含蓄也是其小品文语言的另一个特色。如在《寡与不均》中，针对大学教授、海关职员、职业工会等纷纷要求加薪，文中他模拟一个国家银行职员来反驳教授们的加薪要求，揭示出社会还有更大的不平现象——军政界要人的财产更多。最后，他开了一个玩笑，说是要把国内二三十个胖子的拿来处理，但他忽然一转：

不过……不过谁来把这二三十个胖子开刀呢？假使叫老百姓自己来执行这件事，这是叫大家做黄巢，这个断断乎不可。假使叫政府来执行这件事，这是希望政府成为替天行道的梁山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如果一向替天行道，王伦们早已身首异处，决不至于纵容他们成为胖子；等到纵容他们成为胖子之后，也就决不会在替天行道了。

作者在一种插科打诨、幽默的语言中迂回曲折地对那些军政要员聚集的巨大财产表示了不满，对那些不劳而获的人表示愤懑，揭露了当局社会的黑暗面。对政府不但坐视不管这些军政大员的财产，反而沆瀣一气的腐败政治行为进行了尖锐的隐讽。

与父亲相比，青年秦似学养不够深厚。他在求学阶段的学习内容主要以新式教育为主，接触更多的是白话文，古文功底自然不及父亲，对语言还谈不上有专业的研究，更没有域外求学的经历。但在祖父、父亲的熏陶下，他具有极高的文学才华，学生时代的诗歌、散文写作练习使他提高了语言运用能力，辍学后的社会活动实践锻炼又增加了自己的生活阅历。所以，一个年仅23岁的大学肄业生，仅凭一篇1500余字的小文就赢得《救亡日报》全体编辑人员的一致赞赏，由此叩开文坛的大门，改变个人的命运。尽管这是一篇思想制胜的杂文，但作者语言运用上能力也非一般人所能及。这篇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对于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作家，如果仅仅由于一个时期内的著作便承认他的品质，是不可能的，他整个品质的变革或暴露，都必须依据于历史的实践底考验上，证实于他对某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策略底具体爱憎上。历史恶作剧，它锻炼人而又是那些受不起锻炼的人在它前面动摇，迷失，至于反叛。

这段文字逻辑严密、通俗易懂、明白晓畅，在铿锵的语气中给人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难怪《救亡日报》的主编夏衍读了此文，大为赞赏，说文字很像老作家写的，马上感觉到这位作者的才华和潜力，为了联系上作者，以至于在《救亡日报》两次刊出寻人启事。

由于杂文本身所具有的战斗性，它对语言还有特殊的要求。具体到秦似的杂文，除了文笔的通俗、流畅之外，其杂文语言另一特色就是犀利、尖锐，多讽刺。在《后方的捷报》的文末，作者这样写到：

暴君的臣民，比暴君更暴君，独裁者的军兵，比独裁者更凶残。而且这不仅在内线的前线，凡有人民的地方，就有悲剧；凡有国军的地方，就有杀害。可以统计的话，我想每天在“平和的”省份地区牺牲于暴力统治的人民恐怕不会少过前线的伤亡的。如果有一天还是这样的“国”，一天还是这样的“国军”，人民命也保不住了，还说什么“民主”？前线不知怎样，在后方，你们的捷报是传遍的了，英勇的国军呀！

作者直接用了“暴君”、“独裁者”“国军”等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了抨击，揭示出这些国军在前线打败仗，而在后方大肆欺压老百姓的现实。这种以人民为敌的政权、军队怎能指望它的民主？作者以“英勇的国军呀”并加叹号结尾，可谓意味深长，鲜明地表达出对独裁者倒行逆施的愤怒。又如在《广州的坦克车》中，作者先摆出“最近广州世面上出现坦克车横冲直撞”的事实，接着他对此现象加以分析，认为大概这是政府不得已采取的变通之法，权宜之计。然后，他就开始发议论：

“谁谓天下阔？应知井中宽！”趁还有着广州的柏油路可供驰骋的时候，这些美式坦克车非出风头不可了！何况用来“戡乱”虽然吃败仗，用来协助薛伯陵开赌的新政，这批坦克车还大可胜任裕如的。行将见五羊城内坦克车与番摊子齐飞，司令部共天九牌一色，气势豪壮，小百姓有胆敢违抗开赌法令者，看车！

作者把王勃的诗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改写成“坦克车与番摊子齐飞，司令部共天九牌一色”，形象地揭示出坦克车在广州城内的丑陋行胫。在这蒋家王朝行将倾覆的时刻，广州当局政府却正加紧守刮民脂民膏，甚至不惜动用本该在前线作战的坦克来协助广州城最高长管薛岳开赌的新政，对付手无寸铁的普通市民，愤怒地讽刺了这些统治者内心的虚弱与无能。

总体上看，王了一和秦似二人在语言的运用上各有自己的特色。秦似以年青人朝气和激情，用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白话文摆事实，讲道理，文笔犀利尖锐、多讽刺，继承了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他的杂文读后快感淋漓，笑中带怒。而父亲王了一则以一个中年人的稳重，以身边琐事、小事谈起，娓娓到来，语言雅驯融合、幽默含蓄，他的小品文回味悠长，笑中带苦。父子二人散文中呈现的语言特色丰富了1940年代散文语言的风格。

四

《孔丛子・居卫》：“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12](P95)如果从文学才华上看，真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的原因，秦似8岁时，父王力外出求学、留学，18岁时，父母协议离婚，子女随母，父子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少，儿子直接受父亲影响的机会也不多。1938年，由于秦似辍学和结婚的事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王力曾写信痛责儿子，并宣布断绝父子关系，父子之间一度中断了长达8年的联系，直到1946年，秦似到香港后，父子二人才和解。虽然是父子，但可算是两代知识分子，由于各自的生存处境、人生机遇以及知识学养等差异，他们在散文创作上又分别选择了小品文和杂文作为自己主要的写作样式，是中国两代知识分子在风云激荡的年代面前所作出的不同的人生选择。

由于抗战以及内战的进行，整个1940年代，政府当局忙于应付战争，文化战线上的相对宽松状态给了作家自由发言的机会，不同创作主张、创作潮流的出现使得文坛上的多元创作局面得以形成，这也培养了不同立场、层次、审美水平的读者的不同的接受趣味，而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又促进或加速了不同的文学创作潮流的发生。就散文领域而言，尽管政治性极强的杂文契合了广大读者对政府当局、现实社会等种种不满，从而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而学者所写的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知性小品同样有自己的市场。父子二人各自在散文中呈现出的立场、艺术旨趣以及语言等的不同，并不影响不同读者的自由接受。他们的散文创作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广大读者接受和欢迎，从而确立起作为散文家的文坛地位，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四十年代文坛的一道亮丽的景观。

[1] 王了一.生活导报与我（代序）[A].龙虫并雕斋琐语[M].上海：上海新观察社,1949.

[2] 秦似.《秦似杂文集》前言[A].北京：三联书店,1981.

[3] 王小莘,吴智棠.疾风劲草——秦似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 孟超.一年容易又秋风[A].转引王小莘 吴智棠疾风劲草——秦似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 史复.怀念秦似[A].秦似纪念文集编委会.回忆秦似同志[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6] 秦似纪念文集编委会.回忆秦似同志[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7] 梁遇春.《小品文选》序[A].小品文选[M].上海北新书局,1930.

[8] 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J].人间世,1934,(1).

[9] 王了一.我所知道的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A].闻一多纪念文集[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0.

[10] 何凝.《鲁迅杂感选集》序言[A].鲁迅.鲁迅杂感选集[M].上海：上海青光书局,1933.

[11] 柯灵.《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序（1937-1939）[A].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1937-1939）[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12] 孔鲋撰.王均林 周海生校注.孔从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9.

责任编辑：冯济平

The Avocation of a Scholar and the Cause of a Revolutionary：a Comparison of the Essay Writings by Wang Liaoyi and Qin Si before 1940

PENG Lin-xi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Wang Liaoyi and Qin Si as father and son succeeded in writing essays in the 1990s. Wang Liaoyi as a scholar based his essays on trivialities that happened around, revealing his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nd responsibility. Qin Si regarded essay writing as a revolutionary task and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political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The former infused his essays with knowledge while the latter endowed his with combativeness.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essay writings embody the different life choices of two generations of intellectuals in years of turmoil.

Wang Liaoyi; Qin Si; essay writing; comparison

I207

A

1005-7110（2011）06-0057-08

2011-06-22

彭林祥（1978-），四川广安人，广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