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攀屈宋宜方驾”
—— 杜甫的屈宋接受

祁国宏

（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窃攀屈宋宜方驾”
—— 杜甫的屈宋接受

祁国宏

（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屈宋骚赋“衣被词人”之功绵延深广，一代“诗圣”杜甫的诗歌创作即对其有多方面之接受。具体表现大体在如下两端：一是杜诗对屈宋辞赋语汇及意旨的借用化用；二是杜诗对屈骚厚重忧愤之文学精神的认同汲融。

杜甫；屈宋；接受

晚唐徐介《耒阳杜工部祠堂》诗云：“手接汨罗水，天心知所存。固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消凝伤往事，斜日隐颓垣。”（《全唐诗》卷七七五）宋人阮阅《诗话总龟》载欧阳修独称此诗，这表明古人早就认识到了杜诗与楚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刘开扬教授说“特别中二联，指出杜甫对屈原的继承关系，比那些所谓杜甫不重屈原的论者高出万万。”[1]（P388）清人郑日奎《读少陵集》亦评杜诗曰：“荡除尘翳斩荆榛，为经为骚复为史。”[2]（P2297）此种认为杜诗既汲取了前代文学的多重营养同时又独创一格的客观态度，也提示我们须注意杜诗与屈宋辞赋间应有的继承与接受关系。因为就连杜甫自己也表达过“窃攀屈宋宜方驾”的创作追求，以此我们就其具体诗作来寻绎屈宋其人其文对杜甫的影响，当不至于是一种枉然。

一、杜诗对屈宋辞赋语汇及意旨的借用化用

杜甫诗歌创作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对前代一切文学优秀成果无不有所吸收和利用。元稹评曰“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流，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所独专矣。”[3]（P6649）对于古代文学源头之一的屈宋辞赋，杜甫自然非常重视。尽管在杜甫的时代，颇有一些视屈宋辞赋为淫丽之文的反对之声，但杜甫因其深刻的眼光和深厚的学养，清楚地认识到了屈宋辞赋独具的文学特色及其文学价值，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多所学习和借鉴。杜诗之所以能够取得千古特出的伟大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是杜甫转益多师的开阔眼界使然，当然也包括他对屈宋辞赋所采取的正面评价和积极接受态度。阅读杜诗，我们不时会发现源自屈宋辞赋的一些语词、句法及修辞方式，也能发现一些化用屈宋辞赋文句意旨的诗作。这也许从一个侧面表明杜甫对屈宋辞赋的文学形式其实也多有接受，只不过杜诗以其集大成的特点及圆熟高超的创作技法，使这种形式方面的接受犹如自出而不露痕迹。如果将杜诗借用化用屈宋辞赋的具体情形能作一番梳理，或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杜诗，也更全面地认识杜诗与屈宋辞赋之间的离合关系。

据笔者对《杜诗详注》、《全唐诗》与屈宋辞赋作品相比照后的不完全统计，杜诗借用、化用屈宋辞赋约有220条之多，本文重点分析其中各50条上下，具体涉及的篇目较多。如涉及到的屈原作品主要有《离骚》、《九歌》和《九章》中的各篇，其它像《天问》、《大招》、《远游》、《卜居》、《渔父》亦时有引用；涉及到的宋玉作品主要有《九辩》、《招魂》、《高唐赋》、《神女赋》、《风赋》、《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就连《大言赋》、《笛赋》等不大知名的赋作在杜诗中也对其语汇有所借用化用。这表明杜甫对屈宋辞赋十分地精熟，不然便不会在其诗作中如此大范围地借用化用，而且往往运用得得心应手，很好地表达了诗人欲以抒写的情感和意义。《说仇兆鳌以楚辞注杜诗》和《杜甫诗歌题目、笔法、语言与楚辞》两文，对杜诗学习借鉴楚辞文学形式皆有所探讨[4]，对笔者亦多有启发。如前者将杜诗在作诗之法方面模仿楚辞的表现形式概括为借词、改写、紧缩、衍化、取意、变化发展等几个方面；后者又指出杜诗题目受楚辞影响很深,并分五小类剖析了23首诗题与楚辞有联系的杜诗，同时还从笔法、语言角度对杜诗与楚辞的联系作了一些分析。因为上述两文皆是从楚辞与杜诗的角度立论，故论述取例便与笔者本文不尽一致，一方面列举了不少汉人的作品，另一方面又将宋玉的赋作排除在外。以此，笔者此间所论对两文业已阐明之处不再辞费，而主要就与屈宋辞赋有关联的部分杜诗语句进行具体分析，藉以探查其对屈宋辞赋的接受。

笔者以为，杜诗汲取屈宋辞赋养料的首要表现即是借用其语词意象和化用其句法意旨。以下试分类评述。

（一）借用屈宋辞赋语词意象

此类用例，一般表现为直接或间接地将屈宋辞赋中的语词，或一些蕴意较为丰富的意象转化融入到自己的诗歌当中，使其成为自己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如：

①朝发轫于苍梧兮。（《离骚》）/发轫在远壑。（《昔游》）

②璆锵鸣兮琳琅。（《东皇太一》）/轩冕罗天阙，琳琅识介珪。（《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

③驾飞龙兮北征。（《湘君》）/杜子将北征。（《北征》）

④昆仑县圃，其凥安在？（《天问》）/忆观昆仑图，目击悬圃存。（《木皮岭》）

⑤鹍鸿群晨，杂鹙鸧只。（《大招》）/东飞鴐鹅后鹙鸧。（《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三）

⑥策驽骀而取路。（《九辩》）/转益愁向驽骀辈。（《李鄠县丈人胡马行》）

⑦蹇淹留而无成。（《九辩》）/淹留景不延。（《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以上诗例，都是直接引屈宋辞赋语汇以入诗，且在杜诗中被转用的语词与该语词在屈宋辞赋中的原有含义大体一致。如“发轫”、“琳琅”、“驽骀”、“鹙鸧”等，杜甫把它们仅作为一般的语词来使用，在自己的诗句中对其基本未作引伸。换言之，从杜甫对这些语汇的借用中尚难以看出诗人对屈宋的态度和情感。

⑧狂顾南行。（《抽思》）/悲辛但狂顾。（《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

⑨袅袅兮秋风。（《湘夫人》）/秋风袅袅动高旌。（《奉和严大夫军城早秋》）

⑩幽独处乎山中。（《涉江》）/空山无以慰幽独。（《久雨期王将军不至》）

以上诗例，初看似乎也仅是对屈宋辞赋语汇的一般借用，细究则会发现有所变化。其一，这些诗例不再是直接的搬用屈宋辞赋语汇，而是对原来的语词做了或扩展或紧缩的加工，如“袅袅兮秋风”改写为“秋风袅袅”、“流金铄石”简缩为“铄金石”、“云无处所”扩展为“云气无处所”等。这样的加工主要是为了适应五言或七言的字数与格律之限所作的灵活处理。其二，这些诗例虽只借用了屈宋辞赋的语词，但多数诗句都表现出了杜甫对屈宋辞赋原句的整体理解，由一个语词的借用可见杜甫对屈宋的认同之意。如“悲辛但狂顾”即是具体解释屈原“狂顾南行”的原因；“空山无以慰幽独”同样是阐发屈原“幽独处乎山中”所深蕴的内心活动；“块独委蓬蒿”又是以更形象地手法来表达宋玉“块独守此无泽兮”的悲愤。要言之，这类借用屈宋辞赋语汇的杜诗往往流露出诗人以屈宋自况而抒胸中不平的用意。

（二）化用屈宋辞赋句法意旨

此类用例，主要指一些将屈宋辞赋原句进行适当地改写，从而使其呈现出新意义。就其来源看，杜诗中的此类语句皆胎息于屈宋辞赋；就其诗意看，它们或是对屈宋辞赋原句加以解释拓展，使其蕴意更为显豁，或是借屈宋辞赋原句反其意而用之，表现了杜甫化用前人成句时的灵活多变。

①吾令羲和弥节兮。（《离骚》）/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②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天涯春色催迟暮。（《奉寄高常侍》）

③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离骚》）/远行不劳吉日出。（《忆昔二首》其二）

④深林杳以冥冥兮。（《涉江》）/障子松林静杳冥。（《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

⑤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哀郢》）/万方声一概。（《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四）

⑥鸟兽鸣以号群兮。（《悲回风》）/旷野号禽兽。（《九日赠岑参》）

⑦愿侧身而无所。（《惜诵》）/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成都府》）

⑧漱正阳而含朝霞。（《远游》）/晨霞高可餐。（《空囊》）

⑨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独醒时所嫉。（《赠裴南部，闻袁判官自来欲有按问》）

⑩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干？（《九辩》）/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秋雨叹三首》其三）

由以上诗例，我们可能会惊异于杜甫对屈宋辞赋取用自如的精熟程度。从屈原《离骚》、《九歌》等到宋玉各赋，杜甫皆可信手拈来而点化入诗，且点化手法多样，表达效果突出。上引诗例如“天涯春色催迟暮”即是浓缩了“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诗境似更开阔；“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即是对“愿侧身而无所”一句的扩充，而诗意更为丰富，感叹更为深广；“凤凰从东来，何意复高飞？”即是对“凤凰高飞而不下”的引申，以问句形式传达出更为强烈的无奈与不平；“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塞黑”即是对“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的有意追摹，而意境也更为奇崛惊心。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杜诗对屈宋辞赋句法意旨的成功化用。这类化用不仅具有学习屈宋文学表现形式之意义，也可见杜甫对屈宋其人的尊崇和对其辞赋文学精神的接受。

二、杜诗对屈骚深广忧愤之文学精神的吸收接受

杜诗汲取屈宋辞赋养料的表现之二便是对楚骚文学，尤其是屈原作品深广忧愤之文学精神的吸收与接受。较之对屈宋辞赋语词、句法等形式因素的借鉴，杜诗对屈骚文学精神的接受更为明显也更为重要，是杜诗沉郁顿挫之总体风貌的成因之一。明胡应麟云：“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胸中壁立处。然《风》、《骚》、乐府遗意，杜往往深得之。”（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 胡氏何出此言呢？笔者以为其意似指杜诗在外在形式方面并无表现出对前代某特定作家或某特定诗体的刻意学习和摹仿，但却如海纳百川般取得了巨大卓越的文学成就，尤其是体现出了对前代一切优秀文学成果如《诗》《骚》等文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明陆钿即明确指出古代文学史上之名家诗近于楚《骚》一派者仅有五人，唐代“李太白得《骚》之情，杜子美得《骚》之志，李长吉得《骚》之骨”[5](P121)。清人吴瞻泰对此稍有发挥，其《杜诗提要自序》中云：

子美之诗，驾乎三唐者，其旨本诸《离骚》，而其法同诸《左》、《史》。不得其法之所在，则子美之诗，多有不能释者，其旨亦因之而愈晦。三闾之作《骚》也，疾王听之不聪，悲一世之温蠖。故离忧郁结，常托于沅兰湘芷之间，以冀君之一悟。流连比兴，有《国风》之遗焉。少陵遭两朝板荡之馀，播迁夔、蜀，卒无所见于时。故其诗沉郁顿挫，常自写其慷慨不平之气，以致情于君父。举凡山川跋涉，草木禽语，一喜一愕，咸寄于诗。盖先有物焉蓄于其中，而后肆焉。此作诗之本，所以有“窃攀屈宋宜方驾”之语也。[5](P303-304)

综括前人评述可见，他们都注意到了杜诗情蕴旨意与屈骚的一致之处，即他们都认识到了杜诗与屈骚所共有的念时伤乱而忧心国事、感怀蹉跎遭遇而抒写怨愤之文学精神。

杜甫对屈原是抱有深切感情的，笔端时有感念颂美之词，如其《建都十二韵》一诗回忆自己当年上疏救房琯而被贬事云：“牵裾恨不死，漏网荷殊恩。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全唐诗》卷二二六）明显是以屈、贾自比而剖白自己的忠贞；再如作于夔州的《最能行》，其结句云：“若道土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全唐诗》卷二二一）流露出的也是对屈子才华的钦服和人格的景仰之情；再如《天末怀李白》诗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全唐诗》卷二二五）这既是将朋友罹难比拟为屈子含冤被放，同时又何尝不是诗人把自己、朋友和屈子看作遭受不公现实所挤压而命途同归的叹息呢！杜甫对屈宋楚辞文学从未说过偏颇激烈的反对意见，相反他不止一次地在诗作中将《风》《骚》并提而加以称扬，如“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损诵诗爱而有作》，见《全唐诗》卷二一六）、“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其一，见《全唐诗》卷二三一）、“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陈拾遗故宅》，见《全唐诗》卷二二○）等。在杜甫看来，楚骚的经典意义同于《诗经》，它们都是给后人提供了无尽文学滋养的典范文本。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杜甫的诗歌创作才会自觉取法楚骚，尤其是取法其“发愤以抒情”的诗学思想及其文学精神。诚如莫砺锋教授所言：“杜甫在学习《诗经》、《楚辞》这些典范时，主要的着眼点不在于它们的艺术形式而在于它们的精神实质。就《楚辞》来说，这种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深沉的忧患意识。”[6](P301)

那么，杜诗所接受的楚骚文学精神实质体现于哪些方面呢？对此，往哲时贤多有灼见，笔者此处拟简括各家看法以略作陈述，并举必要的诗例以证之。

其一，杜诗深浸屈骚式的“怨愤”情感。

屈原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遭谗被逐而政治理想破灭后的怨愤之作，如《离骚》中抒情主人公上下求索而反复剖白心曲的长吟、《九章》中对昏乱时局与自身遭遇的深沉感叹，无不染有诗人的热泪和心血。杜甫与屈原一样，同怀高远的济世抱负却陷于现实的泥淖之中，因而其诗歌中便不时发出愤激怨叹之声。杜甫生活的时代虽异于屈子的时代，但其时唐王朝已由盛转衰，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局势动荡不安，诗人自己的个人生活亦随之颠簸流离。此时杜甫面对的不仅是个人的前路渺茫而且是整个家国的危亡艰难，诗人敏感的内心遭此变故不知会生出多少的幽恨和怨愤。也好在他是一个诗人，他可以“愁极本凭诗遣兴”（《至后》，见《全唐诗》卷二二八），以诗歌来抒写出满腔的愁思。此种创作动因与屈原“发愤以抒情”的创作精神可谓完全一致。杜甫身上有着浓重的儒家入世思想，一生都期望能有机会实现自己上为君担忧下替民解困的政治抱负。屈原在其《离骚》中表达了“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的美政理想，杜甫在诗中也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美好愿望；屈原曾长吟“哀民生之多艰”的感叹，杜甫同样常念念不忘天下苍生的穷困苦难，如“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驱竖子摘苍耳》，见《全唐诗》卷二二一）、“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壮游》，见《全唐诗》卷二二二）等诗句，从中即能感受到诗人同于屈原的悲悯情怀。可是，杜甫一生遭际却惨淡凄苦，现实不仅没有给他任何机会以实现自己的高远抱负，相反倒给了他种种的挫败、贫寒、饥饿、困苦和磨难。“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见《全唐诗》卷二二○）。这本是杜甫感慨友人不遇命运的诗句，今天看来何尝不是对他自己凄惶一生的概括呢？正是因为诗人的心志与现实之间差距太大，所以其诗歌中自然就多了怨愤不平之气；又因为杜甫与屈原一样都是正道直行之士，所以面对丧乱不公的现实他的怨愤不平之气也就更为强烈。试看以下诗例：

①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全唐诗》卷二一六）

②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全唐诗》卷二一六）

③当歌欲一放，泪下恐莫收。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晦日寻崔戢李封》，《全唐诗》卷二一七）

④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成都府》，《全唐诗》卷二一八）

⑤我生苦飘零，所历有嗟叹。（《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全唐诗》卷二二○）

⑥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岁晏行》，《全唐诗》卷二二三）

⑦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冬至》，《全唐诗》卷二三一）

⑧琴乌曲怨愤，庭鹤舞摧颓。（《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全唐诗》卷二三二）

用心读这些诗句，我们仿佛可从字里行间看到诗人的失望穷愁越堆越多，他的怨愤不平之气亦因之不时喷发。因为诗人半生遭时艰虞而命途不济，所以内心怨愤也就表现于宴饮、赠友、写景等各类题材的诗作当中。换言之，诗人即便是在平居生活中也时常听到哀怨之曲、看到摧颓之景、想到并嗟叹自己哀伤的人生经历。这种怨愤之气始终萦绕于杜甫胸中而挥之难去，只好吟咏为诗而求得暂时的情绪发泄。尽管杜甫也说过“孔丘盗跖俱尘埃”和“儒冠多误身”的愤激之语，但较之屈原的锋芒毕露和泪血迸流，杜诗中的怨愤似更温和更节制一些。这也许是两人天性禀赋的差异使然，也是杜甫更重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使然。如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云：“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全唐诗》卷二一六）这几句诗类于屈原《离骚》开头部分的叙写，交代自己的身世和志向追求。先说自己的心志越老越发执着，偏要去自比稷、契这样的往古贤臣！因而在世人看来是如此迂阔而空廓无用，一事无成也就是命中注定。然而尽管心里明知这样的理想不合时宜，却甘心辛苦至死而不愿有所改易。从诗人所用“拙”、“愚”、“濩落”等字眼中可看出自嘲之意，然而这实在是渗着诗人心血的一种自嘲，带有浓重的辛酸与幽愤。屈原在理想破灭时决心要以死殉志，他的怨愤染有一种刚烈色彩，“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而杜甫则显得敦厚持重得多，“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虽也怨愤，但更重在表达诗人此志长存、死而后已的坚贞。

“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简成、华两县诸子》，《全唐诗》卷二一九）众生芸芸，为什么只有杜甫最为悲苦呢？他心中何来如许之多的怨愤呢？也许只能反过来说这就是杜甫不同凡众之处，这就是杜诗动人心魄之因，当然这也是杜诗与屈骚的相通之因。

其二，杜诗最具屈骚式的忧患意识。

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有言：“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骚人嗟不见，汉选盛于斯。’则知杜之所得在《骚》。”[7](P502)清刘熙载《艺概·诗概》又云：“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8](P107)依笔者理解，其实他们欲以强调指出的乃是杜诗同于屈骚的文学精神，尤其是同于屈骚的强烈忧患意识，因为只有从此角度才能够寻求到杜诗与屈骚最大的相通和一致。对此，莫砺锋教授《杜甫评传》中有具体精当的评说，兹引录其中的一段：

杜诗中充满着沉重的忧患感：首先，诗人身遭丧乱，穷愁潦倒，当然不能不为自己及其亲友担忧。……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已经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子，他忧郁的目光投向了远为广阔的现实。……忧患感不但直接给杜诗抹上了沉郁的感情色彩，而且使杜诗在反映社会和时代时具有无与伦比的深刻性，在预见或预感当时尚未发生的历史进程时也具有惊人的准确性。所以我们说感情的深挚和思想的深刻是杜诗沉郁风格最深层面的内涵。[6] (P268-269)

也许有人会心生疑问，文学史上抒写忧患意识的诗文可谓多矣，凭什么说杜诗的忧患意识就是对屈骚文学精神的接受呢？凭什么就认为杜诗“纯乎《骚》”呢？从莫砺锋教授的评析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句，即杜甫的忧思不仅仅是为个人悲苦而发的，“他忧郁的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现实”。笔者以为这正是杜诗高于文学史上其它一些同类主题诗文的地方，也是我们认为杜诗继承并光大发扬屈骚忧患精神的原因。黄庭坚题杜甫画像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9]真正是触到了杜甫心底最深处的衷曲。杜甫曾自谓“悲见生涯百忧集”（《百忧集行》，《全唐诗》卷二一九） ，诗人满腔忧愤常化为满纸焦虑和叹息，但其实他却很少单单为一己的遭遇而焦虑，很少陷于自己的不幸而叹息。相反，我们在杜诗中更多读到的是如下这样一些句子，如“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全唐诗》卷二一六）、“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同上）、“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凤凰台》，《全唐诗》卷二一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全唐诗》卷二一九）等。能写出这些诗句的诗人该是多么值得我们尊敬，诗人笔端的忧心伤悲何等凝重而又何等洁净崇高。杜诗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正是人类伟大而高贵的悲悯情怀的集中体现，也应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所共同追求的精神品格。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认为杜诗接受了屈骚，因为杜甫之忧同于屈原之忧，他们都是跳出“小我”而关注“大我”的伟大诗人，其诗歌都是感于家国兴衰与万民苦乐而发出的歌哭，绝非那些仅为个人悲欢而制作的浅吟低唱所能比拟。

[1] 刘开扬.唐诗的风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2]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A].全唐文[C].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曾亚兰,赵季.说仇兆鳌以楚辞注杜诗[J].杜甫研究学刊,1999,(2).黄震云,管亚平：杜甫诗歌题目、笔法、语言与楚辞[J]. 杜甫研究学刊, 2003,(3).

[5] 杨金鼎主编.楚辞评论资料选[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6] 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刘熙载.艺概·诗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9] 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A].山谷外集：卷四[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潘文竹

On Du Fu's Reception of Qu Yuan and Song Yu

(College of Chinese and History, 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Yinchuan 750021, China)

The poems by Qu Yuan and Song Yu hav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ver later generations. Poetic Saint Du Fu was influenced by them in many ways. First, he borrowed some words and used them flexibly. Second, he identified with the literary spirit of melancholy and indignation and absorbed it.

Du Fu; Qu Yuan and Song Yu; reception

I207

A

1005-7110（2011）06-0102-06

2011-10-24

本文为宁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唐代辞赋屈宋接受研究”（2010JY007）的成果之一。

祁国宏（1970-），男，宁夏彭阳人，文学博士，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