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研究的理论范式

陈献光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文宣司；北京100080）

国外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研究的理论范式

陈献光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文宣司；北京100080）

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是加拿大史学家的重要课题，学术流派众多。只有从学术史的角度，将关于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的各方面研究以特定的理论范式为标准作类型化处理，才能对其核心观点和研究方法做出恰当的分析和评价。首先，西部加拿大是否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而存在的问题取决于问题所处的语境；其次，对于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研究，有着两种基本不同的学术倾向；再者，从理想形式的角度看，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的研究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四种研究类型。

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学术史；研究范式

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是加拿大史学家的重要课题，关于它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学术历史，并经历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经常会运用许多的概念和理论模式来阐述和分析西部地方主义，由此形成各种学术流派。对于这些概念和理论模式的认识与理解对于如何研究西部地方主义是重要和有益的。本文主要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将关于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的各方面研究以特定的理论范式为标准作类型化处理，并对其核心观点和研究方法做出一定程度的分析和评价。

一、地区认同与省份认同

在学术界，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经常把西部加拿大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地理区域和有意义的政治实体，并把它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和分析的界限。他们通常把阿尔伯达（Alberta）、马尼托巴（Manitoba）、萨斯喀彻温（Saskatchewan）、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等四省视为一个地区——西部加拿大，也会为此列出许多的理由：其一，四个省份都比较晚建立，主要是在1867年的联邦之后，而三个草原省份则具有更为明显的类似地形和共同的历史经验；其二，四个省份相比较于加拿大其它省份具有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它们的经济也在更高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掠夺；其三，由于西部省份的共同的边界经历、地理位置的隔离，以及经济与人口状况的相似性，这些使西部省份已经形成一种共同的地区政治意识，此种地区政治意识的主要组成部分则是这些省份所具有的对联邦政府和中央制度的怀疑和不满的传统。[1](P119)正是基于以上缘由，这些学者认为，把四个省份看作一个整体的区域，并从把这个地区视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性的行动主体的角度去考虑这个地区的历史发展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作为早期加拿大西部史学的主要人物，马尼托巴大学的莫顿教授（W.L.Morton）于1955年发表《草原政治的成见》（“The Bias of Prairie Politics”）一文，认为西部政治的成见（Western Alienation）起源于西部在联邦中的从属性地位，西部政治抗议的历史到作者撰文为止可以分为殖民地抗议时期、农场主运动时期和乌托邦政治时期三个阶段。[2](P56)约翰.F.康威（John F.Conway）的《西部：一个地区在联邦中的历史》（The West：The History of a Region in Confederation）分几个阶段来探讨西部的政治与经济的历史发展，并简短地阐述西部地区与联邦关系的历史演变和西部地方主义在各个时期的不同表现，重点则聚焦于草原省份的不满的表达和如何争取重建加拿大的政治与经济的秩序。[3]以上两部著作（也是早期研究的特色）主要还是从西部作为整体性意义的政治地区在联邦中的附属地位的角度去考虑西部地方主义，是以西部诸省向联邦要求政治和经济发展平等权为特征。

但是，也有许多学者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虽然上述的学者力图从四个省份的共同性来证明西部地区的整体性存在的观念的意义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四个省份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差异，特别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与其它三省之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与其它三省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其一，不列颠哥伦比亚多山和具有较长的海岸线的地形与其它三省平坦的草原地形的不同，和由此导致的移民和安置模式的差别；其二，自然资源的不同（金属和木材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碳酸钾在萨斯喀彻温，天然气和石油主要在阿尔伯达）和不同的主要资源产业；其三，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其它三省的起源和加入联邦的方式的不同（不列颠哥伦比亚一直保有对省的资源的所有权），以及联邦对各省的政策的一些差异。[1](P120)问题还不仅仅在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与其它三省的差异（两个区域的概念），最主要的反而是这个地区的任何行动的最终政治主体和决策者是各个省份，省份是法律形式的行政主体和实践的权力运作主体，而且，各个省份的居民在二战以来一直发展着强烈的省份认同意识，更为强调自己省份的独特性存在。因此，这些学者认为，把单独的各个省份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实体比这个经常被使用的地区名称更有意义和更为规范性。

吉宾斯（Roger Gibbin）1980年的著作《草原政治与社会：地方主义在衰退》（Prairie Politics and Society： Regionalism in Decline）认为草原已经停止作为一个政治地区，与中部加拿大一样，它也由好几个在联邦中为利益而争斗的省帝国组成，在1940年后的西部草原，省的认同正在取代地区的忠诚。[4]布莱克.唐纳德（Blake Donald E.）的《应对边缘：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国家政治联合体》（Managing the Periphery： British Columbia and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y）一文主要是对不列颠哥伦比亚与加拿大其它地区关系的分析，它也是对西部学术过多地集中于草原省份的研究倾向的一种纠正。[5]通过他的分析，唐纳德提出不列颠哥伦比亚与其它西部省份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

上述两种叙述的理由大体上都符合事实，也有各自的合理之处。对于笔者而言，西部加拿大是否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而存在取决于问题所处的语境。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西部加拿大的概念和存在性的问题并不作地理学意义的考究，它本质上是属于主体的文化观念问题，即个体或群体对于西部加拿大是否具有认同意识。“西部人正是在寻求处理贫困、自然资源发展、供给的成本和产品的销售等问题的政治和经济的方法时，在一直所面临的一系列持续的问题的基础上获得西部加拿大的地区认同意识的最强劲的动力”，[6](P179)从而塑造相似的政治行为范式和共同的地区认同意识。

但是，地区认同不是必然与省份认同相冲突的，地区认同与省份认同都是主体身份认同的内容与表现形式，身份认同不具有必然的排它性。从哲学的意义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主体认同的多重性和处境性。个体具有多重的认同意识，在不同的处境下也有不同的认同倾向，并会随着处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认同倾向。西部加拿大的地区认同和省份认同正是西部人在不同的环境模式下的两种理性选择方式。而且，地区认同和省份认同的主要对应物都是国家认同，地区认同和省份认同也正是处理与联邦的关系时应对不同的具体环境而变化着的认同倾向。

二、两种学术倾向

对于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研究，学者们虽然具有各种不同的具体观点和态度，但是，他们却大体上相关于两种基本不同的学术倾向。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的历史性存在是一个大多数学者承认的明显事实，而西部地方主义的逻辑性起因（逻辑演绎的意义）也正是西部的不满或所谓的西部的离心倾向。但是，问题争论的关键却在于：学者们对于西部的不满的背后所存在的两种基本不同的认识。

第一种观点是从存在性的事实层面去寻求西部不满的根源，认为西部地区历史上长期以来一直被中东部加拿大所牺牲和压制，处于一种特殊的边缘化地位。通过麦克唐纳政府的国家政策，联邦政府把不合理的制度和依附性的经济结构强加于西部。V.C.佛克（V.C.Fowke）认为这种结构的中心特征是与印第安人签订协议、西北骑警和太平洋铁路，并且把这些政策和伴随着他们的保护性关税看作中东部加拿大帝国主义者创立用来掠夺西部的一个工具。[7](P55)佛克也认为渥太华政府把西部作为服务于东部的商业和工业利益的一个资源内陆地区，因此，在草原省份的个体收入比在一个可选择的政策结构下原本可能的要低许多。地理差异和这些联邦政策注定会造成一个以工业的中心区域和一个农业与资源提取为特征的边缘区域。

关税政策、太平洋铁路、经济结构以及渥太华的政治权威确定西部地方主义的存在和地区的不满。如果联邦政策是被设置用来帮助边缘地区克服地理障碍，可能西部还不会有强烈的反应，但是却相反，联邦政府总是更多地代表中部加拿大的欲望而不是大西洋省和西部省的利益。联邦的关税政策和能源政策，在西部看来，都损害西部的地区利益，是偏向中部加拿大而对本地区进行压迫的歧视性政策。根据路易斯.A.伍德（Louis Aubrey Wood）的研究，西部每个农场主每年要为关税多支付100—130元购买商品。[8](P242)而且，西部对于在联邦层面的“不赢”状况也不能够做任何事情，他们不能够通过在渥太华的联邦权力结构和政党体系来保卫他们自己，寻求地方意见的表达渠道，“因为环境的错误循环导致他们在联邦政府的代表的持续虚弱与无权。”[9](P549)正是由于西部地区在联邦政治层面上是永久性的不利状况，联邦政治体制内部地方意见表达的渠道不畅通，西部只能以地方主义的形式、采用体制外的渠道表达地区的利益诉求。

然而，这种流行的观点在西部历史研究的学术循环中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从一个历史的视角接近当代西部地方主义，多伦多大学的卡莱雷斯（J.M.S.Careless）已经宣称“被压制的西部”的概念更多地是一个流行的文化神话，而不是西部历史的精确反映。[10]他认为，虽然上述的观点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但是它只看见历史的一个方面，西部问题不得不根据更加全面的加拿大记录来判断，西部的历史对待必须在加拿大国家层面的更广领域中被界定。例如，西部人一直抗议联邦的保护性关税，认为它迫使他们买高价格的物品，保护中部加拿大商品以避免国外的更便宜的可选择物的竞争。他们也一直以为正是这种转向和不平衡阻止西部自身的制造业的发展，保持它的制造业结构性地依靠于中部。但是，它却没有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所谓的国家建造者主要是考虑西部作为一个将在联邦中央的导向下发展的新的大土地，只有这个进程开始进行时，它才存在着事实上的西部地区共同体；关税的设置也不仅仅是中部主义者欢呼和得益，而是一个真实的国家建构努力的一部分，是一个一直使现代西部成为可能的政策。[9](P549)同时，单独从西部的视角看待中部加拿大的工业发展是短视的，更广的记录显示中部经济的优势是建立在更多的东西的基础上，而不是对西部的关税的控制。肯尼斯・诺利（Kenneth Norrie）也在一系列的重要论文中提出挑战，认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地区影响”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和应该被分析的，但是，他得出结论：在草原省的个体居民并没有独自地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而遭受不公平的经济和非经济的调整负担。[7](P56)而且，他认为，在草原省的工业发展的缺乏（在今天关于联邦的未来争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渥太华的关税政策和铁路运费政策的结果。最后，他提出关税确实重新分配地区之间的收入，但是，它并没有以一种不公平的方式重新分配地区之间的收入。诺利继续认为，这些草原居民并没有向断言的那样遭受“实际上的钱包外转”；相反，他们是失败于在地区差异上的恰当的资本收益率。

因而，对于这些学者来说，西部的不满并不与所谓的“西部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实际相关，“西部的不公平待遇”是虚构的故事，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而西部的不满更多存在于文化观念层面的价值。“被压制的西部”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更为可能的是西部的一些利益集团有意识建构（目的在于寻求西部在联邦中的更大的权力和发展空间）和西部群体的无意识的文化心理（基于特殊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地位的边缘化意识）的共同结果。

两种学术观点的基本差异在于对“西部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的事实承认与否，即西部是否处于被压制与被剥夺的地位。笔者以为，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一方面，联邦政府的一些政策确实偏向中部加拿大的利益，漠视甚至损害西部地区的有利；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联邦体系对于西部的有利的具体证据（例如，农业赤字支付代表着联邦政府对于西部的慷慨），“正是这些有时歧视而又有时有利的联邦计划和政策的持续存在产生西部加拿大人经常性的分离行为，他们时而疏远于他们的国家政府，时而又寻求在国家政策制订的更大参与”。[6](P190)联邦制是省份权力让渡与分配的结果，联邦本身的维系是需要各省付出一定的成本与代价，但与此同时，各省从联邦的维系中获取一定的效益。问题主要在于成本不能高于效益，超出地方的承当界限，例如，“在1974-80年间，资源生产省份多次宣称他们愿意以低于高的国际价格来提供石油给其它加拿大人，但是，作为回报，他们要求对衰竭的资源的生产的一个合理的回归”，[6](P186)成本—效益比正是地方主义强度的内在尺度。

三、四种研究类型

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是多纬度和多层面的历史事物，对于它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具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然而，以研究的视角和采用的方法为分类标准，笔者倾向于从理想形式的角度（在实践中此种区分只意味着研究类型的偏重，并不存在过于纯粹的研究类型）将西部地方主义研究简单地划分为四种研究类型：经济学的研究类型；政治学的研究类型；社会学的研究类型；文化学的研究类型。

在西部地方主义研究的早期，大多数学者都属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种研究类型的范畴，它们采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政治学的分析范式去关注西部地方主义的各个不同的领域。经济学家诺利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西部离心主义，认为所谓的国家政策阻碍西部工业化的说法缺乏根据，西部在早期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西部自身不利的市场条件。[11](PP131-142)也有许多学者力图从加拿大地区之间的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地区的经济差异的研究视角来探询西部地方主义的根源，比较突出的是传统的依附理论[12](PP174-181)的观点。此理论认为加拿大的不发达地区（包括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为发达的工业地区（中部和东部）提供廉价的自然资源，发达地区控制着边缘地区的经济，并形成一种依附性的结构。经济学的研究类型常用的研究视角是政策的成本收益原则、地区的经济结构差异以及在联邦和西部地区的关系中市场机制的运用等等。

政治学的研究类型则主要是把研究焦点聚集于西部的政治行为、西部的政党结构和西部与联邦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它们大多采用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和体系主义的研究方法。草原农场主组织和第三党运动是西部地方主义中受到政治学的研究类型的学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麦可傅森（C.B.Macphersen）的《阿尔伯达的民主》（Democracy in Alberta：Social Credit and the Party System）和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的《农民社会主义》（Agrarian Socialism：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 in Saskatchewan：A Study in Political Sociology）分别对阿尔伯达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的社会信用党和平民合作联盟（CCF）进行深入研究。1979年的约翰・理查兹（John Richards）和拉里・朴拉特（Larry Pratt）的著作《草原资本主义：其力量以及对新西部的影响》（Prairie Capitalism：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New West），考察自西部实行经济多样化运动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继续草原地区研究的老问题：为什么萨斯喀彻温省会走向社会主义，而阿尔伯达省则是社会信用党？他们虽然没有提出这些草原政治运动一贯地是“左翼”或“右翼”的，但是，却认为从政治历史的角度来看，新的省政府是阿尔伯达的右翼运动和萨期喀彻温的左翼运动的历史结果。[13]

经济学的研究类型和政治学的研究类型运用结构化和体系化的研究范式来分析西部地方主义历史背后的经济性因素和体制性机制，它们也往往会比较容易从宏观和中观的层面把握西部地方主义的一些纬度。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加拿大历史学经历一个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时期，西部史学家不再愿意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而是力图多角度、多方位地开展自己的研究。新的研究方法变得流行，特别是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趣。因而，关于西部地方主义的研究，同样出现两种新的研究类型：社会学的研究类型和文化学的研究类型。社会学的研究类型的主要课题是西部社会的结构和西部群体的生活方式与西部地方主义的关系，大多数学者选取的视角是社会阶层的观念和族群团体的历史作用。丹尼期・哈林顿（Denise Harrington）分析西部的不同社会阶层在西部分离运动中的各种表现，以及对于西部分离主义者的社会地位、职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等因素的探讨。[14](P23-24)文化学的研究类型则关注西部人的地区认同意识的建构和历史演变，以及西部群体的心理结构对于西部地方主义的影响的分析。伯纳（Paul W・Bennett）和科尔涅利乌斯（Cornelius J・Jaenen）在他们的著作《新的认同：加拿大历史的选择的问题和分析》（Emerging Identities：Selected Problems and Interpretations in Canadian History）中叙述加拿大历史上的各种不同的认同意识（“有限的认同”）和演变过程，其中有几个章节详细论述西部的地区认同意识以及它对于加拿大联邦结构的影响。[9]此种研究范式更注重探询西部地方主义的文化性根源和历史行动者的主观性体验，但是它更加需要那些相对来说缺乏记载的原始资料和作者接近式的对于当时历史状态的移情。

[1] Robert M.Krause and R.H.Wagenberg, 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Canadi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M].Toronto：Copp Clark Pitman Ltd., 1991.

[2] Doug Owram，Reluctant Hinterland, Larry Pratt and Garth Stevenson, Western Separatism： The Myths, Realities and Dangers[M]. Edmonton： Hurtig, 1981.

[3] John F.Conway, 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 Region in Confederation[M]. Toronoto： James Lorimer & Company, 1984.

[4] Roger Gibbin, Prairie Politics and Society： Regionalism in Decline[M].Toronto： Butterworth and Co., 1980.

[5] Blake Donald E.,‘Managing the Periphery： British Columbia and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y’, R.Kenneth Carty and W.Peter Ward, National politics and Community in Canada[M].Vancouver：UBC Press, 1986.

[6] David Elton,‘Western Grievances-A Long History’[A].Paul W.Fox and Graham White, Politics： Canada[C].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91.

[7] Gerald Friesen, ‘Recent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Prairie West’[A].Carl Berger,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Canadian History[C].Toronto： Copp Clark Pitman Ltd., 1987.

[8] Louis Aubrey Wood, A History of Farmer’s Movement in Canada[M].University of Toronto, 1975.

[9] Paul W.Bennet and Cornelius J.Jaenen, Emerging Identities：Selected Problems and Interpretations in Canadian History[M]. Ontario： Prentice-Hall Canada Inc., 1986.

[10] J.M.S.Careless, The Myth of the Downtrodden West, Saturday Night, 1981.

[11] Kenneth Norrie, ‘Some Comments on Prairie Economic Alienation’[A].Carlo Caldarola,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Alberta：Research Papers[C]. Methuen Publications, 1979.

[12] Thomas J.Courchene,‘A Market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Disparities’，Ronald Hinch, Debates in Canadian Society, Ontario： Nelson Canada, 1992.

[13] John Richards and Larry Pratt, Prairie Capitalism：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New West[M].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79.

[14] Denise Harrington, ‘Who are the Separatists?’，Larry Pratt and Garth Stevenson, Western Separatism： The Myths, Realities and Dangers[M].Edmonton： Hurting, 1981.

责任编辑：侯德彤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Overseas Studies of West Canadian Localism

CHEN Xian-guang

(Dept of Culture and Publicity,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of the PRC, Beijng 100800, China)

Localism in West Canada is a major subject for experts of Canadian history.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 and categorize the various studies of West Canadian localism by using specific theoretical paradigms, can its core viewpoints and research methods be analyzed and judged. First, whether West Canada exists as a whole region depends on the context of the problem. Second, there are two basic academic trends in the studies of West Canadian localism.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al forms, studies of West Canadian localism include four types of approaches： economics, politics, soci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Canada; west region localism; academic history; research paradigm

D521

A

1005-7110（2011）06-0120-05

2011-10-06

陈献光（1980-），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宣司，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