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蜀夷陵之战主战场方位的考辨

王前程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关于吴蜀夷陵之战主战场方位的考辨

王前程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吴蜀夷陵之战是一场影响三分天下的关键性战役，对于此战的主战场方位等核心问题，学术界混淆莫辨。据笔者的考辨：夷陵之战之主战场在长江南岸，猇亭、马鞍山等大战之地位于今湖北宜昌江南宜都市五眼泉乡和长阳县磨市镇一带。由于《三国志》记述地名方位简单而含混，加上历代文人学者未加辨析以讹传讹，更因小说《三国演义》错乱的描述，最终导致后人误解，将猇亭、马鞍山等大战之地移位至江北岸。

夷陵之战；主战场方位；猇亭；马鞍山；江南；错位原因

三国初期的吴蜀夷陵之战是一场影响三分天下的关键性战役，也是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三大战役”之一。但无论从历史角度看，还是从军事角度看，夷陵之战都存在着诸多疑点，而对于其主战场方位等核心问题，当今学术界更是混淆莫辨。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粗略探讨与考辨，敬请方家指正。

一、当代学术界关于夷陵之战的主要分歧

蜀汉章武元年至二年（221-222），刘备为了夺回关羽丢失的战略要地荆州，亲率十余万大军东征孙吴，东吴陆逊率迎战，最终刘备惨败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地区）。夷陵之战从蜀汉进攻到败退，历时一年，其战线亦长，从鱼复（今重庆奉节）至宜都猇亭（今湖北宜都西），绵延六七百里，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大战。

然而，对于这场著名战役的战场方位的描述，当代历史学界和军事学界十分含糊混乱。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修订本）第五卷：“章武元年（221），刘备率师伐吴，与孙权争夺荆州。刘备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自己亲率大军自江南缘山截岭，树栅连营军于夷道猇亭（今湖北宜昌北）。”[1]205张岂之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历史》之《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刘备自秭归率军向前推进，连营数百里，前锋屯驻夷道（今湖北宜都）和猇亭（今湖北宜都北）。陆逊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不与蜀军决战。双方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对峙数月。”[2]158张大可《三国史研究》：“（陆逊）围歼蜀军江南主力于涿乡，涿乡在江北夷陵之西。刘备率残部靠拢黄权的江北军，升马鞍山居高据守。”[3]100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室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代军事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三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作将“马鞍山之战”图示在江南，却又无一例外地将“猇亭之战”图示在江北，以箭头标明刘备主力几度跨越长江。刘备时而南渡长江，时而北渡长江，一会儿是江南缘山截岭，一会儿是江北树栅连营（所谓“宜昌北”等实指江北之地），仿佛长江天堑不过是一跃而过的小沟渠，而刘备统率主力进攻江南，东吴大军居然跑到江北夷陵涿乡去围歼，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

之所以出现如此混乱不清的现象，是因为夷陵之战中“猇亭”和“马鞍山”等核心地名究竟位于何处，学术界真伪难辨。“猇亭”是吴蜀两军对峙之地，也是陆逊击退刘备之地。“马鞍山”是蜀军从猇亭败阵之后据守激战之地。当代绝大多数权威工具书和军事地图集均将“猇亭”定位于长江北岸，叙述“马鞍山”则多含糊不清。《辞源》释“猇亭”：“地名，在今湖北宜都县境长江北岸。三国蜀章武二年吴将陆逊曾大破蜀刘备军于此。”[4]2005释“马鞍山”：“在湖北宜昌县西北，三国蜀刘备攻吴，为陆逊所败，备登马鞍山，陈兵自绕，即此。”[5]3449《辞海》释“吴蜀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猇亭（今湖北枝城北长江北岸）。”[5]1790《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释“马鞍山”：“在湖北宜昌县西北六十里。《三国吴志陆逊传》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至夷陵界，逊破其二十余营，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6]767《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释“猇亭”：“在今湖北枝城市北长江东岸。三国蜀章武二年刘备伐吴，进军于此。”[7]1038释“马鞍山”：“在今湖北宜昌市西北。三国时刘备为吴陆逊战败，升马鞍山陈兵自绕。”[7]99而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编写的《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则将“猇亭”、“马鞍山”、“涿乡”等地名全部图示在江北。

但学术界亦不乏将“猇亭”和“马鞍山”定位于长江南岸的意见。如任昭坤说：“刘备大败之时是在江南，是从江南引退至秭归南，再北渡到秭归的。……马鞍山当位于夷陵西北的长江南。”[8]79～80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海地图出版社1985年版）将“猇亭”标示在南岸的宜都、长阳境内。台湾三军大学主编《中国历代战争史话》（台北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则将“猇亭”、“马鞍山”等主战场均图示于长江之南。本世纪以来，主“江南说”的声音渐多。如重庆师范大学杨华教授说：“不仅‘马鞍山’的位置不在江北，而且当时吴、蜀双方作战的主战场也不在江北，马鞍山实际位于江南长阳县东部，吴蜀双方的主战场也在江南宜都西部与长阳东部交界地带。”[9]宜昌本地学者刘明春、张启揆、袁在平、申义盛等亦明确提出“猇亭”和“马鞍山”等核心地名位于江南的主张。然而，主张夷陵之战主战场位于江南的意见终归是少数派，并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二、夷陵之战之主战场在江南

夷陵之战的主战场究竟在江南还是在江北？“猇亭”和“马鞍山”究竟在何处？这应当以原始历史文献为依据，而不应当以想当然的推测来以讹传讹。我完全赞同夷陵之战之“江南说”，理由如下：

（一）主要史籍对夷陵之战主战场的记述明确指向江南

陈寿《三国志·先主传》：“（蜀汉章武二年）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陆议大破先主军于猇亭，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10]663①后文中凡引用《二十四史》之原文，皆不注释。《三国志·黄权传》：“先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三国志·朱然传》：“黄武元年，刘备举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与陆逊并力拒备。”《三国志·陆逊传》：“（陆逊）以火攻拔之。……破其四十余营。备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常璩《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先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先主连营稍前，军于夷道猇亭，遣侍中马良经佷山，安慰五溪蛮夷。”[11]19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汉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使督江北诸军；自率诸将，自江南缘山截岭，军于夷道猇亭。”[12]2200

《三国志》、《华阳国志》、《资治通鉴》是记述吴蜀夷陵之战最权威的史籍，其提供的线索是完全一致的：刘备自秭归南渡长江，从江南“举兵攻宜都”，同时派黄权“督江北诸军”牵制“魏师”并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即刘备与黄权隔江行动，黄权在江北，刘备在江南。司马光还担心读史者混淆不清，因而特别强调刘备“自江南缘山截岭”。陆逊在江南宜道猇亭一带用火攻击溃蜀军、又在马鞍山重创刘备后，刘备从江南败退至秭归。黄权统领的江北军被东吴水军断绝了水上退路，被迫降魏。《三国志·黄权传》曰：“南军败绩，先主引退。而道隔绝，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于魏。”《三国志·文帝纪》亦曰：“八月，蜀大将黄权率众降。”从裴松之的注释中可知，黄权率领史郃等三百一十八名将佐投降，魏国“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为列侯，为将军郎将百余人。”说明黄权所督江北诸军是未经激战保存完整建制而降魏的。如果刘备在江北大败，黄权所部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支援；如果刘备从江北撤退，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带黄权一起撤退。史籍记述如此清晰，而后人竟将夷陵之战主战场武断地拉到长江北岸，实是对历史真相的背离。

（二）客观形势致使刘备选择从江南进军

战争以速战速决为上，这是军事常识。刘备从章武元年七月开始着手伐吴，直到章武二年二月即拖延了大半年才兵出秭归大举进攻。这并非因为秭归等地久攻不下，而是刘备心存顾虑，许多问题需要慎重考量。他之所以最终选择从江南进军，是客观形势所迫：

（1）从长江水路进攻，难以攻破东吴水军防线。

夷陵（今宜昌地区）地处三峡峡口，山高路险，江河纵横，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刘备出川争荆州，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从水路顺江而下，二是走江北夷陵道，三是走江南夷道。蜀汉居长江上游，对于下游的东吴来说具有天然的地利优势。《三国志·陆抗传》记载吴国镇守西陵（夷陵）的大将陆抗曾上疏提醒吴帝谨防上游来敌的进攻：“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三国志·陆逊传》亦记陆逊率部迎战刘备之初，同样担心蜀军顺江而下：“臣初嫌之，水陆俱进。”所以，顺江而下进攻东吴无疑是蜀军的最佳作战方案。

然而，当时蜀汉实乏同东吴水上作战的资本。三国之中东吴水军力量最为强大，造船技术最为先进，赤壁之战打败曹军主力的是东吴水军，后来孙权派将军卫温等率水军万人横渡海峡经略夷州（今台湾），其水上作战能力与航行技术可想而知。本来，关羽的荆州水军尚有较强的战斗力，但在吕蒙偷袭荆州之战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益州水军不过是刘备伐吴之前临时组建而成，运送物资、兵员、防护渡口尚属勉强，论作战则根本不是东吴水军的对手。《三国志·黄权传》：“（刘备）将东伐吴，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所谓“吴人悍战”，即指东吴水军所具备的令人生畏的水战优势。刘备不选择从大江上进攻东吴，实为无可奈何之举。

（2）从江北夷陵道进攻，既不易解决运兵难题，又可能冒吴、魏夹击之风险。

所谓“夷陵道”，即从夷陵通往当阳、江陵的驿道。今之学者们多不了解鄂西宜昌地区（古夷陵）的地貌地形，误以为刘备大军从江北秭归出发进军至江北猇亭，失利之后再从猇亭沿长江北岸撤回秭归、奉节。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诚然，江北夷陵道上多为平缓的丘陵和谷地平野，便于大部队行军和作战。但从秭归（今秭归县归州镇）至夷陵（今宜昌市）大约160里的江北岸则多为海拔500米至1500米的高山（部分山峰超过2000米），成南北走向，阻隔东西。正如张启揆所说：“长江三峡两边，虽然都是崇山峻岭，但江北岸是神农架主峰的边缘，群山更为险峻，因此自古以来，江北一直无路可通川东。这种情况至今也没有改变。所以从古至今由鄂入川的陆上通道，都是在江南这一边。现在的318国道，以及即将修建的川鄂高速公路和铁路都选择在江南，也是这个原因。”[13]本世纪之初挖洞架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江北修建了一条通往三峡大坝不足30公里的专用公路，三国时期的刘备大军不大可能从江北“缘山截岭”。

如果刘备选择从江北夷陵道进攻东吴，则必须将其十余万大军用船运送到夷陵城。《三国志·先主传》：“（章武元年）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由此可知，蜀汉军队在章武元年（221）七、八月间就攻占了秭归，直至次年（222）正月间才攻占夷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从鱼复至巫县、秭归一线沿江两岸有“步道”（栈道）可通，可以水陆并进，蜀汉可以充分发挥步卒攻城的优势，故而李异、刘阿等东吴水军将领只好放弃巫县、秭归等地撤回夷陵布防。而从秭归向夷陵进攻只能依靠水路，所以吴班等蜀汉将领在秭归停留了数月，这显然是需要准备大量船只，筹划有效的进攻方案。蜀汉章武二年正月，吴班、陈式等率三万余水、步军乘船东出三峡峡口，并一举夺取了夷陵城，“夹江东西岸”扎营布防，与东吴水军对峙。西陵峡水流湍急，船只顺江而下容易，逆水而上则难，加之吴班攻占夷陵时损失的船只肯定不少，而驻扎在秭归的刘备主力尚有八九万人，从水路运兵至夷陵则成了不易解决的难题。况且刘备本来就未打算选择从江北夷陵道进攻东吴。因为从江北夷陵道进攻，刘备担心遭到孙、曹夹击。两年之前关羽就是在曹、孙的夹击之下败亡的，如果选择夷陵道作主攻方向，必然会遭到枝江、当阳一线东吴重兵的阻击，而夷陵北部的上庸、房陵和东北部的南漳、宜城等地为曹魏控制，假如吴、魏再次联手，魏军从房陵、南漳一带直下远安、当阳、夷陵，切断蜀汉大军退路，则形势不堪设想。这是刘备深为忌惮的。故而刘备舍弃江北进攻路线，仅派黄权前往夷陵，统领运送到那里的三万余人马守护江北夷陵道以牵制吴军与“防魏师”，保证侧后安全。

（3）从江南进攻，可以掌握较多主动权。

刘备认为兵出江南有三个有利因素：第一，有利于后勤补给。不单可以避免吴魏夹击的风险，还可以保证军需物资和兵员。蜀汉夺取秭归后，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刘备当年经营武陵郡，与蛮夷部落关系密切，选择从江南进军，可以得到五溪蛮夷的响应和支持，后勤保障不成问题，且能增强兵力，胡王沙摩柯率部参战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十分有利。从江南进军，兵锋可以直指宜都、公安。宜都位于长江和夷水交汇处，乃江南战略要地。沈约《宋书》卷三十七《志第二十七·州郡三》：“魏武平荆州，分南郡枝江以西为临江郡，建安十五年，刘备改为宜都。”刘备改“宜都郡”，辖夷陵、夷道、佷山等县，郡治设在夷道县（后来迁至江北夷陵），并任命张飞为宜都太守，足以说明刘备非常看重宜都的战略价值。诚然，如果蜀汉重新夺回宜都，既可以从陆路直下公安，进而控制武陵、零陵等郡；也可以从水路直捣南郡大本营江陵，动摇东吴军心；还可以溯江而上约50里进攻西塞关隘（荆门、虎牙二山紧锁大江，为楚之西塞，为东吴水军重兵防守之地），从而与江北黄权所部呼应，对东吴水军形成夹击之势。同时，刘备以为长江以南、湘水以西的南郡、武陵郡、零陵郡等地是其统治时间最久、拥戴蜀汉态度最坚定的地区，公安、宜都等重镇又是蜀汉最初起家之地，蜀汉大军重回故地，其部落长老和旧部官员就会纷纷响应，在政治上极为有利。第三，江南道路相对平缓，便于撤退。从秭归至夷陵，江北岸为高山深壑。但从秭归南渡长江，沿东南方向进军宜都，这一带多为海拔500米以下的山丘，相对平缓，便于进军，也便于撤退。

（三）历代重要地理文献将夷陵之战大战之地“猇亭”定位于江南

在夷陵之战中，刘备驻营于“夷道猇亭”，陆逊大败刘备军于“猇亭”。可见，“猇亭”是最为关键的地名。而“夷道猇亭”一词说明“猇亭”在夷道县境内，因而首先应弄清“夷道县”的方位。

其实，历代权威地理著作均有明确记载。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西汉南郡辖夷陵、当阳、枝江、秭归、夷道等十八县，其记夷道县时说：“夷道，莽曰‘江南’。……夷水东至夷道入江。”范晔《后汉书·郡国四》记东汉南郡辖十七县，与西汉相近，只是将与夷道县紧邻、原属武陵郡管辖的佷山县（今长阳县）归入南郡。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中注释“东南过夷道县北，夷水从佷山县南，东北注之”一句云：“夷道县，汉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王莽更名‘江南’，桓温父名‘彝’，改曰‘西道’。魏武分南郡置临江郡，刘备改曰宜都。”[14]794～795由此可以说明两点：（1）两汉之夷道县位于江南，不辖江北或江东之地（江北、江东属于夷陵、枝江等县辖区），王莽时期索性将“夷道县”直接改为“江南县”。（2）夷道与夷水（又称“清江”）有关，也与汉武帝开发大西南地区有关，所谓“夷道”即通往西南夷的道路，这条道应是沿着夷水流域向西南方向延伸的，今之鄂西南、湘西和重庆彭水等区域都是夷道通往之地。

元代学者王幼学在注释朱熹《通鉴纲目》中“帝进军猇亭”一句时曰：“猇亭，在夷道。即今峡州宜都县地。”[15]839指明“猇亭”位于宜都境内清江流域的“夷道”上。清初顾祖禹说得更明确：“猇亭：在（宜都）县西。其地险隘，古戍守处也。蜀汉章武二年先主伐吴，帅诸将自江南缘山截岭，军于夷道猇亭。”[16]3687既点明了猇亭的军事用途与大体方位，又点明了猇亭与刘备驻营伐吴的关系。既然“猇亭”在夷道县境内，那么，夷陵之战的主战场则无疑在江南。既然“猇亭”位于江南，那么，刘备刚从猇亭败退后所“升”之“马鞍山”则理应在江南，距离猇亭应该不远，因为此时的刘备不可能轻易渡过东吴水军控制的浩浩大江且能保存数万人马登上江北岸的马鞍山（蜀汉水军仅仅控制了西陵峡口20里的江段，从夷陵城至宜都城尚有约近百里的江段）。事实上，南宋郭允蹈已说明这一问题，其《蜀鉴》卷二曰：“马鞍山，在猇亭。《夷陵志》云：‘夷陵要害，南有石鼻、马鞍、猇亭。’”[17]500石鼻山又名石簰山，即今宜昌夷陵区西南部三斗坪镇的石牌，位于江南。《夷陵志》作于何时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不会晚于宋代，其明确记述了马鞍山、猇亭和石鼻山均是长江南岸的险要之地。而《蜀鉴》又指明了猇亭附近有马鞍山。顾祖禹亦云：“胡氏安国曰：‘峡州大都险要，皆在南岸。’”[16]3679胡安国为南宋著名历史学家，他说夷陵地区的险要关隘大都在江南，与《蜀鉴》所引《夷陵志》的记述正好吻合。既然夷陵地区江南山丘相对平缓，那么为何又多险要呢？这不难理解：既然江北是天然险隘，就无须设防；江南尚可通行，自然就需要设关置隘了。

综合上述各种因素看，吴蜀夷陵之战的主战场在江南是毋庸置疑的。

三、“猇亭”、“马鞍山”之具体位置及其错位的原因

顾祖禹说“猇亭”在宜都县西，但具体位置何在？今天尚缺乏翔实记载的文献与考古物证。宜都学者申义盛在《“猇亭”本应在宜都市境内》一文中推测说：“‘猇亭’的具体位置就可能在丹水与夷水交汇处，即今天的宜都市五眼泉乡鸡头山村一带。”[18]247此推测与顾祖禹所说方位相符，今五眼泉乡鸡头山村位于宜都市西约十五里处。但猇亭未必建在江河交汇处。南朝顾野王《玉篇·犬部》：“猇，虎欲啮人声也。”宋代官修韵书《集韵·爻韵》：“猇，犬声。”两种解释看上去矛盾，实则并不冲突。“猇”与老虎有关，老虎发出吼声，家犬闻之吠声连连，实属自然。古代夷水流域多山多虎，蛮夷部族多以白虎为图腾。《水经注》卷三十七《夷水》曰：“两岸石上有虎迹甚多，或深或浅，皆悉成就自然，咸非人工。”[14]865“猇亭”之称当与此存在关联。又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亭”字曰：“民所安定也。亭，有楼，从高。”古代建“亭”主要有两大用途：一是驿站，供行人停留食宿的处所；二是瞭望远处、监视敌情的哨所。足见“猇亭”多半是建在有老虎出没的山谷间或山梁上的楼亭，不大可能建在河流交汇处的开阔地带。《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四》之“宜都县”条：“汉夷道县，属南郡，后汉因之。永和二年武陵蛮反，寇夷道。”[16]3685可见汉代夷道猇亭最大可能是建在夷道上的军事哨所和关隘，既是防止蛮夷入寇的军事关隘，亦是沟通联系蛮夷的通道，其位置应较为险要，如果处于平缓开阔之地，陆逊不可能将它作为阻止刘备进攻的最后防线。今天宜都西部五眼泉乡北部紧靠清江（古称“夷水”），南部紧靠汉洋河（古称“丹水”），从南至北山多林密水深，是阻止敌人进攻的最佳防区。因此，我认为夷道猇亭位于今清江南岸的石门村至汉洋河北岸的龙口子村这一片区域的可能性最大，这一区域距离陆逊坐镇指挥之地宜都城约有三四十里。

那么，马鞍山的具体位置又在哪里呢？山形似马鞍的山丘多被称作“马鞍山”，仅夷陵（今宜昌市）至少有四个马鞍山：秭归县一个，夷陵区西北一个，长阳县渔峡口镇一个，长阳县磨石镇一个。刘备败退于猇亭，亲率数万大军升马鞍山据守，说明马鞍山距离猇亭的确很近。从距离和地形等情况看，只有长阳磨石镇的马鞍山符合夷陵之战古战场的特征：（1）它位于今磨市镇西约十五里处，向东南进军约三十里可至猇亭（今五眼泉乡石门村、龙口子村一带），再向东进军约三十里可至宜都城，符合夷陵之战吴蜀双方对峙态势。（2）马鞍山周围地形适合驻营。清代同治三年编纂的《宜昌府志》云：“马鞍山：县（长阳县）西南三十里，山极高大，宽广约数十里，中峰突起，自宜都望之，形如伏马，相传汉昭烈驻师于此。”（宜昌市档案局档案馆、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清人陈惟模、谭大勋纂修《同治长阳县志》亦云：“马鞍山：县西南三十里，山极高大，宽广约数十里，中峰突起，自远望之，形如伏马。……云台山：县南三十里。马鞍山之左，两山并峙，峰尖参差迭出，山顶宽广平正如台，因名。”(《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足见马鞍山一带山丘既高大又平正，适合安营扎寨和凭险据守，因刘备曾驻营于此，长阳磨市镇百姓至今仍叫“云台山”为“营台山”。（3）马鞍山周边产生过许多关于夷陵之战的传说故事。马鞍山上有“走马岩”，传说刘备被迫登上马鞍山后寻找突围之路时曾骑马在悬岩边走来走去，留下了许多马蹄窝，故称“走马岩”；磨市镇东南约十五里外有芦溪，原名“陆溪”，传说陆逊派兵伏击刘备处；今磨市镇所在地为三国时期的“救师口”，传说马良曾在此率五溪蛮夷兵救援过刘备；救师口西南五里处为“驻马溪”，传说刘备马军驻扎于此；马鞍山下左侧有七八里长的小冲，称为“小营头”，其右侧有十里长的小冲，称为“大营头”，传说刘备曾在此驻兵设营得名；磨市镇东北八里处为金银冲，原名“军营冲”，军营冲的北端为“铁门槛”，传说吴蜀激战之地，今磨市镇民间仍流传着“打进军营冲，难过铁门槛”的东吴谚语。此外，向西北方向延伸近三百里的区域内（今长阳县和秭归县境内）均有蜀汉兵败夷陵的故事流传，如落阵岭、釜烂滩、叹气沟、点军河、马回溪、跌马坡等等①参见湖北省长阳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王守玉等人1982年编写的《长阳县地名志》和刘明春1998年编写的《长阳地名传奇》等内部资料。，基本勾画出了刘备仓皇撤退的整个线路图。

无论是朝廷组织编修的正史，还是地方官员组织编修的地方志，无论是深具影响的地理学著作，还是流行于民间的地名传说，都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夷陵之战的主战场在江南，“猇亭”与“马鞍山”这两个让刘备永远伤痛的地名位于今天宜昌市南岸的宜都、长阳境内。但后人为什么会稀里糊涂地将它们移位至江北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如下：

第一，源自《三国志》的含混。尽管陈寿《三国志》在刘备、黄权等核心人物的传记里对夷陵之战主战场的方位作了比较清楚的记述，但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则十分笼统，使用地名也很随意。如《马良传》：“先主败绩于夷陵，良亦遇害。”《文帝纪》：“闰月，孙权破刘备于夷陵。”《潘璋传》：“刘备出夷陵，璋与陆逊并力拒之，璋部下斩备护军冯习等。”《陆逊传》：“（刘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逊上疏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徐盛传》：“刘备次西陵，盛攻取诸屯，所向有功。”

“夷陵”频繁出现于吴蜀战事的记述中，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夷陵”是吴蜀大战区域内历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地名。乐史《太平寰宇记》曰：“《吴录》云：‘蜀昭烈皇帝立宜都郡于西陵’，即夷陵也，在吴、蜀之界，吴得之，颇为重镇。”[19]2860可见刘备设立宜都郡，郡治在夷陵县（最初郡治在夷道县）。《三国志·吴主传》云：“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说明东吴夺取刘备宜都郡后，仍以夷陵为郡治。作为历史名城与军事重镇，夷陵无疑是这一区域的政治文化中心，发生于这一区域内的事件，无论在江南还是在江北，人们都习惯用“夷陵”来概称。《陆逊传》使用“夷陵界”一词，显然也是一个泛指地名，范围自然包括江南地界。《徐盛传》还使用了后来的地名“西陵”，夷陵之战结束半年后，东吴改江北“夷陵县”为“西陵县”。“西陵县”并不管辖江南猇亭一带区域，但因为“西陵县”是东吴宜都郡郡治和军事边镇，故而用“西陵”来泛指吴国西部区域。后来陆逊之孙、陆抗之子陆机在《辨亡论》中论及夷陵之战时也使用了泛指地名：“（刘备）志报关羽之败，图收湘西之地。而陆公亦挫之西陵。”[20]990魏晋文人们如此随意使用地名，当时人并不会弄错。但是，随着时代越来越久远，行政区划不断更改，后人难免会引起混乱：因为夷陵核心区域在江北，而蜀汉伐吴之役又习称“夷陵之战”，人们自然会将古战场与江北地区联系在一起。

第二，源自相同行政区域名并存的历史。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四》之“宜都县”条：“夷道城，在县西北。后梁与陈划江为界，夷道属陈，梁因于江北岸别置夷道县，并立宜都郡治焉。”[16]3685南北朝时期梁朝被陈灭亡之后，梁朝王族在西魏的扶持下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建都江陵（今湖北荆州），史称“后梁”。后梁仅辖江陵周边几个县，西至枝江一带。后梁统治者在好大喜功心理的驱使下，于江北枝江一带另立宜都郡夷道县，与江南原有宜都郡之夷道县并存。尽管后梁只存在了三十余年，但两个宜都郡夷道县并存的历史给后人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南宋著名地理学家王象之作《舆地纪胜》，其卷第七十三《荆湖北路》之“古迹”条云：“故夷道县城：《寰宇记》云，在宜都县东五十里。”[21]2439～2440从《太平寰宇记》所指的方位上看，此处的“夷道县城”应是后梁所建的夷道县城，位于长江东北岸的枝江境内。乐史、王象之等学者并未分清它与两汉夷道县城的差别而混为一谈。

第三，源自后世文人学者的错讹。中国自古地名极为复杂，地名重名、地名相近以及改名现象十分突出，出现错讹实属自然，如“夷陵”、“夷陵道”与“夷道”相近，“宜都”与“宜昌”相近，“马鞍山”之名比比皆是，等等。这类地名混在一起极易出错，即使是学识高深的文人学者，也在所难免。郭允蹈《蜀鉴》卷二云：“（刘备）以权为镇北将军，自率诸将自江南缘山截岭，军于夷道猇亭。……猇亭，在今峡州夷陵县；踪迹夷灭，已不可考。”[18]499前边说刘备“军于”夷道之“猇亭”，后边却说“猇亭”在夷陵县。这要么是郭允蹈的笔误，要么是他自己已经混淆不清。在“马鞍山”的问题上，历代学者错讹更严重。王象之《舆地纪胜》：“马鞍山：在夷陵县西六十里。《通鉴》：黄武元年陆逊攻刘备将张南、冯习，破其四十余营，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即此山也。”[21]2434元初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卷六十九中“汉主升马鞍山”一句时亦云：“今峡州夷陵县有马鞍山。”[12]2203将江南、江北多处的马鞍山混为一谈，显然是重名现象以及他们不熟悉夷陵地形所致。受宋人影响，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之“夷陵州”条中亦延续了宋人的说法：“又马鞍山，亦在州西北三十里。先主为陆逊所败，升马鞍山陈兵自绕处也。”[16]3681顾祖禹在同书同卷里将“猇亭”界定在江南，说刘备在江南驻营，而又将“马鞍山”界定在江北。大概他认为刘备先在江南猇亭大败，然后到了江北马鞍山，再次遭到惨败，因此他叙述道：“先主之东讨也，从巫峡、建平至夷陵，列营数十，陆逊固守夷陵以待之。”[16]3679索性将《吴书·陆逊传》中的“夷陵界”改为“夷陵”，并加上“陆逊固守夷陵”字句。刘备既然在江南猇亭驻营，陆逊居然跑到江北“固守夷陵以待之”，这显然是相互矛盾说不通的。

第四，源自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本来罗贯中是一位严肃的历史文学作家，其《三国志通俗演义》遵循历史真实原则，在描述吴蜀夷陵之战时，明确地写出了双方大战江南的史实。但罗贯中在地理方位上同样显得十分混乱。小说卷之十七《关兴斩将救张苞》写孙桓大败之后询问部下何处可守，回答道：“此去正北夷陵城，可以屯兵。”孙桓进占夷陵城，结果被冯习、张南围得水泄不通。《吴书·陆逊传》：“孙桓别讨备前锋于夷道，为备所围，求救于逊。”毫无疑问，孙桓被困的是江南夷道上的某座城堡（也可能就是“夷道城”），小说将“夷道城”错讹为“夷陵城”，引起方位上的混乱。《白帝城先主托孤》一节又写道：“章武二年夏六月，东吴陆逊大破蜀兵于猇亭夷陵之地，先主在马鞍山陈兵自守”（此叙述亦受朱熹《通鉴纲目》记述之影响）。将“猇亭”、“马鞍山”与“夷陵”并提，极容易使广大读者误以为“猇亭”、“马鞍山”等激战之地均在江北夷陵县境内。罗贯中的含混、错讹事出有因：自刘备设立宜都郡后，“宜都”之称逐渐取代“夷道”之称；至唐朝贞观年间，夷道县被撤消并入宜都县，隶属于夷陵郡（峡州），从此，“夷道”、“夷道县”、“夷道城”等名称便逐渐消失于人们的记忆里；八百年后罗贯中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时，世人只知道“夷陵”、“宜都”，而不知“夷道”，故而“夷道”自然就被混为“夷陵”。更为麻烦的是小说将长江两岸作为吴蜀大战之地。《先主夜走白帝城》一节先叙述道：“先主于猇亭尽驱水军顺流而下，沿江屯扎水寨……命黄权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先主自督江南诸军，夹江分投结营。”接着叙述马良回川向诸葛亮汇报道：“今移营夹江，横占七百里，下四十余屯。”后文又叙述陆逊排兵布阵，命“韩当引一军攻江北岸，周泰引一军攻江南岸”，刘备则“令关兴亲往江北，张苞亲往江南，各看虚实”。吴军发起火攻，结果“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先主遥望遍野火光不绝，死尸重叠，塞江而下”。在罗贯中笔下，夷陵血战时而在江北，时而在江南，仿佛波涛汹涌的大江如同举步即过的小水沟。于是，“火烧连营七百里”之后，刘备自然就会跨过大江，向江北逃命了。由于《三国演义》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夷陵之战的大战之地移位至江北实属情理之中。明清以后“猇亭”之名渐渐出现于江北岸，江北岸有虎牙山、虎牙滩、虎脑背等地名，亦是世人将“猇亭”附会至此的基础之一。如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六十八《荆州府·古迹》云：“猇亭：在宜都县北三十里大江北岸，一名兴善坊，今名虎脑背市。《三国蜀志先主传》章武二年陆逊大破先主军于猇亭。”[22]230《大清一统志》距离夷陵之战已有一千四百余年，它对“猇亭”未作任何考辨，也未说明其定位于江北的依据何在，显然是在《三国演义》的影响之下结合近似地名所作的臆测与附会。而当代军事历史学界记述夷陵之战方位所存在的混乱现象，恐怕与《三国演义》、《大清一统志》等脱不了干系。

由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三国初期的吴蜀夷陵之战是一场影响三分天下的关键性战役，其主战场位于长江南岸，猇亭、马鞍山等大战之地大体位于今宜昌地区江南宜都市五眼泉乡和长阳县磨市镇一带。由于《三国志》记述地名方位简单而含混，加上历代文人学者未加辨析以讹传讹，更因小说《三国演义》错乱的描述，最终导致后人误解，将猇亭、马鞍山等大战之地移位至江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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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9

A

1001-4799（2011）01-0096-07

2010-10-29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0］186

王前程（1963-），男，湖北浠水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文化研究。

邓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