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小说观及其建构逻辑

王 炜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论梁启超的小说观及其建构逻辑

王 炜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梁启超由传统小说论重“箴规”转向重“群治”，由重劝善惩恶到重提升民智。梁氏将小说置于“民—群—国家”这一政治框架之中，并使之形成完整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意义统系。梁启超的小说观自有其内在的建构逻辑：小说的基本特质是“易入人心”，因此，小说具有“新民”的功能，小说能发挥重要的“群治”作用，有助于提升民智，祛除积弊，建设“盛强之国”。全面地考察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可以看到，梁启超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视之为开通民智之津梁、涵育民德之工具，只是在小说置于政治架构中，才具备有效性。当梁启超在学术领域内讨论小说时，他并不认为小说具有超逾其他文本类型的价值。

梁启超 小说观 政治构架 新民 群治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刊行《新小说》杂志，并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大声疾呼“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从而开启“小说界革命”之端始。梁启超的主张之所以能在小说界引发一场“革命”，是因为梁启超既承续了传统社会对小说的定位，又将小说置于全新的关系系统——“国家”等近现代政治架构之中，重新估定了小说的价值。

一

梁启超一贯重视小说的实用性。1897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提出，要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必须“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2]。这些“蒙学之书”有7类，其中说部书即小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梁启超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3]，“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以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4]。

梁启超重视小说的现实功用，强调小说与“群治”间的关系，实有其历史必然性。

首先，小说具有“易入人心”的特点。明清时，不少论者均谈到，小说系“绮语，事鄙而情真，易于留人之眼，博人之欢”[5]。小说的情节曲折，“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6]。相较之下，经、史等书籍，“庄语辞严而意正，不克解人之闷，释人之愁”[7]。因此，“举世之人，每见道义之书，则开卷交睫；若持风雅之章，则卷不释手”[8]。

近代，小说“易入人心”的性质进一步得到强化。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说，小说“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9]。严复等也谈到，说部之书“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随不免为说部所持”[10]。梁启超对小说给予特别的关注，正是基于小说“易入人心”的特性。梁启超指出，小说语言通俗，引人入胜，具有熏、浸、刺、提等效用，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民众：“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又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县神州之民也。”[11]因此，小说起到的作用，是六经、正史、语录、律例等无法比拟的：“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12]

其次，中国早期的小说虽被视为“丛残小语”，但人们往往将小说与社会政治作用突出的“史”相提并论。如干宝著《搜神记》“以发明神道之不诬”[13]，被称为“鬼之董狐”[14]；官修史书也多有将“小说”列入史部者。特别到了清代，时人大多认为，小说与“正史”有密切的勾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五代刘崇远撰《金华子杂编》说：“其于将相之贤否，藩镇之强弱，以及文章之吟咏、神奇鬼怪之事，靡所不载，多足与正史相参证。”[1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明代王世贞撰《觚不觚录》说：“世贞弱冠入仕，晚成是书，阅历既深，见闻皆确，非他人之稗贩耳食者可比，故所叙录，有足备史家甄择者焉。”[16]由此，近代梁启超将小说提到至高的地位，认为小说有改良群治，新人心、新道德、新政治等作用，并非不着实际的空言高论。

从根本上来看，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传统小说观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历史的，而非逻辑的。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论幼学》(1897年)、《〈蒙学报演义报〉合序》(1897年)、《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告小说家》(1915年)等文章，对传统小说论的观点进行了调整，并对其中重要的内涵做了置换。这一系列文章推动了小说功能论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即由传统的“箴规”转向近代的“政治”、“群治”，由提升民“德”转向唤醒民“智”。

在传统社会中，学人多着眼于小说的“箴规”功能。张维屏谈到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时说，纪昀“即于此寓劝戒之方，含箴规之意。托之于小说而其书易行，出之以谐谈而其言易入。然则《阅微草堂笔记》数种，其觉梦之清钟，迷津之宝筏乎？”[17]然而，在梁启超看来，小说不仅仅起到“劝戒”、“箴规”之用，更重要的是有资于政治、群治。梁启超指出，“西方教科书之最盛，而出于游戏小说者尤伙，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18]；“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因此，“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19]，以期培养国人的政治热情。

随着小说的作用由“箴规”转向“群治”，小说依然保持着“易入人心”的特性，但是，小说教化的向度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的小说论者重视小说维持风化的功能，往往强调小说对“德”的陶育效用，而梁启超等近代学人则关注的是小说对“智”的提升作用。

明清两代，论及小说者大多认为，小说的基本功能是劝善惩恶。胡应麟说：“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而义理艰深，难令家喻户晓，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儆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20]人们普遍认为，小说价值在于扶持世道人心：“有心世道者，苟能从风雅一途，醒人以处正之获吉若斯，挟邪之得祸若斯，则细琐俚鄙之谈，未尝无补于世道人心也。”[21]小说的创作者也多持这种看法。《剪灯新话》的作者瞿佑在自序中说：“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于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22]纪昀作《阅微草堂笔记》，其目的也在于，“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23]，他屡屡表示，自己写小说“大旨期不乖于风教”[24]。

在康、梁等近代学人看来，从小说“易入人心”的性质出发，创作、推广小说的根本目的在于唤醒民“智”。邱炜萲论及小说的作用说：“欲谋开吾民之智慧，诚不可不于此加之意也。”[25]梁启超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超于智，故言自强，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26]要开启民智，就必须借助小说以启蒙民众：“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27]

总体来看，梁启超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对小说的功能论、价值论进行重构，促进了小说观念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二

梁启超之所以能推动小说观念的转型，根本原因在于，梁启超论小说时，其建构逻辑与传统社会中小说论者有根本区别。在传统社会中，论者大多认为，小说与世道人心相关，但小说与世道人心的具体联系何在，小说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影响世道人心，却语焉不详。梁启超则从根本上调整了小说观的建构逻辑。在论小说的系列文章中，梁启超将“一国之小说”与“一国之民”、族群，进而与国家等统合为一体，并使之形成完整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意义统系。

梁启超认为，在国家这一宏阔的政治构架中，小说的作用主要有三：

首先，借助小说，可以对“民”的身份、性质进行改造。

在传统社会中，“民”被置于“君—民”的架构之中。“君”与“民”具有对应性，但并非统一体。“民”被视为社稷之根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尚书·夏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28]。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有这样的预设：“民，众萌也。”“古谓民曰萌。汉人所用不可枚数。……故注云变民言萌，异外内也。萌犹懵懵无知儿也。”[29]传统社会中的“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数量上的多；二是无知者，无法形塑自我的形象。这自然生出“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的吁求[30]，也就是“民”以“食”、以个体的生存为追求目标，只有自我的欲求，缺乏对群体的关注能力。因此，必须有“王者”处理社会事务，对“民”进行治理，协调个体间的利益需求，“民”才能融构成为一个整体。杜佑撰《通典》中有“天生烝人，树君司牧，是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之说[31]，这一方面强调天下乃“民”之所有，而非一人之私产；另一方面也清楚地表达了“民”无自治的能力，天需“树君司牧”而治之的思想。总之，在传统社会中，“民”虽为社稷之邦本，但并不具有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民” 缺乏自我治理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更不具有自治的合理性及合法性。

梁启超等近代学者对“民”的概念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人群之初级也，有部民，而无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此文野所由分也”，“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32]。君、民架构之中的“民”是“部民”，没有自治的能力及诉求，而“国民”则能“自布政治”，与国家具有同一性、同构性。为此，梁启超等近代学人以建立新型的国家为旨归，着手从根本上重构“民”的形象，以改变传统社会君治民从的基本价值观念，促使民众自治意识的萌生。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更彻底地由“新政”转向“新民”。1902年到1906年，梁启超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系列文章，后结集为《新民说》。所谓“新民”，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人各新， “民”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独特的精神、力量、知识；二是人自新，民皆有自我提升的需求。其中，促进民求“自新”，乃当下第一要务：“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而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自新之谓也，新民之谓也。”[33]

围绕着培育新型的国民、“民之各自新”的目标，小说自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各类书籍中，六经等“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小说则“浅而易解”、“乐而多趣”[34]，“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35]；小说又能将人的情感、生存情状“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36]。因此，可以利用小说“易入人心”的特点，借小说以化育民众，重构“民”的身份和特质，实现“新民”：“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37]小说经由对“一国之民”的陶育，与国家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等具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在建构新的价值统系时能够发挥重要的影响。

其次，小说具有“群治”的作用。

在人各新、人自新的基础上，“民”终而聚合成为“群”：“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38]在传统社会中，“民”没有意识到个体存在的权利以及应当承担的义务，因此，无法自治，需要君来治理；实现“新民”之后，每个个体都重视自我的个性和需求，在此基础上，就会自觉地聚合而成为“群”，“君”自然失去其存在的意义。由此，梁启超等近代学人所说的“群”与传统社会对“群”的定义有了根本的区别。传统社会注重“群”形成的自发性，《说文解字》解“群”说：“从羊君声”，“羊性好群，故从羊”[39]。梁启超等近代学者更强调“群”的自觉性、合目的性，强调个体有意识地聚拢在一起，形成合力，以完成某个特定的目标。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学会》中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星地相吸而成世界，质点相切而成形体。数人群而成家，千百人群而成族，亿万人群而成国，兆京陔秭壤人群而成天下。”[40]“民”如果只是个体独立的存在，就会塞、会愚、会弱，只有最终聚合而为“群”，每个个体才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由“新民”构成的“群”与传统社会中的“群”有根本不同，“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41]。为此，梁启超在倡扬小说的“群治”作用时，重视的是小说对民众心智的提升。梁启超进而对传统的小说及其思想内容进行批判，以凸显“新”小说在“新民”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梁启超指出，在传统社会里，小说也对“群”产生了影响，但多是负面的：“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可以识矣。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42]中国传统小说中，满是状元宰相、佳人才子、江湖盗贼、妖巫狐鬼等内容，这显然无助于“新民”以及新型族群的形成。但对于民众来说，小说“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气而苟含有秽质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则其人之食息于此间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惨死，必堕落，此不待蓍龟而决也。于此而不洁净其空气，不别择其菽粟，则虽日饵以参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终不可得救”[43]。为此，梁启超指出，根据小说易入人心的特点，发挥小说的积极影响：“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如果能“新”小说，改变传统社会中小说对民众影响的向度，就可以重构小说的作用和价值，使小说起到积极的“群治”作用。

第三，小说有助于祛除积弊，建设“盛强之国”。

在小说对民、群产生影响的基础上，梁启超进一步提出：“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意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44]

在梁启超等近代学人看来，民自觉、自立后形成群，群而后成国：“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45]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和前景：“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46]国家、民族发展之根本在于“国民意识”的提升：“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47]在近代“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民”的素质直接影响到群、国家的各个方面：“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48]但时下的社会现状是，“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49]。具体来说，“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小说作家可以“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说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50]。通过小说的教化作用，民智得到提升，诸弊得以祛除，“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51]。由此，在梁启超等诸多学人的论述中，小说与近代国家的建构之间形成了因果关系。

总体来看，梁启超在论及小说的作用和价值时，设计了严密的逻辑链环，即“民—群—国家”。梁启超将小说置于这一特定的关系系统之中，小说不再只是起到箴规劝戒、补救世道人心等辅助作用，而成为提升民智、建立“盛强之国”的根本动力。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梁启超并非简单地重复历代不断层积的小说观念。梁氏论小说的系列文章，标示出近代小说观与传统小说观之间的断裂，成功地重构并高扬了小说的价值。

三

梁启超对小说地位与作用的高扬，只有置于特定的结构系统中，才具有意义。梁启超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52]，视之为开通民智之津梁、涵育民德之工具，是在国家意识的启蒙、民众教化等框架中讨论小说的功能与价值。从学术的角度观照小说时，梁启超对小说另有定位。

梁启超提出在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小说应自成统系，列为独立的一部，而不是如传统那样，把小说著述分割开来，附属在经史子集各部。“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53]在传统目录学分类的基础上增设“说部”这一设想，并非始自梁启超。清代，乾嘉时期的重要学者赵翼(1727—1814)曾提出：“近代说部之书最多，或又当作经、史、子、集、说五部也。”[54]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识语》中也谈道：“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55]李光廷(1812—1880)分说部为二类，“穿穴罅漏、爬梳纤悉，大足以抉经义传疏之奥，小亦以穷名物象数之源，是曰考订家，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之类是也；朝章国典，遗闻琐事，巨不遗而细不弃，上以资掌故而下以广见闻，是曰小说家，如《唐国史补》、《北梦琐言》之类是也”[56]。近人刘师培(1884—1919)有《论说部与文学之关系》一文，将说部分为考古之书、记事之书、稗官之书三类。夏曾佑、严复等也都用“说部”一词。这表明，从知识统系的建构上，梁启超等清代及近代学者大多认同设立说部的倡议，认可小说的独立地位。

但是，梁启超认为在学术研究领域，小说并不具有超逾其他文本类型的作用和价值。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谈到国学入门的基本书籍，主要包括“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57]。在此，梁启超所说的国学入门书籍并不包括他本人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中大力推扬的“说部”。

梁启超甚至反对将“说部”书作为国学的入门书籍。胡适曾拟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说：“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的方法来……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58]梁启超对胡适的这个书目毫不客气地批评说：“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要‘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59]“我的主张，很是平淡无奇。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60]梁启超说，胡适将《三侠五义》作为国学的基本入门书，是因为胡适混淆了个人研究兴趣与普泛的学术史之间的区别：“胡君致误之由，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君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的资料(对不对又另是一问题，现在且不讨论)。”[62]梁启超不反对研究《三侠五义》，但“平心而论，做文学史(尤其做白话文学史)的人，这些书自然该读。但胡君如何能因为自己爱做文学史便强一般青年跟着你走”[61]。由此可见，梁启超在推扬“说部”时，只是将之作为启蒙读物，而不是在学术研究的框架内高扬小说的地位。在学术研究的领域内讨论小说时，梁启超认为，小说只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学术研究的主流和重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周作人批评梁启超说：“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说始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63]这表明，周作人实未能领略梁氏的深意。梁启超在论及小说时，并非“强比附于正大之名”。 梁启超在政治、学术等不同的统系内讨论小说时，他对小说功能、价值的定位各有不同：在政治的框架内，梁启超认为小说可以起到启蒙发智的作用，可以影响一国之民，从而促进“盛强之国”的建立；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梁启超并不认为小说可以涵盖一切。梁启超对小说功能、价值等的定位，实有其内在的、合理的建构逻辑。有学者谈到梁启超说，“梁启超虽然提升了小说研究的地位与影响，将小说编织进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叙事中，却在小说研究新范式的建构方面，没有提供太多的重要成果”[64]。的确，梁启超自始至终都是在国家的架构下高扬小说的地位和价值，为小说建构新的关系系统；小说，并非学术研究的主流和重点，他并不打算从学术的角度对小说进行深入的研究。

总体来看，梁启超在学术、政治等领域内讨论小说时，并非不加辨析地一味高扬小说的作用和价值。梁启超将小说置于“民—群—国家”这一框架之中，将之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只是在这一逻辑构架中，梁启超才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由此，梁启超的小说观既有其充分的历史依据，又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有效性。梁启超对小说的这种明确定位，无疑是“小说界革命”能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

注释：

[1]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9页。

[2] 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7页。

[3]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0页。

[4] 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7页。

[5] 古越苏潭道人：《五凤吟·序》，大连图书馆参考部编：《明清小说序跋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97页。

[6] 冯梦龙：《古今小说·叙》，冯梦龙编，许政扬校注：《古今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页。

[7] 古越苏潭道人：《五凤吟·序》，大连图书馆参考部编：《明清小说序跋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97页。

[8] 古越苏潭道人：《五凤吟·序》，大连图书馆参考部编：《明清小说序跋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97页。

[9]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3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2页。

[10] 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0月16日至11月18日。

[11]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1页。

[12]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4页。

[13] 干宝：《搜神记·自序》，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页。

[14] 许嵩：《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6页。

[1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67页。

[1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71页。

[17]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02页。

[18] 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序》，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6页。

[19]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4页。

[20]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74页。

[21] 古越苏潭道人：《五凤吟·序》，大连图书馆参考部编：《明清小说序跋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97页。

[22] 瞿佑：《剪灯新话自序》，瞿佑等著，周夷校注：《剪灯新话(外二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23]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页。

[24]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31页。

[25] 邱炜萲：《小说与民智关系》，邱炜萲：《挥尘拾遗》，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年刊本。

[26] 梁启超：《学校总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页。

[27]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4页。

[28]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28页。

[29]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23页。

[30] 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97页。

[31] 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76页。

[32]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8页。

[33]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0页。

[34] 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7页。

[35]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1页。

[36]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0页。

[37]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0页。

[38] 梁启超：《原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页。

[39]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51页。

[40] 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2页。

[41] 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2页。

[42]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0页。

[43]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3页。

[44] 梁启超：《〈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1902年第20号。

[45] 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斯宾塞著、严复译：《群学肄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14页。

[46]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2页。

[47]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页。

[48]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页。

[49] 梁启超：《爱国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65页。

[50] 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万国公报》1895年第77册。

[51] 梁启超：《论学术势力之左右世界》，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3页。

[52]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5页。

[53]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页。

[54] 赵翼：《陔余丛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860页。

[55]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3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2页。

[56] 李广廷：《蕉轩随录序》，方濬师：《蕉轩随录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页。

[57] 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一》，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5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2页。

[58] 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59] 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5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21页。

[60] 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5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21页。

[61] 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5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21页。

[62] 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5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22页。

[63] 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1908年第4、5期。

[64] 刘方、孙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