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党内民主环境思想探析

司永海

（商丘师范学院 政治学与法学系，河南 商丘476000）

列宁党内民主环境思想探析

司永海

（商丘师范学院 政治学与法学系，河南 商丘476000）

列宁十分关注党内民主运行的环境条件问题。他提出，政治自由是进行党内民主建设的政治前提，小农经济和物资匮乏是制约党内民主建设的经济根源，教育水平低下和民主文化传统的缺失是阻碍党内民主建设的精神因素；党内民主建设不可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单独进行，应在积极塑造良好社会环境中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列宁；俄共；党内民主；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工人政党时，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已普遍承认公民的政治自由，在经济上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也有相当的提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两位导师自然也就并未过多地对党内民主运行环境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但俄国的国情毕竟不同于西方，当列宁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建党原则指导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实践时，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党内民主的环境条件则成为一个亟待解答的现实问题。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一则论断集中表达了列宁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认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过程中的一切阶段都适合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相反，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当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环境直接产生的任务。”[1]（p49-50）基于以上基本立场，列宁分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角度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民主的环境条件进行了全面分析。

一、列宁关于党内民主政治环境的阐释

政党的政治本性决定了其自身建设必然不能脱离具体的政治环境。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进程跌宕起伏，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也正是在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中不断成长壮大。无论是处于哪一历史阶段，在对影响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众多环境因素的分析中，列宁始终将政治生态问题置于首要位置。

（一）秘密工作条件下不能实行彻底的党内民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作为国际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鼓励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反对政治斗争；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反对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崇尚松散涣散的“手工业方式”，反对党的集中统一。经济派指责列宁的集中制建党主张具有反民主倾向，强调要维护社会民主工党的广泛民主原则。为批判经济派盲目推行广泛民主原则的错误主张，列宁详尽阐述了在专制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不宜实行彻底民主化的思想。列宁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现实可行性层面看，当时的俄国并不具备实行广泛民主原则的政治条件。列宁认为，要想在党内实行广泛的民主原则，就必须完全公开党的一切活动，党的一切职务都要经过选举产生。这些条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是不成问题的，而在沙皇专制主义严密统治下的俄国却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沙皇专制政权不给人民任何的政治权利，甚至连一种非官方许可的出版活动都会被看成政治罪而遭受严厉的惩罚。因此，列宁指出：“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2]（p113）“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么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广泛原则’就不过是一句响亮的空话。”[2]（p131）以上论断的意思是说，实行广泛民主原则要以充分的政治自由为前提，在专制主义的俄国实行广泛民主原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主观幻想。二是从后果危害性层面看，无视俄国的政治形势而盲目实行广泛民主原则，必然会使党遭受极大的损失。列宁说：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不仅是一种空想，更是一种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2]（p132）列宁的告诫绝非是毫无根据的危言恫吓，而是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教训的深刻总结。1898年3月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召开。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宣告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式建立。然而由于沙皇政府极端严密的统治，新当选的三个中央委员在大会闭幕后旋即被捕，党的地方组织也立即被予以取缔。正是惨痛的革命教训使列宁深刻认识到：“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彻底实行党内民主化是不可能的。”[3]（p78）

（二）公开活动条件下应立即向民主组织形式过渡。

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性胜利，使俄国民众赢得了一定的政治自由。伴随俄国政治形势的一度好转，列宁提出了党的组织原则向民主制过渡的主张。列宁在《论党的改组》一文中指出：“我们党的活动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已经争取到了。当然，这些权利是极不稳固的，如果指靠现有的自由，即使不是犯罪，也是愚蠢的。决定性的斗争还在后面，因此，必须把这个斗争的准备工作提到首要地位。党的秘密机关必须保存。同时绝对必须最广泛地利用现有的比较广泛的自由。除了秘密机关以外，绝对必须建立大批新的、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党的（以及接近党的）组织。”[3]（p77）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一文中，列宁再次表示：“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固然有困难，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实行的。”[3]（p214）鉴于以上政治判断，列宁向代表大会提出以下建议：党组织的选举原则应当自下而上地贯彻执行，只有在无法克服的警察阻挠和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放弃这一原则，实行二级选举或者对选出的机构进行增补；迫切需要保持和加强党组织的秘密核心；为了举行各种公开的活动，应该成立专门行动组，但是这些部门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危害秘密支部的完整性；党的中央机关应该是统一的，党的全体代表大会应该选出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指定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等。列宁的上述论断和建议集中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政治自由环境，努力实现党的活动的公开化和民主化；二是全党要充分认清现有政治自由的不可靠性，必须保存好党的秘密机关。这里，列宁实际上是在实事求是地对俄国的现有政治环境作出双重应对，力主实现党的民主化进程与政治环境条件的有机统一。事态的发展正如列宁所料，1905年革命在沙皇的残酷镇压下最终归于失败，短暂的政治自由犹如昙花一现，但列宁推进党内民主的信念却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直到1907年9月，列宁还坚定地表示：“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 ”[4]（p97）

（三）国内战争条件下必须采用极端集中制。

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俄国国内白卫分子不断发动反革命叛乱，英、法、美等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将军队开进了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也在国内各大城市从事各种破坏活动，苏维埃俄国随即进入艰苦卓绝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共和国的存亡问题，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完全归结为战争的问题。为有效应对国内险恶的政治形势，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力量投入国内革命战争，列宁要求：“所有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要适应于战争，都要按战时要求加以改造!”[5]（p41）在组织形式上，苏维埃共和国和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军事化，表现为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党组织集体机关的紧缩；在工作方法上，趋向于战斗命令制。党的领导机关一旦作出决议，普通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而不得加以讨论。俄共党内的民主化水平被极大削弱，党内的集中化程度急剧加强，形成了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对于领导体制所发生的转变，列宁从国内政治形势的角度给予了说明。他认为，民主制组织形式并不适用于国内革命战争的环境，极端集中制才是应对战争最佳的选择。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6]（p202）俄共十大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再次表示：“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结构，才战胜了敌人的反抗，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种结构对于军事时期来说是最适宜的。”[1]（p50）在以上论断中，列宁积极肯定了党的极端集中制组织形式与战争环境的适应性，其实就是承认了民主制组织形式与战争环境的不适宜性，也即指明了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实行党内民主的条件是不充分的。

（四）和平建设时期应毅然决然地实行工人民主制。

伴随俄国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列宁再次将党内民主建设问题提上日程。一方面，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使国内外反动势力遭到了沉重打击，新生苏维埃政权在经历了战火洗礼之后日趋巩固；另一方面，党提出的经济发展任务与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极端集中制组织形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旷日持久的战争使俄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后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则成为列宁和俄共所面临的首要政治任务。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列宁曾这样描述俄共当时所处的历史境遇：“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7]（p207）既然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党已取得执政地位，党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到领导国家经济建设上来，党的组织原则自然应该积极适应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然而在苏俄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极端集中制组织形式并未立即实现重大转变，严重阻碍了苏俄经济建设步伐。列宁指出：在保存着旧的组织形式情况下，经济建设的任务是不能解决的。正是基于对苏俄新时期政治形势的上述分析，列宁提出了全面实行工人民主制的主张。他指出：“目前形势迫切要求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工人民主制的形式。现在应该像过去时期实行党的军事化方针一样，在不妨碍直接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条件下毅然决然地实行工人民主制方针。”[1]（p54）工人民主制是实行党的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所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同紧张的国内战争时期采用发布战斗命令和绝对执行战斗命令的方法一样，目前采用这种方法也是必要的和重要的。”[1]（p54）可见，在苏俄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列宁也同样是紧密结合新时期的特定政治形势和任务，来具体分析和说明实行工人民主制的现实可行性和历史必要性。

二、列宁关于党内民主经济环境的阐释

列宁认为，无论何种民主归根到底都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生活中的民主包括党内民主永远不可能是单独存在的，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指导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实践进程中，列宁高度关注俄共党内民主建设的经济环境条件问题，对制约俄共党内民主建设的经济因素进行了深刻剖析。

（一）小农经济是党内官僚主义滋生的经济基础。

小农经济与官僚主义是俄国基本国情的两个重要方面，列宁不但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而且还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尽管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由于此次的改革极不彻底，再加上常年的战争破坏，俄国的工业化进程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当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成为工业化强国时，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多次指出：俄国是一个“小农业国家”[8]（p185）。直到执政后的 1920 年，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对内对外政策》的报告中仍强调：“我们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9]（p144）既然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那么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的经济成分必然是小农经济。如果说小农经济是列宁对俄国经济状况的总体概括，那么官僚主义则是列宁对俄国政治状况的深刻揭示。尽管列宁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甚至将其比喻为一堆粪土、污浊的泥潭。然而不幸的是，俄共执政不久，官僚主义便在苏维埃政权和党内日益滋生蔓延起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经济上的小农生产与政治上的官僚主义之间究竟有没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呢？对于这一问题，列宁的回答是明确而肯定的。在他看来，小农经济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还极易引发政治上的专制集权。小生产者由于长期受到狭小经营范围的限制，孤陋寡闻，目光短浅，冷漠一切，小生产者分散性和散漫性的特点如果反映到党内，就必然表现为党的领导干部总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主宰，习惯于以个人的意志来代替党的集体决策。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在于“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7]（p218）官僚主义的本质就是“小生产者涣散性和受压制状态的上层建筑。”[7]（p219）官僚主义是制约党内民主发展的巨大障碍，列宁揭示了小农经济与官僚主义的内在联系，也即指明了小农经济对党内民主发展的制约作用。

（二）物资匮乏是党内特权得以存在的经济根源。

经济因素对党内民主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小农经济滋生了党内官僚主义，还表现在物质资源的匮乏造成了党内特权现象的加剧。党内民主的本质在于全体党员平等地享有党章规定的一切权利和履行党章规定的所有义务。党内特权违背了党内平等原则，只要党内存在着特权现象就谈不上党内民主的真正实现。执政后不久，俄共党内的特权现象日益严重起来，广大党员的平等权利遭到了极大侵害。列宁认为，党内特权现象之所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物质资源的极度匮乏。列宁在俄共第九次代表会议上指出：由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初期破坏极其严重，这就必然要求建立若干个在实际上拥有特权的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集团。在对党内特权存在必要性进行肯定的同时，列宁仍没忘记提醒说：“上述情况就使我们必须一再提醒全党注意争取进一步实现平等——首先是在党内。”[1]（p38）在俄共十大《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定中，列宁再次对党内特权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战争消耗了大量的物资，结果使国家贫困不堪，与此同时，又必须大力支持特别的重点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集团（包括党的特别的重点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集团）。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所必需的）：在普遍的日益贫困的条件下党员彼此的物质待遇日趋悬殊。”[1]（p51）“在这种贫困的情况下，由于需要极端集中化的机构（这种机构是在群众文化水平很低的基础上形成的），就造成了臃肿的官僚主义机构，并使这种机构产生特殊化的倾向。”[1]（p52）在以上论断中，列宁深刻揭示了物质资源匮乏与党内特权之间的因果联系，从经济层面对制约俄共党内民主发展的物质根源进行了深刻剖析。为进一步促进俄共党内民主的发展，列宁还提出了同党员滥用自己地位和特权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努力使党员在物质待遇方面趋于平等的主张。

三、列宁关于党内民主文化环境的阐释

民主文化是民主行为的内在灵魂，民主行为是民主文化的外在体现。党内民主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实践活动，它的运行也必然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俄共的党内民主建设遇到了一定的文化障碍。俄国教育水平的低下与民主文化传统的缺失成为制约俄共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文化根源。

（一）教育水平低下是制约党内民主发展的重要因素。

民主政治与文化教育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文盲充斥、知识匮乏的文化背景下，文明规范的民主生活是难以形成的。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深刻阐释了文化教育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他说：“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10]（p200）这里，列宁明确指出了文盲现象与政治民主的内在矛盾性，将文化教育视为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如果说以上论述是列宁对文化教育与政治民主关系的整体表述，那么下述论断则是列宁对文化教育与党内民主关系的具体说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如何管理俄国成为俄共执政的首要任务。由于党员的文化水平总体较低，严重影响到党员对党内事务的民主管理。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列宁指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而言，政治权力完全够了，主要的经济力量如大企业、铁路等也掌握在国家手里，究竟缺少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11]（p93）1922年春天，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要从法国商人手里购买一批罐头食品，报告报送到中央政治局，先由政治局通过决议，接着由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分别进行了两次调查，最后再由一名政治局委员出面协调才算把事情办成。购买罐头食品原本是一件十分简单的商业行为，然而这类事情竟然还要通过政治局才能得到解决。对此，列宁展开了深刻反思：“既有经济权力，也有政治权力。那里一切机关都有。还缺少什么呢？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和对外贸易部工作人员缺少文化，他们不能文明地处理业务。”[11]（p100-101）列宁的意思是说，权力的拥有并不等于权力的运用，拥有了权力并不意味着就会运用权力。广大党员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在党内事务的处理中完全形成和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建议，从而成为党的权力的真正主人。如果党员的文化知识严重缺失，即使手中握有权力也不知该如何去行使，广大党员当家作主最终也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正是由于俄共广大党员的业务管理知识不足，致使基层管理者不得不将极其简单的问题提交到上级党组织甚至是政治局进行解决，这自然就严重制约了俄共党内民主的发展。

（二）民主文化缺失是阻碍党内民主建设的传统力量。

尽管十月革命推翻了剥削制度，但俄国的许多旧的文化传统在短时期内并不会被轻易地根除。鉴于文化发展的历史惯性，列宁对俄国旧的文化传统制约俄共党内民主发展的具体表现进行了全面分析。一是奥勃洛摩夫精神。奥勃洛摩夫本是俄国著名作家冈察洛夫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后来成为旧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奥勃洛摩夫精神是在异常落后封闭的小农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人生态度，主要表现为因循守旧、懒散怠惰、充满幻想、最终却一事无成。列宁对俄共党内的奥勃洛摩夫习气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他说道：“只要看一下我们如何开会，如何在各个委员会里工作，就可以说老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对这种人必须长时间搓洗敲打，才会产生一些效果。”[11]（p13）二是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传统。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心理，不仅在俄罗斯民众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即使在俄共党内也挥之不去。1922年10月，俄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成立苏联的决议。由于决议规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通过外高加索联邦加入苏联，遭到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俄共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对他们的要求采取了严厉的高压政策，奥尔忠尼启则甚至还粗暴地动手打了格鲁吉亚的一位领导人。在处理奥尔忠尼启则打人事件时，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人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奥尔忠尼启则的偏袒和纵容。对于俄共党内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列宁痛斥道：“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12]（p350）三是官僚主义习气。十月革命胜利后，无论是党的领导机关还是苏维埃国家部门，官僚主义日益泛滥。列宁清醒地意识到：党内普遍的官僚主义若与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执政集团上层过于迷恋行政的力量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将给党带来致命的危险。因此，他警告全党：“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1]（p300）四是缺少法治精神。长期的军事扩张侵略使俄罗斯民族形成了崇尚武力轻视法纪的文化心理倾向，通过对俄共中央领导人的品质评价，列宁揭示了该传统在俄共党内的深刻影响。列宁这样评价道：斯大林的最大不足就是“太粗暴”、“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11]（p340-350）托洛茨基、皮达可夫等人的主要缺点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缺乏深湛的科学修养”和“吸收人才的广泛经验和能力”。[11]（p339-345）俄国的旧的文化传统与无产阶级的民主理念格格不入，严重侵蚀着无产阶级民主文化的健康机体。也正是看到旧的文化传统对俄共的影响是如此之深，晚年的列宁对俄共党内民主的发展前景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鉴于社会环境对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影响，列宁始终将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条件视为党内民主建设系统工程中的关键一环。他争取政治自由是为党内民主建设确立必要的政治前提，他主张改造小农经济是为党内民主建设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他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为党内民主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列宁关于党内民主环境的宽广视域，对于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列宁.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列宁.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列宁.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1]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2]列宁.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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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1）05-0015-03

司永海（1976—），男，商丘师范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0AKS001)“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0-QN-175）“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思想的历史考察与当代启示”、2010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项目（B541）“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张晓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