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论视域下库恩的科学理论选择与接受问题

孙 保 学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整体论视域下库恩的科学理论选择与接受问题

孙 保 学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整体论视域下的科学理论选择问题的研究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科学家或科学工作者个体的心理上信仰改宗；一是作为科学共同体整体的范式转换。这两个层面中都体现出库恩理论的整体论方法的取向。试图从整体论的视角阐释理论选择中的主客观统一问题，选择与不可通约性问题以及科学理论的接受过程问题。

整体论；理论选择；科学共同体；主客观统一；不可通约性

库恩哲学中科学理论的选择问题，虽不像范式、科学共同体、不可通约性等问题那样引起人们热议和误解，但是在库恩的理论中其地位向来都是极为重要的。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后记中写到：“处在革命过程核心的仍是我比作为格式塔转换的改宗经历。选择的充分的理由提供了改宗的动机和使改宗更有可能发生的氛围。”[1]204而且对它的考察“直接涉及到科学的目的、科学的方法等科学观方面的基本问题以及科学家的社会与心理方面的问题，所以显得十分复杂。”[2]36长期以来，库恩的哲学始终被冠以历史主义去理解，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本文尝试从整体论的视域探讨库恩的科学理论选择问题，希望这种视角或思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路径。

一、库恩理论选择问题的整体论取向

总的来讲，库恩的科学理论的选择应该分两个层面：一是作为科学家或科学工作者个体的信仰改宗；一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整体的范式转换。后者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整体性意义更为重大，为此库恩在《结构》中做过细致的分析与考察。在这个问题上分析科学革命中科学共同体在理论选择中的特性是库恩的目的所在。库恩曾经说过：“对我来讲，革命是一种特殊的改变，这种改变涉及团体承诺的某种重建”。[1]180库恩认为科学革命的特殊性就集中表现在这种团体承诺的重建问题上。这种重建又必须以选择最优范式为前提，这个选择还必须是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承诺下的集体选择。在《必要的张力》这本论文集的前言中库恩指出：“尽管科学的实践是个体性的，但科学知识实质上是集体的产品，而且，如果不考察生产这些知识的集体的特殊性，就既不能理解科学知识的特有的效力，也不能理解它的发展方式。”[3]XX科学是一项集体的事业，不是单个人的游戏，而且根据研究我们也发现“从问题转换、范式、专业基体、自然语言的掌握、发展模式等核心概念来看，库恩所展现出的更多的是它的整体论向度，而非历史主义特征。”[4]1在库恩的理论体系中诸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整体论的取向。库恩哲学中最核心的“范式”概念是指导科学家进行理论选择的理论背景、概念框架及集体信念。不管评述者对其作怎样的理解，范式的各个组成部分始终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理论选择中发挥作用的。科学家从科学共同体中所受的训练获得共有特质，从而指引科学家个体秉承其集体的信念，以在相互竞争着的理论之间作出选择。

库恩本人早期虽然对整体论颇有微词，但也要分清他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的。1986年在《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一文中他曾说“整体论只是一种副产品，产生于那种静态传统提出论证问题的方式，在发展态度中并无对应的等价物。”[5]20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库恩所反对的是“蒯因—迪昂论题”所表达的“理论整体论”。在这个论题中描述的是作为知识整体在面对经验检验时不可能通过简单的诉诸个别的推论或实验事实加以判定其是否可接受的整体论。库恩将这种整体论称为旧科学哲学背景下静态研究的理论整体论，认为它将产生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选择必然首先要对不同理论的优劣有所评价才能比较，传统科学哲学评价问题时总是将理论看成是静态的命题实体，其结果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主体性的污染”，任何理性个体都有自己的选择决定权，其评价结果也就变得因人而异了。所以库恩得出结论“一切评价结果只要足够严格，就必定是整体性的。任何评价程序都包含一系列命题，任何失败都必然反映到全体。”[5]19个体科学家的选择必然是符合科学共同体的共同特质和信念的，也正是它们像“无形之手”一样将成员紧密的联结为一个整体。

而且，在后期“库恩本人也一再声称自己的观点是一种局部整体论”[6]3。库恩的整体论是在批判先前已有整体论的缺陷中内在的成长起来的。从整体论的进路探讨理论选择问题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整体论视野下的科学理论选择的主客观统一

库恩在《结构》第十二章首段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过程中范式的新候选者替换了老的？理论选择在科学革命过程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科学家或科学工作者在选择某一范式或理论时就决定了他今后的研究方向、方式等。库恩在1973年11月发表的演讲《客观性、价值判断和理论选择》一文中列举了他认为评价一个理论恰当与否的标准准则：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富有成果性。他认为这五种特征是科学家必须在已有理论和后起竞争者之间进行选择时起着关键的作用的标准，是理论选择的“共同基础”。但是人们在运用这些准则进行选择时经常会碰到两种困难：“从个别看，这些准则并不严密，单个准则用于确定的事例时可以有所不同，并且是合理的；另外，当把它们一起展开应用时，不断被证明它们彼此相互冲突。”[3]322这就要求在作出理论选择时必须从整体上考察一个理论的优缺点，如果拘泥于任何其中的某一方面规则都会陷入矛盾困境。因为经常会出现一个理论在某一方面很好的符合于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可能情况恰恰相反。劳丹(Larry Laudan)曾经指出过如果存在统一标准的话，那么“科学家共同体一般会异口同声的决定接受哪个理论、拒绝哪个理论了”[7]222。任何一种标准几乎不可能作为根本的标准同样效果的运用于所有的理论选择中，而且科学家的认知价值经常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两个人的选择的准则表即使完全一致仍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来。”[3]324在做出选择时其他准则也都会同时起作用，但是作用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所以，库恩指出必须整体考虑并分析这些准则在起作用时各自的相对分量，尽管我们现今尚未提出一套可供应用的选择准则表。

但是，库恩又论证说必须超出共有准则表，研究作出选择的个体特性。这些特征虽因人而异，但“一点也不会危及这些科学家所遵守的使科学成为科学的总的规则”[3]324。因为“即使共有价值无力支配个体的决定，但却完全能决定共有价值的群体的选择。”[3]XXI库恩通过开普勒选择哥白尼理论部分原因是他卷入了当时新柏拉图运动和赫尔墨斯运动等例子来论证“影响选择的其他因素则处于科学之外”，更重要的差异是个性的作用。但这些被库恩的批评者说成是科学家在作出理论选择完全是出于主观原因。尽管库恩在多处为自己辩护，但是始终有很多批评者指责他推崇主观性和非理性的因素。很多的批评者认为他这是试图让科学的发展依赖于某些不可分析的个人直觉作用，而不是逻辑和规律。为此，库恩反驳指出“即使我谈的是直觉，也不是个体性的直觉，而是成功的团体成员们所共有并经过考验的直觉；新手们通过训练获取它们，以之作为进入共同体的准备。”[1]191可见，库恩是从整体的角度来反驳在其批评者看来是主观的、直觉的指责，认为这种直觉是特定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东西，而且是其他未经训练的人所不具备的。直觉也并不是纯主观的，它与科学共同体中的规则和定律之类的东西相似，成员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这些，需要通过教育和训练才能获得这种能力。因为库恩坚信“从刺激到感觉的路径部分地受教育所制约”[1]193。在库恩看来，科学家的选择不可能抛开整体的共有价值而做出选择，尽管这些共有价值是基础性的，但是并不可否认主观性因素的作用，至于这个作用有多大库恩认为没必要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

库恩总结指出科学家个体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取决于主客观因素的混合，或共有准则与个人准则的混合”[3]325。而且人们也认识到理论选择中不仅仅涉及心理的和社会的因素，还牵扯到价值原则、意识形态及方法论等的诸多方面。

三、整体论视野下的选择与不可通约性

不可通约性的特征在新旧理论选择过程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库恩指出理论的选择不能单纯依靠观察证据与逻辑规则作出，科学家抛弃一种由来已久的理论或范式而采纳另一种，是无法通过证明来解决的，而且“相互竞争的范式支持者们在观点上很难有完全的沟通”[1]148。不可通约性论点指出，理论选择中没有中性规则，不仅仅因为观察渗透着理论，信奉不同范式的科学家看到的理论世界并不一样，因此没有共同的观察经验作为理论选择的标准。而且，范式转换具有一种整体性，它具体表现为“革命之前科学家眼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却变成了兔子”。作为单个科学家对信奉理论或范式的改变，只能是二选一式的，在头脑中不能同时存在两个前后竞争的范式。科学家对环境的知觉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格式塔转换的结构。在经历了知觉的格式塔转换之后,他所研究的世界在各处看来都将与他以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不可通约了。而且，对个体科学家而言，范式的更替是心理信念的转变，并不是知识的深化。

作为科学家整体的科学共同体更是要求这种整体性的转变。库恩认为每一个范式都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存在的。旧范式到新范式的转换过程中，范式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要发生转变。一个新的范式尚未取得完全胜利之前，某些科学家的至死抗拒并不能阻挡这个整体的翻转，因为随着他们的不断的死去，属于他们的学术地位也会被新的科学家逐渐取代，他们的学术地盘也会一点点的减少直至消失。那些和整体“色彩”不相协调的人实质上已不算是共同体内的成员了。他们已经被抛弃掉，尽管这样看上去有些残忍，但是学术的“大一统”趋势必然要求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范式的转变使世界本身也随之发生翻转，新范式作为一种指引，要求科学家们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两个不同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似乎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的，唯有哪些能够与当前共同体“合拍”的科学家才能融入到科学工作中。

库恩认为他的批评者对不可通约性有很多误解。主要表现在：认为对立的理论支持者们彼此根本无法交流。“相反理论选择最终理由是个人的和主观的，实际作出的决定来自于某种神秘的灵感。”[1]199在这里库恩依然是在整体论的角度出发论证关于理论选择的辩论不能诉诸逻辑或数学证明相类似的形式，因为数学或逻辑当中的前提和规则都是早已公认确定下来的。如果双方有争论，那从就各自理论的结论出发向上回溯，检查在这个理论整体中到底哪一步违反了规则和定律就可以驳倒对方。但科学革命当中的理论选择却不是如此情形，辩论双方如果向上回溯发现争执的焦点其实不在规则和定律上，而在各自对规则和定律做了不同的理解和应用上。很可能双方都没有错，也并非是不科学的。他们彼此使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同一个问题，而且他们可能使用相同的词汇，但是所表达的意思却迥然相异。库恩论证说其实没有用于理论选择的中性规则系统和作出决定的系统决策程序。能够“作出有效决定的是整个专家共同体，而不是其个体成员。”[1]200由此，探求个体的特性和经历是徒劳，寻求一套特定的共有价值和一个专家共同体所共有的特定经验相互作用的方式才是可取之策。同时，库恩也论证指出不可能找到一种对双方有共同用法和表述方式的中性语言。但这并不能说彼此间根本无法沟通，因为每一方都会把对方的理论译成自己的语言，同时也能用自己的语言去描述使用那个理论的世界。但是，“即使它们能在两个团体中用同一种方式去描述要理解的语句，也不能用对方共同体的词汇来说明。”[1]203所以，从事这种交流的翻译参与者能够设身处地的经验到彼此观点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是劝说和使人转变信念的有力工具。不过这些解释并不一定能说服对方，即使有可能说服，也不一定能使对方改变其信念。库恩为此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个步入中年的人遇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尽管他被这些新观点所折服，但是他却无法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中，虽然在理智上他选择相对论，但是心理上的这种改宗经历确实极为困难的，他就像是个生活在异域他乡的外国人。因为“他缺少这个科学共同体的未来成员通过教育而获得的思维定势组合。”[1]204

同时上述问题反映的整体性也反映在科学语言的学习过程中，“许多科学语言的指称术语是不能被单独的逐一的学习或定义的，而是必须成组成簇的学才可以。”[8]566科学家在作出选择时所要考量的不止是一个个单个的词组，而必须是处在作为整体的知识框架下的语境当中。

四、整体论视野下科学理论的接受问题

整体论视野下研究科学理论的选择时，作为科学共同体整体在范式与范式或理论与理论的转换上还存在一个接受过程问题。因为在库恩看来“传统的科学哲学只涉及科学作为静态的知识实体，而我们必须论述动态的发展过程”[5]17。这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科学理论的接受过程。更确切一点说，对科学家个体来讲用“选择”这个词，而对科学共同体整体则用“接受”这个词更为合适。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从科学共同体这个整体来讲，范式或理论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更多的时候体现的是渐渐被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一定会很长，但是很少出现“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情景。世界观的“格式塔转换”往往给人一种错觉，认为科学家世界观的转变是突然发生的。其实，这种类似于格式塔的转换只是针对科学家或科学工作者个体而言的。对于科学共同体整体，“为了发现并分析它们，人们必须首先弄清楚过去科学共同体结构的变化情形。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从业者而不是一个学科领域。”[1]179甚至往往“要花费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哥白尼的地心说虽然一开始有极少数有远见的科学家看到了其理论魅力，但是只有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能有精密的望远镜证实了他的周年视差的准确性时，他的理论才为天文学界所接受，但这期间已经历时近150年。并不是《原理》出版以后整个世界都变成牛顿力学的天下。在早期，牛顿的理论只被和他较为熟悉的一些科学家所认可，因为他们都感觉牛顿给出的解释似乎更有说服力，但是是否能信奉它还很难说。直到一个世纪之后阿特伍德首次证明了牛顿第二定律才使得他的理论为知识界所认可而渐趋占统治地位。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当新的科学理论出现时，原有的一些老科学家可能会至死抗拒维护旧理论；另一方面大部分新理论在其提出之后还处于幼年时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尚有很多现象不能给出恰当的解释，但这很有可能正是旧理论的一个优势。因为范式在其最初出现时的应用范围和精确性都是有局限的。如果它们想获得成功那么必须经历时间的考验，等到它们能比自己的竞争对手更成功的解决危机问题时，他们才具备将对手取而代之的能力。

库恩认为科学发现或科学理论都是首先浮现于一个或少数几个人心中的。他用视觉格式塔转换实验作为基本原型来说明科学家个体世界的转变。而且指出这种转变是需要在科学训练中才能发生，并且通常是逐渐发生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当一个新的范式或理论取得统治地位，那么用于该领域相关的教科书就需要重新编写。这种科学教育的训练过程使科学理论变成即将进入科学共同体的年轻成员头脑中的“思维定势组合”，这是科学共同体形成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实，这些年轻人也是别无选择的，他们的时代与环境已经决定了他们的研究不可能从以前那个被取代的范式中学习。即使他们后来需要研究以前的理论，那也是在用新范式的思维和方法去研究。

新手们的学习过程也是具有整体性的，他们学习新范式指导下的科学共同体所共同使用的词项，把研究对象和词项意义对应起来，从而对知识形成整体性的把握。这些训练同时也使他们能够区分并鉴别出哪些是“我们的”，哪些是“他们的”。而那些在这个范式转换阶段的老科学家不仅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即使有也绝少能够顺利的转变过来。他们只能对新理论至死抗拒以此来维护旧理论的合理之处。所以，“每一个科学家往往会伴随一个范式度过整个的研究生涯或一生。”[4]4如此说来，在这个整体的接受过程中如果没有实现绝大多数共同体成员整体的信仰改宗很难说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新时代”。而且我们注意到“使自然界符合一个范式是很困难的。化学家并不能单凭证据来接受道尔顿的理论，因为很多证据仍然是值得怀疑的。相反地，即使后来接受了这个理论之后，他们仍然是将自然与理论相符。在这一事件中这个过程的付出的代价几乎是一代人的。”[1]135

五、结论

注意到整体论视角在解释库恩理论的优势，能为理解库恩的科学哲学一个新的思路，正如库恩所说：“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行为，是我们所有合理性的行动中最好的例子。”[9]144但也发现库恩理论虽然较好的克服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知识累积发展模式和波普尔不断革命论的片面性，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否认新旧理论的历史继承性。而且在许多问题上，如从科学家的选择到科学共同体的接受这个过程中人们如何达成一致等微观分析，用其整体论分析似乎并不能将问题阐释的更清楚。这可能就需要个体主义等其他的研究方法为其补充。而且，从更为宏观的尺度来讲，它也启示我们应该怀有宽容的态度对待科学理论的发展，让各种理论都有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的机会与空间。

[1]Thomas 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2]金吾伦.论理论评价和理论选择的复杂性[J].哲学研究，1991(2).

[3]Thomas S. Kuhn.The Essential Tension: 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

[4]王善博.库恩理论体系的整体论向度及其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3).

[5]托马斯·库恩.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J].纪树立，译.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5).

[6]宋志润.反整体论,还是局部整体论？——库恩的整体论思想分析[J].系统科学学报,2009(4).

[7]Rachel Laudan,Larry Laudan.Dominance and the Disunity of Method:Solving the Problems of Innovation and Consensus[J].Philosophy of Science,1989，56(2)：6.

[8]Thomas S. Kuhn.Rationality and Theory Choice[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83，80(10).

[9]Thomas S. Kuhn.Notes on Lakatos[A].PSA: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C].1970.

Choice and Acceptance Problems of Kuhn’s Scientific Theory From Holism’s Perspective

SUN Bao-xu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China)

Scientific theory choice problems from holism’s perspective conta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scientist or scientific worker’s faith conversion in psychology, and, on the other hand, scientific community’s paradigm shift, both of which show the holistic methodological dimension of Kuhn’s theory. From holism’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unity of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in theory choice problems, choice and incommensurability problems, and the problem of scientific theory acceptance’s process.

holism; theory choice problems; scientific community; unity of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incommensurability

2095-0365(2011)01-0059-05

2010-12-07

孙保学(1986-)，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

N03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