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是很精彩的故事,但我们还没有讲好

戴闻名

“西方的‘中国崩溃论持续了大约20年，现在已经崩溃了，因为西方对中国的悲观预测都以失败告终。现在轮到国内的‘中国崩溃论崩溃了，我估计不要20年”

现在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担任教授的张维为，最为中国学界和读者熟知的身份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坚定支持者。

张维为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翻译，后留学瑞士，成为国际关系学者。“我走了100多个国家，发现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都不成功，这使我对西方整个话语体系产生了怀疑。”他说。

他在自己的书和文章中多次指出，基于他行走百国的经验，横向来看，中国发展道路是“最不坏”的。中国的未来，“不是所谓‘把故宫拆掉建白宫，而是制度创新，建立超越西方的，更适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他为此写出了新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崛起，我们要有点历史感，看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时候的情况，付出过多少代价。中国人最没有理由悲观，中国崛起的大势放在那里，不可阻挡。”他说。

《瞭望东方周刊》：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30年来发展的成功经验被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称为“中国模式”。你是“中国模式”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但有学者认为，中国还在探索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不能称之为“模式”。你如何看待？

张维为：我讲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路”，只是因为国际上把“中国道路”都称为“中国模式”，所以我用了国际上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这个“模式”，跟所谓“浦东模式”、“重庆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一样，就是指自己独特的发展经验的总结，而且是开放的，发展中的，可以不断完善的。

但中国发展经验的基本特征已经成型，而且应该坚持下去。我在书中把它解构为“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八个基本特点。

这是对中国比较行之有效的经验的一个总结。至于未来方向，当然不能是所谓的“拆掉故宫建白宫”，而只能是制度创新，我们要建立超越西方的、适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我们也正在这样做。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这句话是真理。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来谈一些具体的问题。你在书中特别指出，以“基尼系数”等西方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发展是不客观的。为什么？

张维为：西方制定的指标往往脱离非西方国家的国情，也脱离中国的国情。比如基尼系数就很难把中国的问题说清楚。

我们中国收入最低的是农民，但我们进行过土地改革，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而9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农民既没有地也没有房。只计算货币化的收入，怎么能说明中国农民的生活情况？

我们至少应该把农民的地和房子的价值也折算进去，再来进行横向比较，才会比较客观。但基尼系数不计算这些，只计算货币化的收入，所以这个概念很难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

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应该根据中国的民情国情出发，开发新的指标体系，然后推向国际。标准竞争毕竟是世界上最激烈的竞争。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在哪些方面？

张维为：中国面对很多挑战，但我还是这个观点：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贫富差距、腐败、环境等等，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国家都遇到过。我们今天处理得不比他们当时差，今天在这方面出现的情况也并不比他们当时更严重。我们也有可能解决得更好，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资源。

对很多事情，我的基本态度是：先肯定、再改进，自信地看到自己的成绩，在此基础上逐步解决问题，而不是像很多人一样，一下子就全部否定。

中国这样的国家崛起的规模、速度，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在欧洲，这样的崛起时代已经打了至少100场战争。中国没有任何一场战争。

我做过统计，从1840年到1978年的140年间，中国最长的太平时间没有超过9年。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第一次打破了这个怪圈，所以中国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很不容易。再给中国10年的稳定，中国还会给世界更大的惊喜。

《瞭望东方周刊》：你做学者之后主要的工作之一，似乎是在向西方、特别是欧洲解释中国。你一般怎么面对他们尖锐的问题？

张维为：我今年2月还要去海牙，到荷兰参议院讲中国发展模式。在欧洲讲中国，有时候难免要辩论一番。主要是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太大。但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辩论。

比如他们总是说“中国入侵西藏”。对于这一点，我就实事求是地反问：如果是“入侵”，那么请你告诉我西藏是什么时候独立的？他们说1912年辛亥革命前后，西藏宣布过独立。那我就问：但那个所谓独立，有没有国际承认呢？你们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承认过西藏1912年的所谓“独立”。中国中央政府当时国家内乱，无暇自顾，但也没有承认。没有国际承认的独立能算是独立吗？这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这个事实，没有任何西方主权国家政府质疑过。

事实上，对于国际上很多对中国不公正的指摘，我們都需要有一种除了理论上事实上的陈述之外，还要有一种比较简易的、别人能听懂的表述方式。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弱点——实际上中国崛起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我们还没有讲好。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瞭望东方周刊》：这牵涉到一个更大的软实力战略的问题，中国需要全面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和话语权。对此你有什么建言？

张维为：我们现在要做的重要的事，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我讲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在非洲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情，但西方可以一下子把我们污蔑得一塌糊涂，说我们在跟违反人权的政权打交道。

我们现在官方的回应是，中国“不干涉内政”。这也是一种话语，但效果比较弱。无论在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中，有道德优势的话语才是强势话语。

所以我们可以说，根据中国人的理念，消除贫困就是促进人权，而且是第一位的人权，因此中国帮助非洲消除贫困，就是促进非洲的人权，任何国家不能以任何借口阻碍别的国家帮助非洲消除贫困。这样的话语就强势得多。

我们的学者要通过自己原创的研究，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西方的话语体系其实有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政治权利一定要比其他权利重要，如果你去多数国家的民众中做个民调，一定不是这个结果。在这方面我们的学者要进行独立的开发和研究，一旦突破就会海阔天空。

而所有这些都还是战术层面的，在战略层面，最重要的仍然是一个国家的实质性崛起。归根到底，西方是承认实力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把解释中国的任务交给西方。中国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们都会来研究，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教授都会来研究中国的成功故事，而这个趋势现在已经开始了。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