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杨晓升 蔡凛立

杨晓升：男，广东揭阳市人，198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曾任《中国青年》杂志记者、文化版主编、社会版主编，现任《北京文学》杂志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曾发表报告文学、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等各类作品近二百余万字。《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先后获2004年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和第三届（2004-2007年）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科技忧思录》获得新中国60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其本人2010年获北京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称号。

蔡凛立：女，龙源期刊网记者。

一、如何为读者服务并打造《北京文学》市场品牌

蔡凛立：首先请杨主编介绍一下《北京文学》历史吧。

杨晓升：《北京文学》是北京市文联主办的一本文学月刊，自1950年创刊至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50年代，《北京文学》因发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新时期之后，《北京文学》更是佳作迭出：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邓友梅的《那五》、陈建功的《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余华的《现实一种》、刘震云的《单位》、刘恒的《伏羲伏羲》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名家名篇，更是使《北京文学》领新时期文学之风骚。

2003年，《北京文学》月刊社又创办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使杂志由原来的一本变成现在的原创版和选刊版两本。原创版即《北京文学》（精彩阅读），选刊版即《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两本杂志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形成双拳出击的态势，不但很快在全国的文学期刊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均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发行量连年稳步上升，影响力不断扩大。

蔡凛立：“为读者办刊、为读者服务、让读者喜欢”为新世纪以来《北京文学》的办刊宗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晓升：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内容上强化了读者意识。小说强调要用生动的故事或鲜活别致的语言牵引读者的阅读，内容上以写当代生活为主，希望所发的每篇小说首先要能让读者饶有兴味地读下去，内涵上又能给读者留下一些回味；报告文学注重选题上的市场感，注意抓读者的兴奋点，所发作品应该能够引起大众读者的普遍兴趣并吸引他们的阅读；散文随笔强调真情实感，要有感而发、言之有物并有一定的文化品位；评论文章要尽可能抓大众文化话题，行文尽量通俗鲜活，避免传统文学评论中的学究色彩。

二是强调对读者的服务意识，尤其是对自然来稿的高度重视。为了拉近刊物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参与办刊，比如每年“文化观察”栏目的大众文化问题讨论。改版后的《北京文学》还在扉页上开辟了“热线”，读者可对感兴趣的乃至崇敬的作家提出各种提问，再由编辑出面请相关作家回答；每期杂志最后的“纸上交流”栏目，更是为读者品评刊物、作家、文学现状等提供了畅所欲言的场所……

蔡凛立：《北京文学》以“篇篇好看，期期精彩”的高标准，不断推精品力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如何定义这个标准中的“好看”和“精彩”？

杨晓升：“篇篇好看”是指我们所刊登的作品，其内容和表现形式都要尽可能符合大多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审美趣味，要有较强的可读性，能够吸引并调动读者的阅读欲望。简言之，就是要使我们所刊登的作品最大限度地体现文学作品应有的感染力。

“期期精彩”是指新出版的每期杂志都要有亮点、重点作品或重点策划，要给读者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同时留下对下期杂志的阅读期待，这需要靠编辑的匠心，没有匠心和高水平的策划，就不可能“期期精彩”。

没有“篇篇好看，期期精彩”作基础，打造“中国文学期刊市场品牌”也就成为空话。当然，这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也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蔡凛立：“打造中国文学月刊的市场品牌”为《北京文学》的目标，对此《北京文学》如何去实现？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实现？

杨晓升：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得经过以下两个途径：

第一是靠作品。无论是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还是诗歌、评论，我们都会竭尽全力推精品力作，同时要考虑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与读者的贴近性，我们要的是曲高和众而不是曲高和寡，要在不降低文学品位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升所刊发作品的可读性，力求雅俗共赏。

第二是靠宣传和发行。有了好的作品和内容，就应该下大力气宣传和发行。因为杂志是文化商品，具有商品的属性，所以就必须有广告宣传和发行营销这些环节。任何一种商品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都要有一个市场培育的过程，文学期刊走向市场也是如此，但难度可能更大。理由是《北京文学》这个杂志早就存在，不是新创刊的杂志；《北京文学》是文学品牌，但由于受体制和文学大环境等各种原因的影响，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多少有些曲高和寡、不是市场品牌，要让读者改变原有印象、让更多的读者接受而达到曲高和众，比新创刊的杂志还难。因为这需要经历两个环节：首先是改变头脑里原本对你曲高和寡的印象；其次是认识、接受你现在的内容，最终达到曲高和众。而新创办的杂志只需要后一个环节。

所以，由曲高和寡到曲高和众，由单一的文学品牌到拥有文学品牌和市场品牌的双品牌，这个过程会很艰难，甚至可能很漫长。但只要大方向对了，我们就会义无反顾。新世纪以来，我们的刊物发行量一直稳步上升、影响力不断扩大，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正说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

至于说何时实现，我想最好还是留待市场和读者的回答吧，毕竟“市场品牌”最权威的审判官是市场和读者。

蔡凛立：封面是刊物的脸，《北京文学》以漫画构成封面，新颖、独特，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这是否出自于提高杂志外观上的市场竞争力的考虑？

杨晓升：是的。刊物的独特性首先是封面上的独特性，新颖、独特的封面才能在琳琅满目的报刊亭中首先吸引读者眼球。所以，参与市场竞争的刊物封面必须具备两方面功能：审美功能和广告功能，两者缺一不可。传统的文学杂志更多地强调审美功能，而往往缺乏独特性，不吸引人。

二、“名家新作”和“新人力作”为刊物的特色

蔡凛立：翻开新世纪以来的《北京文学》，不难发现每期都有两三位当代实力派或正走红的作家和评论家的作品，名家压轴是否为《北京文学》的特色之一？《北京文学》如何定位自己？

杨晓升：几年来我们一直力推“名家新作”和“新人力作”，这是我们的编辑策略和编辑定位，也算我们刊物的特色吧。推“名家新作”是因为名家对多数读者有影响力和号召力，每位名家都有各自的忠实读者，刊物只要出现他们所喜欢的名家的名字读者就会关注该名家的相关新作。当然，我们对名家的作品也是有标准的，那就是作品与作者名气要名副其实，名家的作品达不到要求我们照样退稿；推“新人力作”是因为文学的未来寄希望于新作家的涌现，这是文学的活力和刊物的活力所在。

一个刊物没有名家作品会缺少号召力，但只推崇名家则会让人望而生畏，觉得你高不可攀，缺少亲和力；而没有新作者出现，刊物又会缺少活力和生命力，何况文学新人的发现、未来作家的培养必须靠文学编辑尤其是文学刊物的编辑。因为编辑部每天都会面对众多的自然来稿，这些来稿不乏有潜质和培养前途、甚至已经比较成熟的文学作者，只是他们的才华和作品尚未被读者认识而已。所以，多年来我们要求编辑要认真审读自然来稿，并将其列入编辑业绩考核。

蔡凛立：《北京文学》以培养名家、推出优秀作品闻名于中国文坛，创刊半个多世纪以来，《北京文学》培养了哪些名家？推出了哪些优秀作品？

杨晓升：可以说群星闪烁、数不胜数。许多当代著名作家的小说处女作均在我刊发表，像浩然的《喜鹊登枝》、余华的《星星》、刘恒的《小石磨》、王安忆的《雨，沙沙沙》、张辛欣的《在静静的病房里》、张宇的《河边丝丝柳》、徐小斌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等等。而在我刊发表小说成名作和代表作的著名作家更多，像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那五》，林斤澜的《头像》，陈建功的《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张洁的《从森林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条件尚未成熟》，刘恒的《伏羲伏羲》、《天知地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震云的《单位》，刘庆邦的《走窑汉》、《鞋》、《信》，李杭育的《沙灶遗风》，阿成的《年关六赋》，荆永鸣的《外地人》，蒋韵的《心爱的树》，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等等。

蔡凛立：一本文学期刊对于文学爱好者及创作者的吸引程度，很大程度取决于该刊对自然来稿和文学新人的态度。对此，《北京文学》是如何去做的？

杨晓升：对于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最苦恼的事莫过于将自己的心血之作投寄编辑部之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但这又怨不得各个刊物的编辑部，因为近十年来的邮资突飞猛涨，再加上人力的原因，几乎所有的编辑部都难以有能力给作者退稿并回信。

进入新世纪的《北京文学》却郑重承诺：“只要在来信来稿的信封左下角贴上《北京文学》的原始标志并附足返程邮票，本刊将做到每信必复、每稿必回信并提出处理意见。”原始标志现在每年出现两次。此举不但受到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热烈拥戴，每月来信来稿在滚雪球般增长，而且《北京文学》改版后新设的“新人自荐”栏目，更是吸引了大批文学青年。

“新人自荐”栏目每期发表的小说处女作，终于让一批怀才不遇的文学新秀陆续在《北京文学》崭露头角。这些小说处女作虽然内容和风格各异，但都不同程度上显示了年轻作者的文学才华。其中，由此成长的代表性作家有：雷立刚、司雪、尉然、王秀云、常芳、钟正林。

三、好看小说为大餐，报告文学为看点，与其他“配菜”——散文、诗歌、评论等构成了《北京文学》的“满汉全席”

蔡凛立：改版后，《北京文学》报告文学栏目名为“现实中国”、小说栏目为“好看小说”，诗歌栏目名为“真情写作”，散文栏目名为“天下中文”，栏目名设置的想法是什么？

杨晓升：《北京文学》从一创刊开始就是一本综合性文学月刊，它同全国各省市的文联或作协主办的文学杂志一样，一定程度上负有培养和扶持文学新人、团结广大作家的使命，这决定了《北京文学》所发作品必需兼顾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诗歌和评论这些常见的文学体裁。与此同时，现在的《北京文学》是需要发展的，需要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而要发展和拥有更多读者，就必须在全国千刊一面的文学杂志中办出与众不同的一面，使其在众多期刊中脱颖而出。

纵观全国的文学期刊，大都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而且作者资源也都是共同的，你再有权威，也不可能垄断全国所有的作家。所以，想与众不同，只有靠编辑思路、选稿标准和策划能力区别于其他的刊物。

报告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相比于其他文学样式，报告文学因能够更直观迅捷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热点事件、热点人物和重大社会问题而广受读者欢迎；而如今的文学杂志却很少刊发这类报告文学，少数几个杂志虽然偶有报告文学出现，但要么是缺乏连续性和编辑的精彩策划，要么干脆刊发有偿报告文学以致败坏报告文学的声誉。所以，《北京文学》以“现实中国”为栏目每期推出优秀的报告文学力作，一是作品要尽可能关注中国当今现实中关系国计民生的各种社会矛盾、热点、焦点和重大课题，二是要为报告文学正名、恢复报告文学应有的阅读效应和社会影响，使之真正成为每期刊物的亮点、看点和卖点。

小说的栏目名为“好看小说”，顾名思义，就是要求刊发的小说真正好看。在我看来，好看小说包括这样的一些因素：新颖的故事、紧张的情节、生动的细节和人物、个性化的语言、丰富的意蕴和深刻的内涵……总之，我们所刊发的小说作品必须具有小说应有的感染力，要符合大多数读者的审美趣味。相反，那些打着探索的旗号故弄玄虚、因而对大多数读者晦涩难懂的小说，就不符合我们的选稿标准。

至于散文，我们主要刊发亲情散文和文化散文，我们把具有真情实感的亲情散文和诗歌放到“真情写作”的栏目里，而将文化散文、哲理散文放到“天下中文”的栏目里，并没有特别的想法，而是按作品内容的类型作了大致分类，便于读者阅读。

其实，对于读者来说，栏目并不重要，关键是作品要能赢得读者。一期新出版的杂志，读者读后能记住作者和作品的名字和内容，却不一定会记住作品发在什么栏目。所以，我们每一期杂志的每个栏目都要求有重点作品，这些重点作品一定要精彩，要让多数读者读后能留下印象，觉得每一期杂志都物有所值。

蔡凛立：“现实中国”栏目的报告文学，因题材切中百姓关心的热点话题而引起广大读者的极大兴趣并产生强烈反响，几乎每期的报告文学刚一刊出就被各地报纸争相连载。《北京文学》对这个栏目是如何进行策划的？它有什么特点？

杨晓升：我们要求这个栏目的报告文学要关注当下的中国现实，要站在一定的高度俯瞰、审视变革时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及相伴而来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焦点和社会热点，注重选题上的市场感，注意抓读者的兴奋点，所发作品应该能够引起大众读者的普遍兴趣并吸引他们的阅读，进而引起应有的共鸣和思考。而要做到这一点，守株待兔绝对不行，必须主动策划。这要求我们的报告文学编辑必须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编辑，必须打破文学圈子的局限，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要关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变化、趋势、热点和焦点，以文学和社会的双重标尺去捕捉、策划报告文学选题，进而选择合适的报告文学作者进行交流、探讨，动员并组织他去采写相关选题的报告文学。这样做也要有一个前提——编辑必须有足够的作者资源，否则会捉襟见肘、找不到作者。所以，个人视野、思想深度、策划能力、组织能力和文学素养，是对报告文学编辑的基本要求，否则就难以组织到我们所需要的、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

要说“现实中国”这个栏目的特点，那就是：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蔡凛立：据悉，《北京文学》每一期只有一篇报告文学的分量满足不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会不会考虑增加报告文学的分量？

杨晓升：事实证明，新世纪以来《北京文学》刊发的报告文学确实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广泛欢迎，这是我们精心策划选题、组织作家精心采写的结果。但是，《北京文学》目前刊发的小说也有广泛的读者。虽然小说是综合文学杂志必不可少的“大餐”，但《北京文学》刊发的小说有自身的标准，在作家写法创新与读者审美的天平上，我们会更多地尊重读者，所以我们刊发的小说也因而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

以好看小说为大餐，以报告文学为看点，近年来已经成为《北京文学》的重要特色，两者双拳出击，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与其他“配菜”——散文、诗歌、评论等构成了《北京文学》作品上的“满汉全席”，共同推动改版之后《北京文学》的发行与销售，发行量一直稳步上升。

当然，我所说的是常规状态下目前《北京文学》内容上的基本构成和基本格局，连年稳步上升的发行量也证明多数读者认可目前《北京文学》内容的这种基本构成。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去打破这种格局，但如果某一时间段我们能组织到更多能够震撼人心的报告文学力作，它们又比编辑部组织到的小说更有卖点，我们也会考虑打破常规适当增加报告文学的篇幅。一如某一阶段我们忽然组织到一批精彩的中短篇小说力作，我们也会适当考虑增加小说的分量。总之，是否增加相关体裁的作品，全看多数读者的需要而定。

四、突出北京本土文化，借助首都的优势团结全国优势作家

蔡凛立：《北京文学》发行量一直稳步上升，每期作品刚一刊出便受到全国各地媒体的争相转载和传播，而且单期杂志也曾出现读者抢购乃至脱销的景象。但一些侵权现象也随之而来。比如说，一些杂志、报纸、电台、网站和电视台，未经作者和编者的授权，便随意转载、连载、摘载、改编和传播贵刊作品，而且未注明作品出处，未按规定及时向作者和编辑部寄送样刊、样报或样书，未向作者支付稿酬，甚至未标明作者署名。《北京文学》对此如何处理？

杨晓升：针对你说的这种情况，2004年我们曾经发起“发现了就告诉我，我给您奖金”的有奖举报活动，发动全国读者揭发其他报刊对我刊的侵权行为。这个行动收到了一些反馈，一些读者来信并寄来样报或样刊举证一些报刊对我刊的侵权行为。本着与人为善、先礼后兵、治病救人的原则，我们一般不先起诉对方，而是对侵权的相关报刊先作必要的交涉，要求对方按照国家制定的著作权法和版权法，对侵权行为作出解释、赔礼道歉并作相应补偿。从已经处理过的情况看，这些侵权行为都通过协商得到了解决。对于举报属实的读者，我们也都按约定做出了相应的奖励。在此，我代表《北京文学》对广大读者再次表示感谢！对于新发现的对我刊的侵权行为，我们也将继续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我刊和作者的合法权益。

蔡凛立：一本好的期刊离不开好的编辑队伍，请您介绍一下《北京文学》的编辑队伍。

杨晓升：我们现在分原创版和选刊版两个编辑室，每个编辑室各有四至五个编辑，这些编辑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经历不同，性格各异，但都热爱文学，并具备文学期刊编辑所应有的基本素养。他们当中有搞评论的，也有写小说的，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而且都小有成绩，但我们要求编辑们无论如何工作是第一位的。作为编辑，你可以有自身的追求和爱好，也可以有自己的审美趣味，但都必须服从刊物发展的大局。编辑要有责任心和团队精神，必须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为刊物努力工作、建功立业，尤其是选稿的时候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代替普通读者的审美需求，所编发的作品应该尽可能让更多的普通读者喜欢。

蔡凛立：作为首都的一本文学期刊，有人建议《北京文学》应该更加大胆一些，新颖一些，在突出北京的本土文化上下点工夫。这种建议是否可行？

杨晓升：继承是刊物生存的根本，创新是刊物发展的灵魂。“突出北京本土文化”这个建议很有见地，也很好。毕竟《北京文学》是北京的文学杂志，要有北京的优势和特色。北京的优势首先是首都的优势，《北京文学》必须借助首都的优势团结全国优势作家，不断推出一流的作品；同时，北京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如果将它们以适当的形式融化入刊物的内容之中，既能增加刊物的厚重感，也肯定能更进一步强化《北京文学》的文化优势和文化含量。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向这方面努力，比如举办“老舍散文奖”，主要是刊发弘扬北京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散文。当然，由于这类散文优秀的作品还不够多，编辑部组织的力度也还不够，所以无论是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组织稿件上，我们都还需要加强研究和策划，也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蔡凛立：当今文学期刊普遍陷入窘境，发行量严重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您怎么看待？有界内人士认为，与大学或企业合作，办同人杂志，是文学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您认为这些做法是否可取？

杨晓升：文学期刊发行量普通萎缩，这是事实，但我个人始终认为，萎缩的原因并非文学作品本身丧失了魅力，而是文学期刊普遍缺乏真正吸引人、乃至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其根源一是作家的创作，二是文学期刊编辑的观念，平庸的作品和平庸的刊物，自然不可能真正吸引读者。要知道即使是文学被普遍认为“边缘化”的今天，文学界每年依然有发行量上十万甚至数十万的出版物，作家中也依然有光彩夺目拥趸者众的明星。为什么同样是文学出版物，有的滞销有的却畅销？同样是作家，有的落寞有的却风光无限？没有别的，观念和创造力的不同造成了结果的不同。

对于如今已经步履维艰的文学期刊，创新和突破是必然的，否则就谈不上生存和发展。既然是创新与突破，前方就存在各种可能性，与大学或企业合作，只能是生存发展方式中的一种，但无论如何合作，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合作，如果刊物不能推出优秀作品，不能赢得更多读者，刊物的发行量不能够提升，那都不能算真正的成功，更不能说代表文学期刊未来发展方向。真正能代表文学期刊未来发展方向的做法，只能是刊物影响力和发行量的不断扩大；反之，一切能够促进刊物影响力和发行量扩大的做法，才真正代表了文学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

五、获奖是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的动力，办刊是为最大限度地繁荣文学创作

蔡凛立：新世纪以来，在连续几届的“《小说月报》百花奖”评选中，《北京文学》的获奖数量高居全国所有文学期刊之首。请您介绍一下这一奖项的评选依据及《北京文学》摘取桂冠的原因。

杨晓升：《小说月报》是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专门选载全国众多文学期刊最新刊发的中短篇小说佳作的文学选刊，每月出版一期，目前每期发行量已达到四十万份，是我国发行量和市场影响力最大、读者最为广泛的文学选刊。“《小说月报》百花奖”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了十三届，每届评选出十部中篇小说和十篇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全部由读者投票并最终按绝对票数的多少选出，票数统一也交由社会性调查公司独立完成，是目前我国唯一一项不设评委也不受编辑部主观意志干扰的文学评奖，所以无论是在文学界还是读者中，此项评奖都具有很高的公信度和广泛的影响力。

《北京文学》之所以能成为近几届《小说月报》百花奖获奖最多的文学杂志，是刊物新世纪以来坚持面向大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读者，严把作品质量关的客观反映，也是刊物发行量近年来能够持续稳步上升的重要基础。《北京文学》杂志社将再接再厉，努力巩固近年来已经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继续扩大发行，以回报广大读者多年来的关心、支持和厚爱。

蔡凛立：自1997年以来，《北京文学》一直坚持对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做排行榜。此举的目的和评奖的原则分别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

杨晓升：1997年8月，面临信息泛滥、文学日渐枯萎的严峻现实，《北京文学》本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联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评论专业委员会，发起并主办了“当代中国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活动。内容包括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长篇小说特别推荐、理论批评特别推荐、港台作品特别推荐等项。推荐委员会汇集国内活跃的中青年理论家及资深编辑家，排行榜产生过程由推选委员会多方征询意见，提名研讨，多层淘汰，择优入选。

此举意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为读者提供最全面、最精华的文学选本。此活动一直延续至今，现由北京文学月刊社独立评选，本着精益求精、服务大众读者的原则，排行榜体裁后来集中到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四种体裁，每半年一次，后又改为每年一次，评选范围为全国文学期刊在相关时间段刊发的作品。先由全国各权威文学选刊推荐候选篇目，再由《北京文学》组织优秀编辑和专家一起阅读与评审，最终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四种体裁分别排出座次，每次每种体裁排出前五名。

这个排行榜现在已经成为我刊的品牌，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从1997年至今，本刊与多家出版社合作，已经陆续出版了十多本“排行榜”上榜作品集。

蔡凛立：在崭新的2011年里，《北京文学》会以何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杨晓升：新世纪以来的改革和调整已经使我们刊物的内容和特色逐渐成型，主打好看小说，突出报告文学，兼顾散文随笔以及诗歌、评论；抓名家新作，推新人力作。这些内容、特色和风格已经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认可和欢迎，我们刊物的发行量一直稳步上升，所以2011年我们的刊物内容上不会有大的变化，而会坚持在前些年所形成的内容和特色上，继续推精品力作，通过这些精品力作进一步提升刊物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进而进一步扩大刊物的发行量和读者群。

六、“当一次次从媒体上看到有关部门公布的一系列与独生子女不幸夭折有关的数字之后，我觉得我根本就不是在关注一种现象，而是置身其中在关注包含自己在内的生命的痛。”

蔡凛立：“现在已经锦衣玉食的作家，正流行于玩文学，真正能从心底喷发创作激情的更多的是底层作者，虽然他们一万个人里可能才产生一个真正的作家。”这是您说过的一句话，您如何定义“真正的作家”？

杨晓升：真正的作家应该是用心灵写作，文字和技巧仅仅是他用以表达心灵世界的工具或手段。真正的作家必须以真诚的态度面对生活，并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与现实、生活、时代、社会和历史息息相通，他写出的每一篇作品都应该是真诚感受现实、生活、时代、社会和历史的情感结晶。

蔡凛立：您是由热爱文学、参与文学创作进而走上《北京文学》领导岗位的，迄今已经发表和出版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等各类作品二百余万字。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还先后获2004年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和第三届（2004-2007年）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科技忧思录》获得新中国60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对此您有什么感受？您如何看待自己“报告文学作家”这个身份和当今的报告文学创作情况及它的发展？

杨晓升：获奖说明我的《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和《中国科技忧思录》得到了评委们的认可，对此我由衷感谢厚爱我作品的所有评委。获奖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但对于真正的写作者来说，获奖又不是创作的出发点和目的，我只将获奖作为评委对自己创作上的一种鼓励和价值认可，并将继续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创作与繁荣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总的来说，当今我国的报告文学创作虽不乏亮点和佳作，但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数量不多，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阵容也不够强大，这同当今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普遍缺失有关。相比于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报告文学的创作需要作家投入巨大的创作热情、精力和财力，需要有直面现实和人生的巨大勇气，在当今这个普遍重利轻义的时代，这种投入和产出往往又不均衡，也即投入多获利少，所有这些因素都一定程度制约着报告文学的创作与繁荣。所以，当今真正的报告文学创作，靠的只是为数不多的“铁肩担道义”式的报告文学作家的自觉行为，文学出版乃至全社会并没有更多地为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提供有利的甚至是必要的条件以鼓励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从这一点上讲，我觉得社会舆论要对这些为数不多的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予以更多的关注、支持与鼓励。

蔡凛立：您五年磨一剑，创作出了《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对独生子女意外伤害问题的全景式实录。您创作这部作品的动机是什么？在创作之前的采访过程中，最让您震撼和难忘的又是什么？

杨晓升：这应该是我个人的职业习惯、工作经历和社会责任感使然。以前我在《中国青年》杂志做记者、编辑，一直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写了相当数量的报告文学；具体到写这本书，则是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热爱促使我对独生子女意外伤害问题产生关注。我非常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尤其喜欢孩子，每每见到那些憨态可掬、天真无邪的孩子，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频频注视，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大家都处于安居乐业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很满意。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电视屏幕上，我们天天可以看到幸福的三口之家，那种温馨让人如沐春风。但是，搞文学的人习惯联想、甚至是胡思乱想，我常常想，这种幸福生活一旦被打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从力学原理上讲，三线三点所构成的几何图形成为一种最稳固、最稳定的结构。但这也是最脆弱、最不牢固的结构，因为一旦失去其中一点，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便不复存在。

事实上，我这种联想绝非空穴来风。当我接二连三地从报纸、电视等媒体上看到某某城市某某三口之家的独生子女不幸夭折的消息时，便不寒而栗，随之感到难以名状的痛楚与同情。这又进一步促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关注这个群体。尤其是当我一次次看到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一系列与此问题有关的数字之后，我甚至觉得，我根本就不是在关注一种现象，而是置身其中在关注包含自己在内的生命的痛。

对遭受独生子女意外伤害家庭的采访的过程是异常艰难的。可以说每次采访都刻骨铭心。时常是，我的采访刚刚开了个头就没有了下文，面对的是被采访者声嘶力竭的哭泣，我常常手足无措。相比而言，印象最深的是采访马的家庭，她奶奶面对我的采访悲痛难抑，那种撕心裂肺、痛不欲生、一问三泣的情景，让我终生难忘。也难怪，作为他们马家的唯一希望，马这个相貌俊秀、学习优异的少女的夭折，其损失对于他们来说是毁灭性的，马奶奶那种孤苦无助的绝望的眼神，至今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相信每位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面对这样的情景都不会无动于衷。

七、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办刊和写作之间的平衡点，希望两者能够兼而有之，如果不能，我更倾向于放弃办刊

蔡凛立：您近期的创作情况如何？除了报告文学外，您有没有尝试其他文学体裁的写作？

杨晓升：我的主业是办杂志，工作很忙，时间很少，创作仅仅是我的副业，尽管我很向往当专业作家。我是一个对社会生活时刻保持敏感的人，也时常有创作的冲动和构思，可惜这种冲动和构思时常是被忙碌的工作冲击而难以付诸行动，所以非常抱歉，我很难介绍我近期的创作情况，因为我的创作时间根本无法保证。

除了报告文学，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写作并发表过数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后来由于工作忙碌或将不多的精力投入报告文学创作中，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没有写小说了。不过，去年我挤时间创作的中篇小说《红包》发表在《小说月报原创版》第五期，后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和《大连晚报》连载，还入选《小说月报原创版》优秀作品年选。这给了我久违的一丝鼓励和信心。如果有时间，以后我当然还会写作，而且有可能回归写小说，因为写作报告文学需要更多的时间。

蔡凛立：您如何同时处理主编和创作这两项工作？

杨晓升：编辑文学刊物和文学创作我都喜欢，这两项工作都符合我的个人兴趣。但从个人利益衡量，我更喜欢文学创作，可惜我现在重任在身，工作繁忙，业余时间很少。我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做事非常认真、投入，不会敷衍了事、随便应付，所以办刊花耗了我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因而希望能静下心来多读书写作的愿望总难以实现，对我来说，鱼与熊掌的确难以兼得，为此我时常陷入苦恼。当然，因为办刊也有乐趣，苦恼也就时常被办刊的乐趣冲淡。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办刊和写作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努力，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使之兼而有之。如果最终不能够兼而有之，我或许会放弃其中的一种，如果条件许可，我更倾向于放弃办刊。

蔡凛立：有人说，一本刊物是主编风格的体现，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作为主编，您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深的感触又是什么？

杨晓升：作为社长兼执行主编，我最主要工作首先是负责《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所有稿件的终审和每期内容的策划、编排工作，主持《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每期集体审稿和讨论定稿，同时主持编辑部日常管理工作和刊物的宣传、发行、经营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现阶段内容上的风格显然留有我个人的痕迹。

作为社长兼执行主编，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刊物由原先单一的文学品牌打造成文学与市场的双重品牌，使之既不丧失文学品位又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市场和读者群；而最大的感触，应该是在塑造文学与市场双品牌的过程中，编辑部整体观念的改变、办刊角色的转换和市场运作能力的综合提高，这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