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遵命”的鲁迅

李国涛

今年的9月25日是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我读上海《文汇报·笔会》上吴中杰先生的《鲁迅研究感言》（2011·9·25）深有感触。吴先生以前的研究文章我也多读过，知道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这篇《感言》其实是他半生的研究心得。吴中杰着重谈鲁迅的“遵命文学”。他又细读鲁迅作品，找出不少材料，说明鲁迅曾自认自己写的是“遵命文学”，其实另有含义，不单是鲁迅当年即解释他所遵的命“是那时革命的前趋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吴先生用力求索，从不为人们注意到的鲁迅《〈农夫〉译文后记》里引出：“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这引文里是分明带着嘲讽，证明当年鲁迅自认是“遵命文学”，“实乃具有讽刺、调侃之意”。我以为吴先生这一句结论之语，真是得来不易。所以他将这个结论写进他的新著《鲁迅传》。

还有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极有价值的一点是，吴先生在《鲁迅的抬棺人》一书里进一步写了鲁迅的追随者萧军、胡风、聂绀弩、黄源、巴金这五位作家，还加上一位冯雪峰，写他们的政治命运之坎坷，言论之不自由，明明暗暗的受歧视、受批判。他们都是活到新中国的人。

从中，我觉出一种深刻。鲁迅伟大在于，从一开始他就不是真正的“遵命文学”者。所以后来真正传达他的精神的人，也就都不合时宜。这时我就想到画家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这本书。陈丹青热爱鲁迅，而且热读鲁迅，读得痴迷。他也说得有趣，别致。他说他谈鲁迅，是以“私人方式”，随便说自己的感受。比如，他说近代中国名人的面孔里，就数鲁迅的面孔最好看，放到近代世界级大人物中间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出色，压得住。陈丹青对鲁迅的解读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平常见不到。陈丹青也说到当年的鲁迅“抬棺人”这种意思，他说：“鲁迅生前的各路友朋就曾被地方军阀、国民政府及延安政府分别视为危险……直到今天鲁迅仍然是个危险的人物。我们只要看看追随鲁迅的青年：胡风、冯雪峰、萧军、川岛、聂绀弩……虽然没有被枪杀，但个个恨恨而死，不得好活……”那么，鲁迅能得好活吗？

他说，鲁迅最后十年选取上海为生活之地，因为那里有租界，“在上海待下来，他可以有一个进退回旋的余地。”在说到鲁迅的“死”时，很动情，也很动人。论病，那是普通的肺病，不稀奇；论寿，五十六岁，在当时也不算短寿；病死过程只两天，不算痛苦。所以，“比‘五四一代牺牲者及他身后几代文人的各种死法，简直天差地别。”

我觉得还有一点他没说到，就是鲁迅逝世的时间，即忌日。那当然是不由人选择的事，但是那日子也很合适———1936年，迟则抗战起。他要逃向哪里？上海是待不下去了。国民党的“大后方”，比如重庆，能容得了他吗？那么，延安呢？也不行。至于解放以后，下乡、劳改、戴帽子，他受得了吗？所以，他死在1936年那时候，是再合适也没有了。陈丹青说，鲁迅死后，身上盖着“民族魂”那旗子并不合适，因为他是民族的大异端。这话好像有点过火、意气。各种民族的“民族魂”里，总有异端的存在吧？

【原载2011年10月9日《羊城晚报·專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