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子弹飞了40年

杨 敏

成都市指挥街8号院，96岁高龄的作家马识途已在此居住数十年。这个临近闹市的老旧小区，是四川省人大老干部的宿舍，素来平和安宁。

自从姜文的影片《让子弹飞》上映之后，这里却突然热闹起来，出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

《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之《盗官记》。作为原著作者，马识途在首映式上对影片的四字评语“雄壮威武”被广为引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得多了容易被别人拿去作各种各样的解释，引起麻烦。等电影下映之后我再作评价。”

在小说《盗官记》中，马识途想要表达的原意是：中国农民为了生计被迫当土匪，开始是打家劫舍，后来伙同起来劫富济贫，再后来，他们意识到这些都不够，需要抢夺政权。“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没有纲领，也没有现代的进步的思想，他最多是想通过当官来出个气。”

马识途一直强调其“含泪的幽默”：“这是一个悲剧，是用喜剧形式来讲的一个悲剧。”

但他所不能预料的是，这部小说的命运之跌宕起伏，丝毫不亚于他笔下的这出悲喜剧。小说从1942年动笔，至1982年完稿，三度被毁，三度重写。“子弹”，在历史的天空中，飞了整整40年。

听国民党小科员讲“夜谭十记”

《让子弹飞》里的生活，马识途再熟悉不过。

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在四川刘湘时代，曾出任过三任县长，两任在洪雅县，一任在大邑县。洪雅地处川西边区，丛林茂密，山高路险，常为土匪出没之地。

四川匪祸之盛，为当时中国少有。有学者统计，1927年，四川土匪约有近10万之众。

马玉之深感匪祸害民，曾出奇招制匪，一举剿灭洪雅县最大的土匪帮，深得民众敬重。1937年，他调往大邑县赴任，万人送行。而小说中张牧之赴刑场途中，老百姓也是一路送行，称他作“张青天”。

在马识途出生的重庆忠县，确实发生过冒名顶替县长的事情。“县长来上任，过河时（踩踏板）踩虚了，淹死了。于是有人代他上任。”马识途笑说，“这事是我哥哥告诉我的，我很记得。”

《盗官记》中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银行票号参与买官卖官。这是马识途亲眼所见的。“山西的票号在成都很有势力，他们买来很多官府委任状，卖给想当官的人。成都一个公园里有一个鹤鸣茶馆，就在那儿讲价钱。”

小说里更多的人物和故事，则来自于马识途多年地下工作的积累。

1936年7月，马识途考入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但他的工业救国梦很快因抗日战争爆发而破灭。他在中央大学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南京学联小组，1938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上，他改原名“马千木”为“马识途”，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马识途在地下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变脸术”：“我有一顶罗宋帽，两种颜色，一面灰色一面黑色。有漂亮的金边眼镜，也有老学究的黑框眼镜。留胡子也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刮掉。”

有时候，还需改名换姓。一次深入匪窝时，马识途改作“陈”姓，因为土匪头子姓陈，便于称兄道弟。马识途说：“当时日本人在动员他，让他投降日本，组织上派我去，争取他抗日，不做汉奸。其实都是穷苦农民。后来我借为他办工厂的名义，用织布厂筹备主任的身份做掩护，在他们里面发展党组织，把他们的枪杆子弄到我们这边来。”

为摆脱特务跟踪，马识途需要不停地变换身份，当过流浪汉、小摊贩、大学教师、生意人……他还当过国民党县政府科员：“国民党搞军粮，我是军粮的督导员，去乡下收粮食，方便跟农民打交道，发展新生力量。”

正是在县政府当小科员之时，马识途听到了许多新鲜的故事。他后来在《夜谭十记》的后记中写道：“我还在小衙门和机关里结识过一些科员之类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像他们自己说的，既无福上酒楼大吃大喝，又无钱去赌场呼幺喝六……只好三五结伙，到人家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自寻其乐。我有幸被他们引为一流，在他们结成的冷板凳会上，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异事。”

后来的《夜谭十记》，就采用了一个冷衙门的十个科员轮流摆龙门阵的形式。

潜伏西南联大：写作的开始

若不是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马识途奉命潜伏，可能就不会有这部《夜谭十记》了。

1939年底，国民党制定了反共秘密文件《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马识途所在的湖北恩施，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由陈诚亲自坐镇。陈诚一口气在鄂西建立起8个特务组织。

对此，中共南方局确立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潜伏方针。

也是在这一年，马识途被任命为鄂西特委副书记，与鄂西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成员刘惠馨结婚。马识途欢喜得赋诗纪念：

我们结婚了

在一间阴湿的破屋里

桐油灯代替喜烛在辉映

我们找到了主婚的人

却不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而是我们生死相许的爱情

但是战乱时期的幸福总是格外短暂。1940年，由于特委秘书的变节，鄂西特委蒙受了巨大损失。“我的爱人和小孩都被捕。省委书记和我爱人牺牲，小孩儿被扔掉了，我找了20年才把她找到。”马识途重提这些，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刘惠馨牺牲时，怀里的婴儿才两个月。后来据特务招供，本来是要收养这小孩，将她培养成国民党特务来对付共产党，但后来还是放弃，怕孩子长大后成为一颗定时炸弹。

由于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时局异常凶险，马识途奉命前往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从一年级读起，一读4年。

这意外成为马识途写作的开始。

“当时才真正学了点东西。老师们对写文章要求很严格，那时候就开始练习写小说散文，等于是受了些科班训练。”马识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又因为长期搞地下工作，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物。这些人物在我心里都非常活跃，就这样慢慢开始写作。”

1942年，马识途开始创作《夜谭十记》。“《破城记》的前半部分《视察委员来了》是第一篇，《盗官记》那时已经写了一些了。”

但是写作只占了马识途很少的一部分时间，他把大量的精力用来发展地下党组织和进行统战工作。

重庆红岩村纪念馆，是中共南方局原址，曾展出一张毛泽东与四个美国大兵的合影。这四个美国大兵便是马识途介绍给中共南方局的。

“一次在书店偶然碰见这几个美国大兵，我懂英语，能和他们对话，就联合了当时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把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再通过他们介绍到美国。”

1945年秋，四个美国大兵取道重庆回国，在马识途和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他们在重庆红岩村与毛泽东见面合影。

谁能想到，这一场交往后来给双方都带来了厄运。这几个美国大兵在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受到迫害，马识途则在文革中被诬陷为“里通外国”。

书稿两度被毁

在地下工作中诞生的《夜谭十记》，注定命运多舛。

1945年抗战结束，马识途从西南联大毕业。有人从国民党党部调查室看到一份黑名单，在上面，马识途和其他三个同志被注明为“必须消灭的危险分子”。马识途被调往成都，任川康特委副书记。

“四川的特务特别多，当时我不想来，但通知说飞机票都买好了。而且什么都不准带，因为特务查得非常严。”马识途回忆道，“组织安排说，你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成都找工作。”

不得已，马识途烧掉了10多万字的稿件，包括《夜谭十记》已经完稿的部分内容。

马识途到成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华西大学附中教英语，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与马识途素来以兄弟相称。罗、马两家有通家之好，马识途还是罗广斌的革命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