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勒:企业史的探路者

向坤

小艾尔弗雷德·杜邦·钱德勒是美国著名的企业史研究学家，1918年生于美国特拉华州，1952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1971年被哈佛商学院聘为企业史教授并一直执教于此，直至80岁退休。

钱德勒以专注企业史的研究方向而闻名于世。从很大程度上来看，企业史(美国人称之为商业史)这一研究领域就是他开创的。据说，当钱德勒开始研究企业史的时候，全美只有13名相关学者，但当他2007年去世的时候，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1300名学者。在他之前，企业史研究大多是关于个别企业和个别企业家的故事，而钱德勒在众多案例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一般性理论意义的主题：“将企业史建立成了一个独立且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对经济学、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钱德勒在学术领域，从崭露头角到锋芒微现再到享誉全球，大致是通过他所撰写的“大企业三部曲”铺垫而来的。

放眼全球的标志性著作

1962年钱德勒出版的《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著作中讨论了美国大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以及企业的组织结构如何进行调整以适应自身的发展，具体内容包括杜邦、通用、标准石油和西尔斯四家大公司的发展史，演绎出美国现代公司及其管理架构产生和发展的普遍现象。通过这一系列分析和评述，他得出了著名的命题——结构跟随战略。他认为，一个企业的发展必须要使组织结构能够随着战略的变化而改变，使高层管理者能够在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通过适当的分权和授予责任使自己能够集中于企业的远期战略策划上。

1977年钱德勒出版了《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他明确表示，这本书所讨论的主题就是“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同时，市场依旧是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创造者，然而现代工商企业已接管了协调流经现有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由于获得了原先为市场所执行的功能，现代工商企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但钱德勒并没有否认亚当·斯密的理论，而是在从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角度对亚当·斯密的理论进行了发展，前提仍然还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钱德勒明确提出了和“看不见的手”截然相反的“看得见的手”的论点，指明了“看得见的手”已经在企业中取代了“看不见的手”，并列举了管理协调“有形的手”取代市场机制“无形的手”的八个论点：

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位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公司；在一个企业内，把许多营业单位活动内部化所带来的利益，要等到建立起管理层级制以后才能实现；现代工商企业是当经济活动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即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图时，才首次在历史上出现的；管理层级制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后，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指导各级工作的支薪经理这一职业，变得越来越技术性和职业化。而经理人为了自己在这个专业的声誉也会尽心工作；当多单位工商企业在规模和经营多样化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其经理变得更加职业化时，企业的经营权就会和它的所有权分开；在做出管理决策时，职业经理人员宁愿选择能促使公司长期稳定和成长的政策，而不贪图眼前的最大利润；随着大企业的成长和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支配，它们改变了这些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基本结构。

在钱德勒看来，管理协调这只“看得见的手”，相比市场协调这只“看不见的手”而言，能够带来巨大的生产力和丰厚的利润，提高资本的竞争力，由此管理的变革会引发生产和消费的显著提高。这也就是钱德勒所谓的“企业的管理革命”。

《看得见的手》为钱德勒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出版当年就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纽康门学术奖和哥伦比亚大学班克罗夫美国历史研究奖，后来还获得了美国新闻图书最高奖普利策奖。钱德勒也因此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令人遗憾的是，据说由于瑞典皇家学院“很难确切定位钱德勒的地位”，使他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但是钱德勒所提出的理论，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影响深远。

推崇现代大企业发展模式

1990年，钱德勒72岁，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三部标志性著作《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他的视野扩展到了世界舞台。钱德勒从美、英、德三个主要工业强国各选取2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考察它们从1870年到1990年的动态发展。他证明，工商企业通过其组织能力的发展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工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个主题一反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后者把产出的增长源泉归结为生产要素或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对钱德勒来说，使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的决定性因素，并不仅仅是物质资本投资率，也不只是政府、企业家个人品质或文化，而是支撑了“纵向一体化”大企业发展的专业管理和组织体系的发展。他所阐明的正是主流经济学的盲区：组织创新是“技术”进步的组成部分，而对生产、分配和销售中的管理系统和结构的投资是总资本形成的组成部分。他认为，现代企业的发展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代企业的发展必须要依托于基础设施的发展、分销和生产系统的发展。

在大企业三部曲先后完成后，钱德勒于1993年结束了对个别公司的考察，开始把研究重心放在对技术工业如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的演进历程的总结性剖析上。当然，研究的路径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仍然要从产业中重点企业的评述着手，是这些企业决定了国家中整个产业的命运。在这一阶段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2005年问世的《塑造工业时代：现代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的非凡历程》。在以其熟练的编年史手法创作的这部著作中，钱德勒完美地展示了他逐步深化的关于产业变革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遵循某种认知路径的企业综合学习基础。这种综合学习基础被解释为进入某个特定商业利基市场时所需要的动态组织知识和组织能力。关键之处在于，这样的企业综合学习基础初步确定了一个产业组织学习的连续路径，正是它们确立了一个产业演进的方向。

钱德勒终其一生，坚信现代大企业是国民财富最重要的创造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企业对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的组织能力不仅提供了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而且在国际工业领导权的竞争中提供了国民经济兴起的增长动力，这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兴衰。钱德勒始终认为，大企业是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因为管理能力只能在这种条件下被锻造出来。他曾评论说，在中央计划经济下，由于企业有关的决策只能由计划机构做出，因而其组织能力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因此，从组织能力的角度看，大企业不可能由行政命令所拼凑。钱德勒始终坚持大企业的先进性，他认为，大企业的出现是经济进步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大企业的分部门组织结构提高了企业的组织能力和竞争能力，不能通过一味的反垄断来打压。

同任何学者一样，钱德勒的一些观点也受到质疑和批评。例如，有人批评他把产生组织创新的原因全部归结为技术；也有人质疑：“纵向一体化”大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是否已经过时?还有评论者批评他只关注高层管理，而忽视了劳工问题。这些意见各有其道理，但无人否认钱德勒的贡献。

实习编辑：张雅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