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艺黄家: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2011-06-03 04:54朱俞仿廖红英
电影 2011年10期

文/朱俞仿 廖红英

摄影/孙向荣

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加上黄宗汉兄妹四人,被电影界称作”卖艺黄家”。黄家兄妹四人,各个都有名气。大哥黄宗江是新中国著名的戏剧家、散文家,把自己的人生写成了一部最有戏剧性的作品。二姐黄宗英,从小的梦想是做一个贤妻良母,当一个本分的小文书或小护士,可命运却让她成了一个大演员,再后来又成了新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三弟黄宗洛从小长相最差,谁也想不到他能当演员,但他却以“龙套大师”著称。四弟黄宗汉最具演员条件,可却成了黄家年龄最小、地位最高的革命干部,改革开放后成了中国第一代文化企业家,而今70多岁的他又成了中国年龄最大的博士研究生。“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黄氏四兄妹几十年的经历恰恰应验了这句话。

黄宗江:“很小就挑起生活重担,有浪漫的天性,一生中最爱的就是戏。”

黄宗江有一天坐出租车,司机忽然大发感慨:“现在的演员啊,有名有利的。过去那些老演员啊,太惨了。应该叫他们多拍点广告,多给他们点钱。”待会儿又说:“当年那个黄宗英啊,真好看。他那弟弟黄宗洛怎么那么难看啊?!他们家还有一个黄宗……黄宗江。”黄宗江追问:“这个人是跟他妹妹一样好看呢?还是跟他弟弟一样难看?”司机说没见过。黄宗江说,免费参观。——黄宗江的真性情可见一斑。

1921年当黄宗江呱呱坠地的时候,他的父母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出生在书香世家的小少爷以后会走上“卖艺”的道路,而且这条路迈出第一步后就注定要接连带出后面的一大串,弟弟、妹妹一个个当了“戏子”。后来,始作俑者的大哥黄宗江就以“艺人”自诩,黄宗江自己曾戏称他们家是“卖艺黄家”。

在中国文坛上,黄宗江至今保留着一项纪录——年龄最小的剧作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了抗日热潮。而就在“九一八”前夕,不满10岁的黄宗江虽然不大懂这个世界的变化,却总想创作些什么,于是那一年他写下了反战作品《人的心》,讲了一群动物园里的动物被人压迫到反抗的寓言故事。创作后第二年,黄宗江的同学就帮他投稿《世界日报》,没想到很快就给发表了。而他真正开始实现自己的戏剧梦想、踏上戏剧舞台,则是在周恩来、曹禺都曾经就读过的南开中学。

1935年,黄宗江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刚从北大毕业的张中行担任国文老师,他是旧式文人打扮,穿着布鞋长袍。作文课上黄宗江斗胆自命选题,行老拿着他的文章说:“黄宗江,当代一二流作家不过如此!”那时黄宗江才15岁,这一句夸他记了一辈子。

南开是一个戏剧摇篮,曹禺和周恩来都是黄宗江的校友。当时,许多角色需要男扮女装,黄宗江就经常扮演女角,后来还与周恩来、曹禺并称为“南开三大女演员”,被传为佳话。黄宗江曾详细回忆过当年自己的这段生活:“周恩来比曹禺大一轮,曹禺又比我大差不多一轮,曹禺上学的时候叫万家宝。那时候周恩来演戏,还是在从文明戏过渡到话剧的时代,到了曹禺演的时候,就已经是易卜生之类的大戏了。”到了1940年代,黄宗江一度与沈扬、蓝马、谢添合称为话剧舞台的“四大名丑”。

不过,黄宗江真正“扬名立万”,是他转行之后。1949年,他成为了解放军的一名文艺战士,干起了编剧。

建国初即结识黄宗江的翟俊杰,曾亲眼见过黄宗江为编剧痴狂的一幕。“有一次我们睡在一个房间,第二天我醒来发现他的嘴巴肿了,原来他一个晚上抽了两包烟,为创作苦苦思索,烟灰烟蒂一大堆。”

1953年,由黄宗江任编剧之一的《柳堡的故事》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这部影片伴随着插曲《九九艳阳天》红遍了大江南北。

在黄宗江所谓的“仍有可写”的作品里,一定有一件是最值得他去完成,却也是最难完成的——早在2003年,黄宗江在华裔影后卢燕的鼓励下,开始构思一个新的剧本《艺人》,他把它称作自己最后的杰作。该剧描写一对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恋人,两人都是演员。如今女演员已不能再登台演出,只能在台下看她的恋人演出。在一次演出现场,男演员演罢老丑角,在后台坐化了,而他的恋人,此刻在观众席上也坐化了……黄宗江一直希望能写成这个剧本并亲自出演戏中的老丑角,而卢燕则扮演那位恋人。可惜的是,如今天人永隔,这一美好的愿望,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黄宗英:“大哥决定了我的命运,我是个没想当演员的演员。”

据大哥黄宗江讲,小时候的黄宗英不但难看,而且还是个斜眼,真是“女大十八变”,15岁时的黄宗英就由一个“小斜眼”出落成了一个走在大街上惹人回头看的亭亭少女。

16岁那年初秋的时候,黄宗江让黄宗英到上海去,说剧团正是用人之秋,让她管管服装,做做杂事。突然有一天,一个女演员要结婚,请了假,临时补缺的黄宗英就这样被拽到了舞台上。不想,到了该上台的时候,她忽然把词全给忘了。黄宗英的角色是撒泼撒赖,她就开始凭着自己的想象演,结果没演一分钟就被人拖下去了。这时,黄宗英心想糟糕了,大概剧团不会要她了。后来黄佐临站在她的旁边说,“宗英,明天还你上”。第二天,她再上台时,看到台底下电影公司、剧团的头都来了,说“从北京来了个小姑娘,嗓特别响,北京话特好,人长得挺漂亮的,嗓子特别尖”,才知道他们嘴里说的小姑娘就是自己,没想这匆匆忙忙的第一场戏打开了黄宗英演员生涯的序幕。

一年后,黄宗英就成了上海话剧舞台无人不知的甜姐儿,她也从话剧舞台走上银幕,主演了她的第一部电影《追》。这年夏天,黄宗英被赵丹选为电影《幸福狂想曲》的女主角,有趣的是,片中的主人公不曾得到幸福,而现实中的两位主角却爱得再也无法分开。赵丹说:“我觉得你应该是我的妻子。”于是,黄宗英就决定做他的妻子。

1993年深秋,在赵丹离世13年之后,黄宗英与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散文家冯亦代结婚,冯亦代曾是黄宗江和赵丹的挚交,当年文艺界都尊称他为“二哥”。 黄宗英和冯亦代在一次很偶然的聚餐会上相识,当时冯亦代的夫人已过世,由于没有妻子的照料,一向衣冠整洁的二哥给黄宗英的第一个印象很有些邋遢。“我就给哥哥写了一封信,我说我想跟冯亦代结婚,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封信转给二哥;如果你们不同意,算我没说。”当然,在小妹再婚的问题上,大哥黄宗江很赞成。黄宗英与冯亦代的这段黄昏恋情,如同年轻人们的一样曼妙美好。冯亦代给黄宗英写了很多情书,她在闲暇的时候就将它们输入电脑,她说:“我们都是阎王殿里报了名的人,来日无多,惟有用最大的力量来浇灌这朵奇花。”

解放后,黄宗英逐渐淡出了银幕、舞台,1959年,黄宗英从上海电影厂调入上海电影文学创作所,当时一宣布调动的消息,黄宗英的脑袋一下就涨了,如果拿一个编剧的钱,编不出剧来对得起谁呀?后来,在夏衍同志的开导下,黄宗英将目光转向了报告文学。六十年代初期,黄宗英采写的《小丫扛大旗》、《特别的姑娘》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

为了写好报告文学,黄宗英实地采访,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对于黄宗英来说,最初的写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她曾向著名的报告文学家徐迟教授请教。而在哥哥黄宗江眼中,妹妹的文章确实有“发嗲”的痕迹,哥哥还开玩笑说,妹妹的文章就好像是在和读者谈恋爱。不过三弟黄宗洛却认为,姐姐的学历虽然在兄妹中最浅,但是她的感情却最真,相比之下,黄宗江引经据典的文章就显得“学问太大了”。

黄宗洛:“天生就不是演戏的料,别人叫我龙套大师。”

说起跑龙套,我们这般年纪的人,只知道周星驰。

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面塑造了一个跑龙套的年轻人——然而周星驰做得实在不够,他应该看看这位“龙套大师”黄宗洛!

与同胞手足相比,黄宗洛自小略逊一筹,论机敏不如大哥宗江,论才气不如三姐宗英,论长相不如小弟宗汉,他尽管喜爱文艺,平日里爱唱几口,但由于生性腼腆,是个上不了台的主儿。

6岁那年,姐姐黄宗英领着他参加入学考试,当时他紧张得要命。主考老师摸着他的脑袋微笑地说:“别害怕,你在家里都跟谁玩呀?”“跟小妹。”“小妹是谁呀?”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小妹是我姐!”主考老师一听连连摇头,连姐妹都分不清还上哪门子学呀!原来,黄宗洛的两个哥哥平时都喊黄宗英小妹,黄宗洛也跟着叫惯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因此竟被视为低能儿,被学校拒之门外,最后还是父亲出面让他上了学。

后来在天津读高小时,由于语音纯正,宗英和他同被选为代表,参加全市小学生国语演讲比赛。他毫不费力地把讲稿背得滚瓜烂熟,可一登台,见台下一片攒动的人头,就傻了眼,光张嘴不出声,最后当众号啕大哭,被抱下台。比赛结果,宗英全市第一名,宗洛倒数第一名。

几年后,黄宗洛返回老家读高中,一业余话剧团见他国语说得好,力邀他加盟并饰演主要角色,没想到他吭吭哧哧,怎么也不灵光。后来,他考上燕京大学,尽管校园内有两个学生剧社,搞得十分红火,他却望而生畏,再也不敢沾这文艺的边。黄宗洛努力攻读,一门心思想当个哲学家。

在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黄宗洛投奔解放区,进入晋察冀华北联大。校方见著名演员黄宗英的弟弟来了,想当然地把他分配到文艺学院三部,命运又把他和演戏硬扯到了一起。建国以后,黄宗洛进城参加演出的第一个大戏是《民主青年进行曲》,扮演一个叫王渔的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导演以为宗洛是个追求进步的大学生,演这个角色必定手到擒来。谁知上得台去,他畏畏缩缩,没有朝气。支部书记以为他有思想包袱,就找他谈话,大讲演好这场戏了半辈子戏饭的专业舞台演员,以为也是我从胡同里淘换来的业余京剧发烧友呐!”的重大意义。宗洛一脸庄重而又沉痛的神情,对书记的话点头如捣蒜。书记一看,有门!再一演,依然老样,导演一看没治,痛下断语:“王渔失水,不复救矣!”干脆把这个角色删掉了。此后,导演又让他演与他经历相仿的一个进步青年,他仍是朝气不足,急得曹禺院长直搓手,无奈之下,改请他降格演一个微不足道的特务。可没想到,他演出来的这个特务并非舞台上常见的那种凶神恶煞的反派,而是咬文嚼字,故作斯文,坏水藏在骨子里,作为舞台形象相当鲜明,于是人们都说,别看黄宗洛人挺老实,是个大好人,可演正面人物总是不太像,扮个坏蛋啥的硬是没挑。真是邪门了!

黄宗洛几次出师不利,不少人认为他不是当演员的料。但是他在向艺术艰途跋涉中所表现出来罕见的至诚精神和所下苦功,确实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50年代,北京人艺常上街演活报剧。这种剧被称为“一脚踹”,就是演一次就完的意思,很少有人对它下功夫。黄宗洛却不。有一次他演一个蹬三轮的,大轿车拉着演员赶到演出地,他却光身穿件号衣,浑身大汗地蹬着三轮撵着汽车跑,为的是赶到那儿说句台词。为了逼真,他不用油彩化装,

黄宗汉:“演戏的瘾憋了大半辈子,你说我是文化商人也行,说我是文化经济人也行,说什么都行,我就是我。”直接用黑红颜料往全身涂,涂了洗,洗了涂,直到颜色渗进毛孔。他蹬车闯进演区,群众以为他误入,大喊:“喂,蹬三轮的,人家演戏呢,瞎闯什么呀!”正在演戏的演员将错就错,“喂,这位师傅既然闯进来了,让他说说家里生活的变化吧!”黄宗洛顺水推舟演起自己的角色。他的苦肉计取得极佳的演出效果。戏只演了一次就完,可他这身黑红皮色足足冒了半个月的红汗,不知染了几身衣服,才露出了皮肤的本色。

当黄宗洛干得正欢实的时候,不知不觉到了离休的年龄。1987年,黄老办了离休手续,怅然告别舞台,封箱戏是那出描写老年生活的《遛早的人们》。至此40余载,以跑龙套始,以跑龙套终,可谓善始善终。

然而,下了台,未容他喘息,更来不及闹情绪,便不由自主地被裹进了拍摄影视的大潮,一部接一部,马不停蹄,欲罢难休。黄老给自己算了一笔帐,退下后他参加拍摄的影片不分角色轻重,约20余部。他的这些角色中,观众最熟悉也最喜欢的是《找乐》的主角老韩头。当年宁瀛在国外屡屡获奖归来后,她高兴地告诉黄宗洛:“各国的评委们,里头有很多国际上知名的大师,居然没有看出来您是一个吃

按照大哥黄宗江的话说黄宗汉是“没怎么得着机会演戏就成地下党员,一解放才十几岁就当宣武区宣传部副部长,然后又是什么副部长啊,大干事之类的。直到晚年他大概也没过上戏瘾,老憋着呢。”但后来终于有机会走上银幕,哪知道这一当演员就只演过一个角色:“我演的最多的就是看大门的。”至今已经“看”了好几十回了。对于自己为何老演门老头的原因,黄宗汉自我解嘲:“有时演员就‘被动’在这儿了,一个角色演得太成功了就把自己给砸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将近50岁的黄宗汉毛遂自荐地当了电视机厂的厂长。当时的北京东风电视机厂面临严重亏损,黄宗汉就从日本引进了国内第一条电视机装配线,并邀请日本专家协助管理。企业很快扭亏为盈,东风电视机厂的迅速崛起,也把黄宗汉推到了风头浪尖,他成了改革热潮中的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对于“引进外国人力和技术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在当时引起了重大争论,这场争论持续了两年半,一封检举黄宗汉有严重经济问题的举报信将他调离了厂长的岗位。也许黄宗汉当时也没有想到,这段审查成了他以后人生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黄宗汉接受审查、坐冷板凳的时候,他了解到:很多顾客虽然买得起电视机了,可是节目却没什么好看的。这个事实启发了黄宗汉,于是,他去了中央电视台。到那里一看,那时的中央电视台就是广电部楼底下的那一溜平房,还不如他的一个车间,这时,黄宗汉就明白了为什么节目不丰富多彩了。当时的黄宗汉就认定,必须得确定一条经营方针来支持电视艺术事业的发展,来带动电视工业的更大繁荣。黄宗汉下定决心,要从生产电视机这个“硬件”转入生产高质量的文化内容这个“软件”上去。

1983年,对黄宗汉长达两年半的审查终于有了结果。调查组的结论是:黄宗汉无任何问题,而且是可以重用的改革家,上级主管部门也准备升黄宗汉的官,而这时候,黄宗汉却激流勇退了。

从官场里退出来的黄宗汉并没闲着,他被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聘为顾问兼中国国际合拍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真是殊途同归,原本走仕途的黄宗汉终于干上了黄家的本行。

他转入文化事业的第一个梦想就是修建大观园,他开创了中国影视基地的先河。不过,启发黄宗汉建影视城的初衷却很朴实:为拍摄《火烧圆明园》的其中一场戏一共花了46万元人民币,可等拍完戏拆了以后才卖了4000块钱。巨大的浪费让黄宗汉心疼,等轮到拍《红楼梦》时,他就提出来,反正得搭潇湘馆、怡红院吧,那就干脆选北京的哪个公园改造一下,拍完戏后不必拆掉,把它留下来,可以像北海的静心斋一样。后来由于剧情等多种因素的需要,索性就直接搭建了整个大观园。

黄宗汉当时是从资金的角度考虑,还是以一个“厂长”的眼光来算这笔成本账。他利用多方资金倡议修建的大观园可谓一举三得:《红楼梦》剧组省下了制景费用,宣武区多了个在全国知名的旅游景点,历史文化资源成功转化成经济效益的一次实践。为此,他很有点得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了个大观园,他一生穷困潦倒;我们靠着大观园发了财,光门票收入就够两个亿。”

说到底,黄宗汉还是一个企业家,即便是阴差阳错走进了文化战线,黄宗汉的思维仍旧是企业家的思维,只不过他是较早认识到文化产业也可以产生巨大利润的企业家。

黄宗英和冯亦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