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看《娇红记》

腾小艳 谌耘

摘 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下了完整的定义，阅读我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娇红记》可知，在悲剧情景的完整、突转和发现，性格的好、适宜、一致等特点，悲剧的净化功能等方面的特征上，《娇红记》遵循了其规律，但在悲剧的结局、引发原因等方面，中西存在差异。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悲剧 娇红记

绪论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悲剧”下了西方戏剧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定义，对古希腊悲剧创作的理论作了总结，对悲剧的性质与特点等进行了阐述，他说：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中的各部分使用；摹仿的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

我国古代是否存在悲剧作品一直是美学领域的争议。用西方的悲剧理论研读我国十大悲剧作品之一的《娇红记》，纵然不能依照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定义去框住《娇红记》，用先验知识去套住《娇红记》的内容、写作技巧，但在比较中，可以为我们阅读《娇红记》提供审美借鉴，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娇红记》及其悲剧性。

一、情节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组成有情节、性格、思想、言词、形象和歌曲，他把“情节”放在首位：“事件，即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1]

（一）情节的完整性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情节应围绕悲剧人物自身的活动展开，反映悲剧人物所经历的苦难和抗争，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完整的事物由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1]“组合精良的情节不应该随便的起始和结尾，他的结构应该符合上述要求。”[1]

《嬌红记》有着完整的情节。年轻帅气的申纯选场失利而归，到做了眉州通判的舅舅王文瑞家散心，他与舅舅的女儿娇娘一见钟情，私定婚约。正当二人情深意浓的时候，番兵侵犯成都，申纯被召回成都上城防守。番兵被击退后，申纯因思念娇娘而再次来到眉州，与娇娘重谐缱绻，不到半年，申纯被家人接回。申家到王家提亲，王父却以他们是兄妹为由拒绝。申纯以中邪需离家避祸为理由，三到眉州，两人发下誓言：“暮暮朝朝不暂离，生生世世无相弃。”[2]因为丫鬟飞红告密，申纯被舅舅打发回家。功夫不负有心人，申纯“少年登第，前程万里”，王父见风转舵，同意将娇娘嫁给申纯，“专待择日遣聘”。然而，镇守西川，“势焰熏天”的帅节镇的公子也看中了娇娘，王文瑞迫于帅家权势而悔婚。婚期将至，娇娘绝食数天，含恨离世。申纯闻讯后，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了人间。幡然悔悟的王文瑞将娇娘与申纯合葬，申、娇二人化为一对自由恩爱的鸳鸯。故事演绎出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使故事具有了完整的情节。

（二）情节的突转、发现、苦难

悲剧情节有两个最重要的构成因素：“突转”和“发现”，它们是“最能打动人心的部分”[1]亚里士多德将“突转”定义为“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1]，将“发现”定义为“从不知道知的转变”，并且认为“最佳的发现和突转同时发生”。[1]

申纯四次回家的原因，正反映了剧本的突转和发现。

申纯和娇娘爱意正浓时，被告知番兵来犯，回家守城，申娇之恋被迫中断。再赴湄州，相处甚欢时，申纯被双亲叫回家去，恋情又受到了考验。申纯相思成病三赴眉州，私情暴露被赶回家。王家“不招白衣夫婿”，讲求门当户对，而申纯努力用功，以实现“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美好愿望。捷报传来，本以二人结合是水到渠成，但半路杀出个位高势重的“豪帅”，导致一对深爱的恋人共赴黄泉，化作鸳鸯。在多次的分离中，两人的爱情如陈酿般日益浓厚，阻力也随之而来。另外，对于男女主人公私合、阻乃、破碎的情节设置，剧本还添加了巧合、意外、误会和计谋等艺术手段[3]，例如申纯的“红颜知己”丁怜怜无意中将画中美人即娇娘的消息告诉帅子，导致帅子逼亲；申纯偷鞋，被飞红拾得，被误会与申纯有私情；申纯偶得飞红鸾笺，加深了娇娘的误会；飞红借机报复娇娘，揭穿申娇情事……增强了情节突转和发现的效果。男女主人公“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折磨及最后的殉情，还可以理解为亚里士多德提到了情节的第三个成分：“苦难”。[1]

二、性格

性格是指个人的思想，行动上的特点。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性格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性格显示人的内涵，是人物行为的基础，性格地刻画要做到：“性格应该好”，“性格应该适宜”，“性格应该相似”，“性格应该一致”。[1]姚介厚概括为性格要善良、性格要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要首尾一致三个方面。 [4]

（一）性格好

悲剧主人公的性格要好，即“善良”。申纯和王娇郎才女貌，情投意合，羡煞旁人。申生虽是个“玉面霜鸟裘楚楚郎”[2]，但很痴情。在与娇娘的几次分合中，申生思念成疾，“千思万思，镇昏朝，因他泪滋。”[2]申生对爱情的重视高于功名，初见佳人后，“功名之心顿释，日夕唯慕娇娘而已”，“与其兄虽朝夕共学，而思娇之念无时不然”，表现了他对爱情的执着和投入。娇娘则是一个“才貌端妍”的女子，有着大家闺秀的优雅娴熟，在悲剧冲突中与申纯站在善的一边。与他们相对立的，则是帅节镇父子的权势以及王文瑞所代表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然而，正如鲁迅说的：“悲剧就是将那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5]善者以终结生命捍卫爱情的壮举震动了观众。

（二）性格适宜、相似

悲剧主人公的性格要适宜，要合乎其身份地位。例如，在《娇红记》中对娇娘的描写：

【懒画眉】乱云鬟低绾出汉宫妆，〔掩鬓介〕这金钗敢溜下也。鬓儿边，斜嚲著一枝金凤凰。……穿著套花茸茸织锦藕丝裳。……这正是娇怯怯云雨巫山窈窕娘。[2]

娇娘的穿着打扮、步态举止，符合富贵官家小姐的特质。又如，娇娘心中虽记挂申纯，但见面时，又故作矜持。申纯赠她两首题牡丹诗，她将诗藏入袖内，显然心中有意。但是，当申纯向她表达爱慕时，她装出几分恼怒，让申纯捉摸不透，这符合她作为受过严格的礼教教育的闺秀身份。

再如，申纯表达思念的唱词：

【金梧桐】……红愁惨深，都向眉峰聚。说不伤情，直恁伤情苦。这芳心一点应难数。想他倚床夜绣，颦眉凝睇，悄然长叹，是何衷情也？[2]

申、娇二人的唱词、话语，都带有闺秀之风和文人之气，这与《窦娥冤》中市井无赖张驴儿父子的话语方式有着巨大的差别。

（三）性格一致

性格特征要贯穿始终，不以情节的突转而有所改变，即符合逻辑。娇娘对申纯的爱情是始终如一，而又显得无能为力、。当父亲拒绝申家的提亲时，娇娘只能哀叹红颜薄命；在恋爱中小心翼翼，生怕被发现；被逼婚后只能以死保住爱情誓言。她在冲破牢笼的同时，又不够坚决彻底。申纯亦如此，作为一介书生，他的话语、举止展示正常男子对美丽女子和美好爱情的追求外，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一直处在被动的位置，体现了性格的缺陷。

三、悲剧的净化功效

怜悯和恐惧的产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并不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是悲剧刺激的结果，恰恰相反，悲剧产生怜悯和恐惧，是为了净化这种情绪。悲剧在净化的过程中，体现出了艺术认知、审美移情、伦理道德等功用。

艺术是认知的过程，悲剧对于情感的净化功能，实际上就是将这种认知功能付诸行动。在《娇红记》中，我们领悟到主人公真诚的爱，并感动于真爱，我们会不自觉想到世间真情的可贵，产生对追求真情渴望。主人公的爱情悲剧，让人愕然叹息，追溯其中的原因，就是恶势力、社会观念、门户之争等一系列恶斗的结局，我们情不自禁去同情怜悯，这既是对情感的启发，也是对社会、制度的反思。而对于王父的欺软怕硬、门第、等级观念造成的恶果，帅府的欺凌弱小的卑劣行径，给予世人、社会警示。

亚里士多德的情感净化也指审美移情作用，有益于培育、提升审美情操和心理健康。[6]移情，是从彼到此的过渡，将情感“外射”，使感情变成事物的属性，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阅读悲剧时，通过对剧情的思考，可以联想到自身，寄予悲情主人公泪水，也宣泄了观众内心的压抑与不快，情感能得到充实和改善。看到人间还有更大的苦难，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可能会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悲剧的功用不仅是“宣泄”和疏导，更是对悲剧的道德伦理功用的肯定，悲剧定义中的“严肃”一词即指向道德伦理。汪子嵩等人提出，悲剧人物性格中的缺陷主要是由他们不能妥善处理伦理关系而导致的。《娇红记》中的申纯、娇娘，作为表兄妹，但因为申纯主动热烈的追求和娇娘“自求良偶，虽死不恨”的恋爱观，他们突破了朝廷关于“内兄不准结亲的”的束缚，突破了道德伦常、封建礼教的门槛，然而，他们的反抗不彻底的，例如，娇娘悲叹红颜薄命，却不敢违拗父命。以王父为代表的封建礼制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门户不当被拒婚，又因申纯高中被允婚，再被权势逼亲，传统的观念、纲常、礼制在王父心中根深蒂固。

四、中西悲剧的差异

（一）作品结局

亚里士多德悲剧论所指向的悲剧，其结局大多是不完满的，例如《俄狄普斯王》。中国的十大古典悲剧如《窦娥冤》、《汉宫秋》、《琵琶记》、《赵氏孤儿》[7]等，多有着“快乐的尾巴”，如窦娥冤死，但是终得平反，恶人受罚；《汉宫秋》汉元帝夜间梦见昭君而惊醒，又听到孤雁哀鸣，伤痛不已，后将毛延寿斩首以祭奠昭君；《赵氏孤儿》中奸臣屠岸贾最终被杀，赵氏孤儿报仇成功；《琵琶记》中蔡伯喈和赵五娘历尽磨难，最终在贤淑达意的牛氏的帮助下，三人同归故里，后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谈到“吾国人的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8]，点出了我国剧本的这一特色。

（二）引发原因

引发悲剧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是“过失”。他在《诗学》第十三章中指出，不能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也不应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也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样写不能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情。他认为只能写“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公正”的人[1]，“他们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1]亚里士多德使用此词用意何在？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是道德上的错误，一是判断不明的错误。前者如欧底庇得斯筆下的美狄亚，后者如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底浦斯。

中国“悲剧”范畴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首先提出的，20世纪初胡适、鲁迅等理论家、思想家都认为中国古代缺乏悲剧意识。毛宣国认为若不简单以西方悲剧标准来判定，我国古代有伟大的悲剧作家，如屈原、曹雪芹等，古代悲剧主人公大多是正面的、理想的人物，在人格上也更为完美，中国悲剧更关注的是现实人生，悲剧主人公也更具有人伦献身精神，而且其悲剧理论多源于抒情性的诗。[9]我国研究悲剧，更多地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审视悲剧发生的原因：伦理纲常，宗族观念，社会制度等。娇娘与申纯的爱情悲剧，就是在封建社会不合理的等级制度的产物。又如《赵氏孤儿》，悲剧人物是权利之争的牺牲品，《窦娥冤》是黑暗官场的反映，作品本身寄托了关汉卿等元人的心理状态[10]。

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去考量我国古典的戏剧《娇红记》，不仅可以看到中西方在悲剧创作中某些不约而同的相似之处，也看到了二者的巨大差异，对我们阅读欣赏、评判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借鉴。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陈中梅译.诗学[M].商务印书馆,1996.页码:63,64,65,74,74,64,89,89,112,97,97.

[2]【明】孟称舜.娇红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页码:159,11,79,10,29.

[3]王颖.娇红记的美学特征及文化探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 2)

[4]姚介厚.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 (5).

[5]鲁迅.鲁迅选集[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6]汪子嵩.希腊哲学史[M].人民出版社,2003.

[7]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C].齐鲁书社,2002.

[8]王国维.王国维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213页.

[9]毛宣国.中国美学诗学研究[M].湖南师范大学社版社,2003.

[10]景建军.一部传统文人的人生悲剧—也谈马致远的汉宫秋[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