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骈文散化历程

2011-08-15 00:42蔡业共
飞天 2011年20期
关键词:骈文文风欧阳修

蔡业共

北宋初,骈文承晚唐五代唯美余绪,“西昆体”骈文十分流行。“西昆体”讲美学、重艺术,代表人物杨亿杨亿的时文在当时追捧尤盛。同一时期,中唐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后继乏人,韩愈弟子皇甫湜等重习其刻意标新立异一路,创新矫枉过正,走入奇特怪丽歧途,古文穿蠹经传,移此俪彼,古涩艰深,甚至读或不能成句,世称“太学体”。宋初骈文呈浮艳“西昆”文风和险怪“太学”文风两种极端。

宋初的柳开、王禹偁等有意矫革华靡、险怪文风,推尊韩愈,提倡古文。

柳开的古文明白晓畅,不拘句式长短。继柳开之后,王禹偁也提倡“传道而明心”,文章“易道易晓”,承继韩柳的文学革新主张。他反对五代以来的颓靡之风,但并不反对秀辞俪句,他曾在《首引六经为例》中说明《诗经》俪句谐音、《春秋》属辞比类、其它各经秀辞俪句。实际上,王禹偁四六骈俪在宋代文人心目中是早期最高的一家。

随后的古文家如穆修、姚铉、尹洙、石介等,同样祖述韩愈,崇尚“古文”。事实上,宋初古文家们多从理论着手,而创作实践却异常薄弱,他们的骈文创作、古文创作,均缺乏杨、刘所崇尚的艺术美,穆修之文艰涩有余而流畅明白不足,石介之文有明白晓畅,但却纯为“遇事发愤”,“无所讳忌”,慨而疾呼,缺乏艺术美。所以,宋初古文家创作上还无法与风靡一时的时文抗衡,然而他们在理论上的建树及肇启骈文散化之功不可没。

欧阳修能成为北宋骈文散化改良开创性的人物,与其个人的思想,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创作实绩的引导和他对后来者的培养、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分不开。欧阳修文道并重,骈散兼顾,具通达、兼善的态度,看到了文与道的紧密联系。他的这种兼善而通达的态度,决定其对待骈散的文体上,也兼顾兼融。对西昆骈文,欧阳修明确表示反对,但欧阳修对骈文的态度却非全盘否定,在《论尹师鲁墓志》中明确指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他本人在早年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亦在骈文上下了狠功夫,具有扎实的骈文基础。欧阳修痛恨生涩怪僻的古文,且大力矫革之。《宋史》(卷三百十九)本传中记载欧阳修:“知嘉佑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

姜书阁在其《骈文史论》中从文字、属对概括,总结欧阳修四六章表的特色:“一,以文体为属对,不求切对之工;二,不用故事、陈言,纯以自己的语言,叙事明白;三,不以浮靡之辞,充塞篇章,只用平淡文字,倾吐衷曲。”而欧阳修骈文的散化还表现在篇章、语体和文气风格等属于文章整体方面。首先,欧阳修散化的骈文并没有跳出骈文之所以为骈的规范,是在特定文种的写作要求的规范下的散化,这种散化的表文,依然保持了表文的行文结构即“破题——解题——颂圣——述意”的内容结构。其次,欧阳修骈文符合各种专门文体的语气要求,如表文措词谨严、典雅、得体,谨守森严的君臣上下级关系,使用符合自身身份的委婉语气。最后,是在遣词造句上,整体语言风格上,注入古文之气,使文章在规范中却流动着一股疏逸的散气,构成骈文的布局,古文的气势,形成骈文的散化特色。

欧阳修知贡举,掌握选拔人才的权力,拥有主考官的社会地位,热衷培养新人,弃黜尚险怪奇涩之文的士子,“太学体”文风为之一变,他利用选拔人才之便,提拔了苏轼、苏辙、程颢、曾巩、张载等大批出色的后继之人,形成强大的文学集团,促进了文风的改革,开创了北宋骈文散化改良的先河。

苏轼是欧阳修的追随者,又是继欧阳修之后古文运动的主将。苏轼骈文,欧阳修同属一路。苏轼四十多年的仕途,宦海浮沉,缙绅唱和,期间大量的应用性的公私文字,多为骈文。表启之文是苏轼骈文中最有代表性、最具文采、最体现苏轼创作观的一类骈文。清代孙梅总结评价:“东坡四六,工丽绝伦中笔力矫变,有意摆脱隋唐五季蹊径。以四六观之,则独辟异境,以古文观之,则故是本色,所以奇也。”苏轼的骈体政论文以及制诰代言之作,也以显白之词,尽委曲之意,在典事征引、叙事、情理、议论、句式运用等诸方面,显示散化的特色,流利畅达,条分缕析。如《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允批答》,是苏轼内制文书的代表作。这类文字,向来的风格都是整齐庄重严肃古板,文字艰涩生僻,充塞历史典故,征用古人言语,体现帝王威严,显示帝王的与众不同。但苏轼的这篇代言之作,却一改旧格。首先,批答意思晓畅,理由充分,虽都是整齐的骈句,却无晦涩之弊,外形体制为骈体,实际意思流畅,表达与散文无异;第二,文中偶用典事,用典目的非炫耀博才,堆积典故,更无为求工整而裁剪,述意曲折隐晦。所用均为熟典,并伴有解释典事。第三,不拘骈四俪六,随意运用,洒脱奔放,随物赋型,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充分体现苏轼恣意横生的“行云流水论”创作观,是一种在骈俪规范下的不拘束的散意。第四,在骈俪句式中,苏轼使用了不少虚词,增强了语气,使文句上下意思连贯,一气呵成,欲罢不能,使骈文带有极浓厚的散文之气,增加了骈俪中的散文的风格。

北宋骈文的散化,是古文运动、诗文改革、破体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风的大势所趋,同时也是骈文由六朝鼎盛,到骈散消长走向衰落的发展过程的必经环节。在文学大背景的影响下,作家接受古文观念,哪怕一些守旧的作家,也有以文入骈的偿试。王安石四六骈文“深厚尔雅,俪语之工,昔所未有,”“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但也不泛参用古文笔法的作品等。

王安石的《谢翰林学士表》,是谢除授表。这篇谢表从内容结构上,与一般表文无异,其散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造语谴句上的几个方面:第一,开头便用长句对联。第二,间用虚词,不苟字数,体现出骈中有散的特色。第三,散行句中用骈,骈散结合,且对句字数多少不拘,有六字对,也有十五字句,纯粹因意谴句。第四,使用整齐的四字句,但并不以骈偶意义排出。所以,有骈文的整齐形式,却无骈文之实意,或有骈偶之实,而不拘骈偶之形式,骈中有散,散中有骈,骈散渗透运用,是本篇表文的最明显突出的特色。第五,不重事典,字句平实明白。由以上分析可见,王安石的骈文即使谨守法度,措词得体稳重,但散化的倾向是存在的,可能不是王安石的主流,但毕竟是或多或少地受古文笔法影响。无怪乎明茅坤也评价此篇表文是“内多散,非表常格”。

北宋文坛有一种特殊现象十分令人注目,即文坛的师承关系十分明显。晏殊荐范仲淹成为北宋名臣,并曾向宋庠、宋祁兄弟传授诗法,天圣八年(1030)知贡举,取欧阳修为第一,梅尧臣、张先、王琪等皆为晏殊器重选拔。而欧阳修于嘉佑二年(1057)知贡举,取苏轼、苏辙、曾巩为高第,把苏洵也推荐给枢密使韩琦,后又推荐给宰相富弼,后苏洵就任试秘书省校书郎,因此,三苏同为欧阳修门人。王安石与曾巩交友,并由曾巩介绍,得到欧阳修的赏识并荐举。

有学者整理出北宋文坛的宗师系统:“欧阳修上承晏殊,下启苏轼。出自苏轼之门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加上陈师道、李廌,为‘苏门六君子’。苏轼周围还有文同、毛滂、赵令畴、唐庚、张舜民、李之仪、孔文仲等,皆能文能诗,形成了第三代宗师系统。苏轼下开黄庭坚,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二十五人中,陈师道、潘大临、洪刍、洪朋、洪炎、徐俯、李彭、王直方、高荷等皆为黄的学生,形成了第四代宗师系统。”这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相互影响的文人群体,相互借鉴,互相酬唱,从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肇启先声,欧阳修开创新体,苏轼、王安石积极追随,北宋骈文散化,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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