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能否靠笔养活自己

/［天津］朵 渔

今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三千五百元，赢得公众不少掌声。随即有人呼吁，稿酬税基和税率亦应该相应降低。目前，稿酬税基还是八百元，税率则高达20%。

在我国，稿酬制度变化频繁，不仅与现实经济息息相关，更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1910年，由著名学者严复倡议、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起草的《大清著作条例》颁布，稿酬、版税制度基本建立起来。1949年后，一度延续了民国的出版制度，作家仍然属于高收入群体。从1953年起，开始废除“版税制”，而制定了“基本稿酬”加“印数定额”的付酬标准。1957年“反右”之后，“印数稿酬”被取消。自1966年6月起，发表和出版不再付酬，稿酬制度实际上已被废止，一些收受过“巨额稿酬”的作家亦受到了批判。

不妨通过几位作家的经历，来观察一下1949年后稿酬制度的变迁。

1955年，“很想搞创作”的诗人郭小川由中宣部调到中国作协，一边工作一边创作，工资加稿酬，使他成为高收入一族。作为一个时代性的诗人，郭小川的大部分代表作正是他在作协这几年间写出来的，比如长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抒情短诗《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等。在郭小川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他日写数百行的记录；有一个阶段，他还在每月日记的首页记录下自己所写的字数、行数，以及当月所收到的稿酬。他在1957年的日记“一年小结”中写道：“这一年写了近六千行的诗，但尚有两千五百行未发表和改出——就是《一个和八个》和《昆仑山》。此外，还写了几万字的文章。这是丰收的一年。”

按当时的稿酬标准和城市居民普遍的收入水平，1957年的确是郭小川“丰收的一年”。不妨给他算个账：按一年发表三千行诗算，每十行十五到二十元，他的收入应在四千到六千元之间；还有几万字的文章，收入也应该上千元。再加上他行政级别不低的工资收入，郭小川在当时应该属于中高收入者。看看他日记中经常出现的“电影”、“舞会”、“演出”、“溜冰”等词汇，是那个时代一般民众所能享受的吗？

当然，郭小川的稿酬收入不能算是最高的，加之他又是一个诗人，与当时当红的小说家是没办法比的。1952年，十六岁的北京通县小伙刘绍棠发表了小说《青枝绿叶》，一炮打响。1956年春，刘用稿酬在中南海附近买了座小三合院，包括住房五间、厨厕和配房四间，还有十余棵老果树，也不过花了两千元。而他一部十余万字的中篇小说集《夏天》，就收入了稿酬八千元。与毛泽东相比，刘绍棠的稿酬收入又小巫见大巫了。据党史专家杨奎松的说法，毛泽东一直享受最高稿酬待遇，在“文革”初期稿酬已达几百万。

作为领导层成员的郭小川如此辛勤创作，自然会引起同志们的不满。特别是随着他在文学界的声誉日隆（他当时与贺敬之、闻捷一起成为《诗刊》最推崇的三大诗人），同志们的反感情绪日甚。到了1959年，当“反右倾”运动越来越紧张时，郭的勤奋创作、丰收成果就彻底成了他的“罪证”之一：“郭小川同志在作协四年期间，一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创作，当一个人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就沾沾自喜，对于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有抱怨情绪……”作为“集体”中的一分子，好处得来得如此简单，连批评也来得轻而易举。

少年得志的刘绍棠也曾因稿酬问题受到批判。在一次会议闲谈中，刘绍棠曾说：“如果能有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这句话被紧紧揪住不放，刘二十一岁就被打成右派，回家乡当了二十年公社社员。

像郭小川这样“有单位”的人，本身就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再加上稿酬的“额外收入”，与一般民众比起来，自然显得有些鹤立鸡群。后来多次降低或取消稿酬，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位”发工资，仅靠稿酬收入，作家在哪个年头都不好过。

1949年前，傅雷就是一个没有公职、没有单位的“自由民”，躲在书斋里，靠译述生活。但在1949之后，一个人没有“单位”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国家掌握几乎所有资源的大前提下，单位成为国家将资源分配到个人的工具。没有“单位”，自然也就没有薪水，没有福利保障，一切只能依靠自己。傅敏（傅雷的二子）说：“我父亲解放前的生活主要靠卖地的收入，解放后靠稿酬收入。”这是一个冒险的选择，他必须每月付房租，要供应两个孩子读书、学琴的费用，雇佣保姆的费用，而他的太太朱梅馥则是全职的家庭主妇。这意味着，傅雷必须笔耕不辍，方能维持一家的用度。一旦节外生枝或因身体原因而停顿下来，他的家庭就会陷入困顿。在此情况下，傅雷抖擞精神，开始了一场艰难的纸上长征。

据傅家保姆周菊娣回忆，傅雷每天早上八点起床，九点至十二点半工作，下午两点至七点再次工作数小时，夜间看书至深夜，每周如此工作六天，周日用来写信。青灯黄卷，日以继夜，短短几年间，傅雷在他的“疾风迅雨楼”里译出了百数万字的世界文学经典。

作为译界的巨擘，其译文号称“傅译”，当时的稿酬“绝大部分是每千字九元，我一向是每千字十一元”（傅雷1956年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函）。过重的劳动，使疾病很快袭来。尤其是被打成“右派”后，“傅雷”成了敏感词，出版成了问题。他在1958年译出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后，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却迟迟未见出版。直到1978年9月，才作为遗译出版。丹纳的《艺术哲学》，至1959年5月译毕，花费近一年的时间，但书稿译出后，出版又搁浅了。图书不能出版，对于以稿酬为唯一生活来源的傅雷来说，无异于断了生路。去信问，出版社建议傅雷，“改个名字，用笔名出书吧”。傅雷才恍然大悟。

到了“文革”前夕，傅雷不仅身体衰弱得厉害，眼疾加重，无法工作，经济上也陷入困境。1964年，傅雷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后，于8月份改完誊清寄出，但该书直到1978年3月才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6年9月3日，这位孤傲的译匠，连同三十四年与他朝夕相处、情深似海的爱侣，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残忍的世界！

“文革”结束后，稿酬制度开始逐渐恢复。1990年9月7日，争论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终获通过。此时，距离《大清著作条例》的颁布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十年。当年一部《大清著作条例》不仅促进了出版业的发达，更催生和涵养了一大批经济独立、人格自由、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近现代文人。鲁迅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据统计，鲁迅在上海十年期间，完全靠稿酬生活，版税、稿酬等方面的收入合计近六万圆(相当于如今人民币两百万元以上)。巨额稿酬让鲁迅不必再仰人鼻息，使其有了充裕的写作时间和空间。

放在这样一个百年历史序列里来观察当下的稿酬制度，就会发现，向作家、文人课重税，既有现实的政治考量，也有体制化的因素。当大多数作家都有工资可拿时，“稿酬收入”就会被当做“额外收入”，适用税率较高的“比例税率”。但问题是，那些想靠稿酬养活自己的自由写作者的生存空间就太逼仄了，受影响的不仅是一小撮作家和文人，更窒息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一个以写作为志业的自由写作者，实际上是对体制的一种溢出，是对新文化空间的拓展与活跃。当然，那些靠体制供养的文人，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