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家报国 情实难堪
——“革命外史”《湘娥泪》解读

⊙李文倩［上海杉达学院， 上海 201209］

舍家报国 情实难堪
——“革命外史”《湘娥泪》解读

⊙李文倩［上海杉达学院， 上海 201209］

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李定夷创作了《湘娥泪》《茜窗泪影》等被命名为“革命外史”的系列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家愁”、“国恨”间人物命运的变迁为叙述对象，传达了作者对时代进程中个体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其中，作者站在个体生命的立场上对历史（革命）事件的反省，既显示了他对传统家庭观念的眷恋，也带有重视个人价值的现代意义，具有写实性和思想性的双重意义，是我们全面评价李定夷及其创作的重要依据。

李定夷 《湘娥泪》 生命价值

晚清政治的腐败军事的溃败可谓趋于极点，人民苦不聊生，时代风云的动荡因之也成为晚清小说家所强烈关注的，这就使得“时代”成为了一个新的叙写对象出现在言情小说里，作者力图将爱情悲剧与时代相联系。符霖的《禽海石》、吴趼人的《恨海》是这方面的代表，这类小说丰富了言情小说的创作规范和内涵，让相爱的青年男女在社会的动乱中饱受颠沛流离、生离死别的苦难，开启了“战乱+悲情”的新的言情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禽海石》和《恨海》所展现的时代还只是人物活动的一个淡远的背景，时代因素对情节发展有推动作用，但与人物的命运没有更深入的一一对应关系，作品对时代所导致的命运悲剧也缺乏深入反思。这样的时代叙述只是表层化的，是自古以来我国小说中所共通的。民初李定夷，在《恨海》和《禽海石》“战乱+悲情”的叙写模式基础上，对时代的叙述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深入思考了个人在辛亥革命中复杂的悲剧性生存。

1912年8月，李定夷的“革命外史”《湘娥泪》（《春闺入梦》）开始连载。此书十二章，短短两万余言，以革命者陈次强之妻林氏的凄惨一生为主线，叙述了她在战乱中上奉婆婆下养儿女最终悬梁自尽殉于整个家庭的悲剧。追溯悲剧的发生，林氏丈夫——小说的关键人物革命者陈次强值得我们关注。

作品开篇以清晨乡间村馆的景物描写引出陈次强的出场——

馆在太和铺，隶湘之浏阳，馆师姓陈字次强，富有文才兼娴韬略，惟生有傲骨，不善逢迎，故虽才怀随和而所如辄郁郁不得志。以家贫故，不得已赁屋乡间，课蒙糊口，尝语人曰，人惟气节为重，才与学，皆其次也。气节不存，胁肩谄笑，何施不为？吾虽悬壶穷乡，蒙村学究之名，而自乐其乐，不仰人鼻息，亦人生快事也。

次强惟重“气节”的侠者风范和他“课蒙糊口”的庸常现状形成了较大的叙述张力，怀才而不遇只因“不善逢迎”，时代之浇漓具体化为次强恶劣的生存环境。小说伊始即对人物可能的命运改变做了伏笔。

虽然过着“不仰人鼻息”的生活，但上有老母，下有四岁的儿子和刚刚出世的女儿，“生齿既繁，家计益艰”，一家五口的生活还必须由妻子林氏“佐以女红”才勉强维持，这是“富有文才兼娴韬略”的次强不能不面对的窘境：他自觉愧对妻子，负此七尺而“家徒壁立，累卿食贫茹苦”；更为重要的，“家愁”刺激和强化了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盛年易迈，老大孔伤”的时间焦虑下，次强忧愁“迄今犹无成就”，更担心将碌碌一生。“生不逢时”之感时刻折磨着次强，他满心期待着英雄用武的合适时机的到来。

一日，次强还自城中，语林氏曰，外间纷纷谣传武昌起义，鄂督瑞徵，弃城而逃。汉阳亦已光复，民军声势颇壮，有北上燕云，南规湘鄂，溯长江上下游，而东取苏浙皖赣，西克巴蜀之势。……此正英雄用武之时，志士立功之会。明日余当复往城中，窥探动静，若真个义军者，余当投笔从戎。

明日，次强果复赴城中。既归，语林氏曰，其事良确。汉口九江等处已相率光复，还我河山，复我氏族，今其时矣。风闻省中亦有相应之说，大丈夫世世生生食毛践土，余亦轩皇苗裔，际兹盛会，义不容作壁上观。

小说第一章，设置了武昌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推动全书的情节发展。“还我河山，复我氏族”的种族革命的到来，“正英雄用武之时，志士立功之会”。时代用人，人用时代，历史际遇和个人追求高度重合。只是，次强的身后，还有一家老小——

林氏曰，郎此去为祖国复仇，妾敢不勉成大志。惟高堂年老，儿女齿稚，四口之家，今后将何以为生？

胸有大志的次强显然已经决定不顾一切地奔赴伟业，对于乱世里妻小老母的艰难生活，他全然没有打算：

次强曰，今后侍供子职，菽水承欢，惟卿是赖。即一双呱呱者，亦惟赖卿抚育。余力不及兼顾矣。林氏勉允之。次强又曰，大丈夫与其老死牖下，没世而名不称，毋宁投笔从戎，马革还葬。

一句“余力不及兼顾矣”明确了“保家”“卫国”间次强毫无犹豫的抉择。心怀那个时代里革命者普遍的乐观，渴望建功立业的次强毅然辞别了弱妻老母和稚齿儿女。

辛亥革命作为千载伟业而永载史册，奋不顾身投身伟业的革命者自然也应浴血奋战直至为国捐躯。但是，《湘娥泪》中，次强的“成为烈士”却那样地出人意料——

次强离家以后先到浏阳，因为浏阳还没革命的动静，他就去了长沙，当时焦、陈两人已经发动起义，次强便投靠他们，得到焦、陈的赏识而被委以参谋之职。汉阳起义时民军失利，次强随湘军前去支援，还没到湖北的时候，就收到焦氏的军令，让他回湘商议军机要事。次强连忙赶回，正好遇见焦、陈二人被同僚（“忌者”）杀害，次强也一起被杀害了。后来，新都督上任后“逼于公议”而“追念首功”，厚葬焦陈二人，次强等被害者也从优抚恤，他才有了“烈士”之名。

“出征未捷身先死”，且为同仁所杀，更因“逼于公议”才受到抚恤，次强的“死义事”，可谓“破虏功勋难入手，田横五百尽含冤”①。历史行进过程中，个体生命如此卑微渺小。小说直至收笔之时，叙述者才再提次强：“一介书生不忘毛土之恩以身死义令人景仰。”可是，数语寥寥，“英魂”如何“不朽”？简短的叙述本身隐现了作者对次强“以身死义”的意义质疑。

作为对比，小说用了大部分笔墨描述了次强走后陈家老小的苦难人生。“门祚无依女子起充家督”②——次强投身革命之后，其妻林氏不得不承担起了之前她想都不可能想的家庭重担。先是在家照顾婆婆及四岁的儿子还有襁褓中的女儿，极其困顿地维持生计。后来革命爆发战乱四起，土匪肆虐波及家乡，林氏携全家老小四处避难。途中辛苦流离，先后遭遇了婆婆去世、不得已将女儿托付于人、爱儿生病被庸医误死、路遇土匪绑架、遭人逼婚等一系列的非人境遇，虽然最终苦撑着回到了老家，但次强殒命的噩耗摧毁了她最后一点活下去的勇气。小说结局，在用丈夫的烈士抚恤金将客死他乡的丈夫、婆婆及小儿的灵柩接回家乡后，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留恋的林氏悬梁自尽。

曾经的幸福家庭，一变而人亡家破。全部的悲剧，始于次强的离家和投身革命。对于革命事件本身，除了次强意外“死义”的叙述外，《湘娥泪》没有更直接的评论，此书单行本出版一年以后，徐枕亚发表短篇小说《白杨衰草鬼烦冤》③，其中对革命的评论或许包含了李定夷的思考：“革命革命，一次二次，成效安在？徒断送小民无数生命，留得尘世间许多惨迹而已……”诚然，与李定夷的叙写一样，战争的正义与否没有被考虑进去，然而，在民初小说家不约而同“倾心尽力”的悲剧叙述中，我们感受到了包括“英雄”、“俗子”们全都在内的“乱世命贱”。也正因此，站在个体生命的立场上对历史事件的思考和反省，值得充分肯定。

应该指出，对混乱时代的叙写贯穿于李定夷从第一部言情小说在内的全部创作，而他对“乱世命贱”的悲悯也是自始至终的。在其小说中，乱世的显性特点有很多，比如战争连年、大规模的迁徙、灾民的避难、致命的瘟疫和灾荒、土匪的四起等，这些表征和社会动荡不安互为原因，必然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使他们不可避免又千篇一律地经历着咳血、困顿和死亡：霞卿的母亲（《 玉怨》），逆旅主人徐庆顺的儿子、儿媳、碧英的父亲（《千金骨》），蓉华女士的丈夫（《同命鸟》），书严的丈夫（《廿年苦节记》），筠秋的弟弟（《昙花影》），彤瑛的母亲和弟弟、剑庐的弟弟（《鸳湖潮》），至亲至爱都死于瘟疫，无怪乎筠秋咯血、剑庐吐血、彤瑛咳血；世风浇离、匪氛日炽，所以霞卿遭劫（《 玉怨》），冰华、蕙华、彤瑛遇匪（《鸳湖潮》），刘氏、阿珍遭绑（《湘娥泪》），鸳秋、侠被骗（《茜窗泪影》）。不幸肆虐人间，在乱世里向着毫无防备之力的人们汹涌而来。当灾难成为生活的常态，生命尚且朝不保夕，爱情又可能有怎样的圆满呢？这一幕幕相似的人间惨剧的上演或许有李定夷下笔之前没料到的巧合的因素在，但更应该是他有意识地特意为之。

1912年6月，二十三岁的李大创作《隐忧篇》，他这样描述“新生”的民国：“其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乃迟迟数月，固犹在惶恐滩中也。”此文一年后署名“李钊”发表于《言治》月刊第一年第三期时，作者在篇后按语中写道：“斯篇成于民国元年六月，迄今将近一纪，党争则日激日厉，省界亦愈划愈严。近宋案发生，借款事起，南北几兴兵戎，生民险道涂炭。人心诡诈，暗杀流行，国士元勋，人各恐怖。而九龙、龙华各会匪，又复蠢蠢欲动，匪氛日益猖炽，环顾神州，危机万状。抚今思昔，斯文着笔时，犹是太平时也。”

“乱离乃公共之戚”，这便是那一代人共同经历的时代语境，以李定夷的另一部小说《千金骨》中逆旅主人徐庆顺的生平为例：

庆顺自言生平，所遭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年未及冠，父母相继殂谢，娶妻未久，适值红羊军兴，固镇为军事家攘夺之所，于是挈妇抱儿，仓皇出走。辗转流徙，十有余年。事平旋里，则华屋山邱，荡然无存矣。又费廿余年之辛勤，博得薄产，为儿娶妇，妇归一年而生孙，方期三代雍融，长享儿孙之福，何图天降之灾，瘟神施虐，吾儿吾媳俱随浩劫以去。剩予二老抚育孤儿……乃风云不测，革命事起。辛亥则民军与张军战于斯。癸丑则靳军兴，冷军又战于斯。予之仆仆风尘不遑宁居者，又经三载，所幸屋虽间有圮倾，尚未成灰烬。由是老妻且得风瘫症。余乃益复无聊。遂作此营业以度日。

乱世人生注定残酷，活着本身已成为幸运。

因此，我们认为，从《湘娥泪》到李定夷后来创作的“革命外史”《茜窗泪影》及《镜花水月》，无不传达了作者的时代焦虑。一方面，小说人物在投身革命与个人幸福之间毫不犹豫地革命至上，这是天下己任精神之下传统文化人格中“士”的境界，是民族主义爱国为先立场下李定夷的必然选择。尤为可贵的另一方面更在于，小说展现了男子未能立功不已，女子独处又苦痛难解的时代悲剧，这是新的历史、文化现实中，作者深入思考个人命运与历史行进这一重大主题的必然，也是他坚持表现人生、没有把艺术送上政治祭坛的最好注脚。这种思考，既显示了李定夷对传统家庭观念的眷恋，也带有重视个人生命价值的现代意义，值得充分关注。

① 陈腐《湘娥泪·题词》。

② 《湘娥泪·序二》，甲寅季夏湘西古迁陵阳南村撰。

③ 《小说丛报》第十一期，1915年5月。

[1]徐斯年：《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2]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

[4] 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本文为2009年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ssy09014）成果之一

作 者：李文倩，博士，上海杉达学院公共基础教育学院讲师，主要致力于近代小说研究。

编 辑：古卫红 E-mail：guweihong00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