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世界中的女性力量存在
——《白鹿原》中田小娥形象分析

⊙胡菁慧［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学院思政部，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男权世界中的女性力量存在
——《白鹿原》中田小娥形象分析

⊙胡菁慧［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学院思政部，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白鹿原》问世后，尤其在两性文化的角度引起了众多评论者的关注。陈忠实在作品中矛盾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表现出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反映在他小说中的田小娥身上，无论小娥如何极致反抗，结局仍是毁灭，虽然在她身上不难看出作者的欣赏、喜爱和同情，但历史也在进行着超越悲剧的追求，小娥这个被毁灭的女性形象显示了新的性爱文明的形成，更显示出男权世界中的女性力量的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她真正揭示了民族生命的深层动力。

女性 男权 抗争

创作于1993年的《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的白鹿村为背景，生动展现了一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作者借助一个极富特色的男权社会，描绘出一批笼罩在男权阴影下的女性悲剧形象。但我们意外地发现，这些女性形象，她们对悲剧的反抗，以及超越悲剧的追求，对强化和丰富《白鹿原》的主题——历史文化与人、探索隐秘的民族灵魂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白鹿原》中，陈忠实展示了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在这个以男性为尊的社会里，女性的世界黯然失色，但需要注意的是被男权阴影笼罩下的女性世界，其暗淡色彩的本身就是一种耀眼夺目的光辉。其中田小娥以其始终不曾屈服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用自己的性武器实现了自身价值，让所有人为之震撼。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田小娥形象，以期达到准确了解作品两性文化的目的。

一、用性武器实现人生价值的女人

作为小说中的女主角，田小娥在花骨朵的年纪就成为了“奔七”的郭举人的性奴隶。面对这种命运她用实际行动积极反抗。她与黑娃之间的疯狂爱情，可能理解为一对苦难的人对生命的自然需求，完全无关世俗和传统。尽管他们的爱情在鹿三那儿容不下，也得不到白嘉轩的准许，但他们仍然顽强地相守在一起，哪怕只是村外的一个破旧不堪的窑洞。

田小娥为了心爱的男人，为了保住黑娃的生命，在不具备任何政治斗争经验的前提下，被鹿子霖引入到了大阴谋中。不幸的是，在白家与鹿家斗争的过程中，她再次成为了性工具，她甘愿听从鹿子霖引白孝文入圈套。只是在对待白孝文的问题上，田小娥的态度转变得比较大，由仅仅是性玩弄的对象到对对方的真情付出，这种由无情到有情的变化，从另一方面表达出她对鹿子霖坚强的背叛，以及对白孝文非正常的爱恋。

当然，无论老天如何对她压迫，她从未投降。她凭借着自己仅有的武器——性，依靠最简单的方法，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她未曾料想的是，当她凭借性去伤害男人时，也伤害了自己。更何况，她早已被男权社会无情地控制住了。她在白鹿原的状况，只能让她当别人的妾，做不知羞耻的婊子。但她不明白原因在哪，只能愤懑地发出：“我到白鹿原惹谁了？我没偷旁人的一朵棉花，没扯别人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下我住下。……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允许俺进祠堂，俺就不敢去了，怎么着还不容许俺呢？”①

尽管白鹿村的人没有告诉小娥答案，但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的周作人，早在运动之初就道出了答案：“社会上对事不干己的恋爱事件都抱有一种猛烈的憎恨。”这里除了含有动物性的嫉妒外，“还以对于性的迷信为重要分子，他们非意识地相信两性关系有左右天行的神力，非常习的恋爱必引起社会的灾祸，祸及全群（现代语谓之败坏风化），事关身命，所以才有那样猛烈的憎恨。”在当时的社会，封建传统操控着人们的思想，对这种“非常习的恋爱”，他们是不可能去支持或理解的，甚至会用疯狂的暴力手段去镇压。因此白嘉轩们才会利用家族的绝对权威去戕害人性的正常需求，这必然会导致一场激烈的冲突。

二、追求性与爱的统一

性与爱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分离的。有性未必有爱，但性爱则一定要有性，只不过性爱要把性上升到爱的层次。柏拉图式的无性的性爱只不过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性爱要有婚姻的保障才更自由、更持久，没有爱情就不应有婚姻，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人道的，有爱情就应该有婚姻，没有婚姻的爱情是文化的悲剧，当然，性爱中未必有性的行为，但必然包含性的欲念，性意识中的文化冲突最集中地体现在性爱与婚姻的冲突。性与爱表现出的文化冲突还是个体的心灵分裂，而性、爱与婚姻制度的冲突却是更具代表性的个体与社会文化的冲突，更容易表现为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悲剧冲突，更能体现社会文化的威力。《白鹿原》中，黑娃与田小娥是性与爱的结合，性与爱同时与儒家文化相冲突。黑娃与小娥二人的最初关系即建立在性的渴求与满足上，后来他们之间很快上升到心灵层次的爱。不过这种爱与性都是儒家文化所不容的，进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是没有得到承认的、没有婚姻的爱。这里主要是个人与社会文化影响下的婚姻制度的冲突。小娥当时被看成一个放荡的人，连饱受情爱之苦的鹿兆鹏的妻子也看不起她，说她是一个烂女人。后来她又有了鹿子霖、白孝文、狗蛋等野男人，就更是烂女人了。小娥是在性与爱方面最为儒家文化所不容的人。在儒家文化的维护者看来，她不仅是可憎的，甚至是该杀的。让她死在应该是她最亲的亲人——公公鹿三手里，实在是一个连黑娃也难以相信的最大悲剧。实际上她投入鹿子霖的怀抱，只是作为救丈夫黑娃的手段，根本谈不上爱。勾引白孝文，只是讨好鹿子霖，报复族长的手段，也难说是爱。这是一个处处受到儒家文化进攻的可怜的弱女子。“对爱情的合乎科学的哲学评价只有一个，真正的爱情本身总是一种善。”②她后来所有被人看不起的举动难道不能看成是对真正的爱情的一种幼稚的无力的维护吗？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中，谁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真正的爱情是一种善，真正的爱情的毁灭便是一个悲剧。

三、由肉体走向精神全面物化的女人

女人从出生的那天起就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自小，女孩在男性世界的歧视目光下成长，随之戴上的是“三从”、“四德”的枷锁，尤其是“三从”使女人一生都无法获得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人格的女人，只能充当买卖的商品，泄欲的机器，生育的工具，宗法制度的帮凶。当男权世界的主宰者们遇到灾祸时，又常常将祸因归结在女人身上，甚至对其宣扬妖魔论。处于传统宗法制度下的女人，历史性地失落了，男性社会可以按照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对女人随意整和、塑造，在这种整合和塑造中，她们事实上已经成为物化的存在。小说中的小娥则在生时和惨死后分别表现出两个物化的结果。生时的小娥，仅仅作为男性泄欲和养身的工具。以她的出身而言，本应拥有美好生活，做个清闲自在、相夫教子的二姨太，但这个妾的身份揭开的却是她短暂、不幸、屈辱的一生。郭举人娶下她“不是为了睡觉要娃”，而是为了他自己延年益寿，娶来专司“泡枣”。死去的小娥，被男人们丑化成厉鬼，在砖塔上留下了自己永恒的印记。可怜的小娥惨死后，男人们传说她是造成席卷白鹿原大瘟疫的厉鬼，以致白嘉轩要用六棱砖塔“镇住她”，让她永世不得兴风作浪。而恰恰就是这座砖塔，在对付小娥魂灵的同时，也使得小娥以物体的形式重新站立于白鹿原上。人们看到砖塔不得不想起小娥。小娥更是以她不屈的身影，诉说着自己的坎坷与不幸，指控着传统男权社会所谓的伦理道德，也把隐匿在她人生际遇中的个人与民族的畸形史昭示给众人。

无论生时的小娥，还是死去的小娥，当她充当证明男性存在的价值工具与符号时，她身上无法抹去的抗争性，成为了白鹿原这个男权世界中最耀眼的明珠。在人类文明史中，男女两性虽然共同生活在世界上，却经历了两条不同的进化轨迹：男人，对立于自然，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中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人的主体意识，创造着财富，人化着自然；女人，却滞留于自然，继续着个体的生理命运和人类群体的自然使命，以非人格化的力量生产着人，从而逐渐丧失了自主自立的意识，消极地承受着人化自然的巨大变化，即承受着被男人物化（异化）的力量。事实上，封建时代的中国女性从来只是被当做功用化的物，而不是当做人被社会所接受的。

善良的小娥带着蒙昧和无目的的抗争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她终究没能挣脱封建礼教的牢笼，为我们上映了一幕永远的悲剧。六棱砖塔诉说着小娥的悲剧人生，更纪念着小娥式的盲目的非理性般的自残性反抗。她在白鹿原无法推翻男性霸权的统治，但她的每一次抗争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女性力量的存在和意义。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③《白鹿原》，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现代中国妇女走向真正的独立，寻求深层次解放的艰难。法律上的条文不意味着妇女的真正解放，政治上的口号也不意味着妇女地位的上升。我国妇女的根本解放，应该从根深蒂固的男权物化意识中摆脱出来，从诸如“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是祸水”等传统观念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确立自己独立自主的人格，做一个真正的人。而这种独立自主的人格，不仅是男女平等的真正含义，更是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①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464.

② 聂振斌，藤守尧，章建刚.艺术化生存[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3.

作 者：胡菁慧，硕士，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