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承到飞跃
——儿歌历史的探析与思考

⊙陈艳秋［唐山师范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从传承到飞跃
——儿歌历史的探析与思考

⊙陈艳秋［唐山师范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儿歌是儿童文学园林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其简约素朴的语言、琅琅上口的节奏为各个历史时期的儿童提供了教育娱乐的方式。本文旨在通过回溯儿歌的历史演变，发掘传统儿歌的艺术魅力，总结儿歌从传承到飞跃的变化内核，为现代儿歌的繁荣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儿歌 童谣 历史演变

儿歌是儿童文学园林中一朵素朴清秀的小花，它犹如天籁之音回响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这样说，儿歌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初期，也是作为每个生命个体最早接触的文学样式。回溯儿歌的历史，我们会对这种稚趣天然的儿童文学样式竟有如此悠远的源头而发出由衷的赞叹。

追溯文学的源头那是一片浑茫不可知的天空，我们的先民们凭借着他们的聪明和智慧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口头文学样式。作为这口头文学样式之一的儿歌，则是其中的一朵绚丽缤纷的奇葩。它们中的一部分，经受历史的遴选，穿越时空的隔阻，如清泉般流淌在一个又一个温馨祥和的家庭，活跃在一代又一代慈爱柔和的长辈和纯真稚嫩的儿童的吟唱中。如若论及儿歌的起源可以这样说，人类有了母爱就有了儿歌，母亲嘴里浅唱低吟的儿歌犹如甘霖，伴随着甜甜的乳汁滋润着孩子稚嫩的心田。若论及第一首儿歌作品的出现，学界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日本学者的看法，认为我国最早的儿歌是《国语》中的《郑语·周宣王》：“ 弧箕服,实亡周国。”而我们一般认为《左传》中的《卜堰引童谣》是目前见到的最早记载的儿歌：“丙子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 ；火中成军,虢公其奔。”“龙尾”、“鹑”、“天策”都是星名,在这里指的都是星象,它反映了当时晋侯灭虢的情景。

当然，在我国古代类似的作品并不称为“儿歌”而称作“童谣”、“童子谣”、“孺子歌”、“小儿语”等。认真说来，儿歌其实是一种边缘文学样式，我国儿歌研究的创始人周作人先生认为儿歌是民歌中的一种，是原始初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即兴之歌，就歌的性质可分作两项：事物歌和游戏歌。但是秉持“儿童本位论”观念的周先生坚持认为，儿歌对儿童来讲其作用是娱乐的、艺术的而非教训的。然而就文献记录而言，在明代以前儿歌似乎和儿童的生活相去甚远。例如在汉代以前，儿歌被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一些神学家认为童谣的产生乃荧惑星降为童儿的结果：“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象告。”晋干宝《搜神记》卷八即有一段三国时荧惑降临吴国为童儿歌谣的记载:

孙休永安三年三月，有一异儿，长四尺余，年可六七岁，衣青衣，忽来从群儿戏。诸儿莫之识也，皆问曰：“尔谁家小儿，今日忽来？”答曰：“见尔群戏乐，故来耳。”详而视之，眼有光芒， 外射。诸儿畏之，重问其故。儿乃答曰：“尔恐我乎？我非人也，乃荧惑星也。将有以告尔：三公归于司马。”诸儿大惊，或走告大人。大人驰往观之。儿曰：“舍尔去乎！”耸身而跃，即以化矣。仰而视之，若曳一匹练以登天。大人来者，犹及见焉。飘飘渐高，有顷而没。

而在民间亦确有类似“ 弧箕服,实亡周国”的童谣预见了国家的命运之事，所以传唱于市井的童谣就更是被神化了。究其原因，古代对童谣的这种神秘主义的解释和观念可追溯到原始初民对于语言具有超人的魅力的神秘的观念。到了汉代，曾经被神化了的童谣又被政治家利用，几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如秦始皇的暴政引发秦朝末年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时，就有“阿房，阿房，亡始皇”的童谣。这样的童谣作者当然不会是孩子，而是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反抗力量在利用童谣表达其政治态度和呼声，因为是借儿童之口传唱，群口相传，所以既保护了自己，同时又达到了政治斗争的目的。

由上可知，我国古代童谣绝大部分是反映政治生活的时政歌，如《史记》中记载的：“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饱蓬蓬；兄弟两人不相容。”讽刺了汉文帝刘恒与他的弟弟刘长之间为争夺权力而互相残杀的事实；桓灵时代的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揭露了现实的丑恶；宋真宗时童谣：“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则表达了老百姓对丁谓的憎恨和对寇准的敬爱。以上这些童谣的内容让我们感到童谣与儿童生活似乎毫不相干。其实在民间并不缺乏儿童喜闻乐见的童谣作品，只是当时的社会不重视儿童，没有正确的儿童观，所以儿童随口哼唱的稚嫩的声音也就无人重视，使其自生自灭了。

直至明清，我国童谣的搜集和研究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先是文学家杨慎否定了传统的“荧惑星”之说，指出童谣是“出自胸臆，不由人教的”。他所编的《古今歌谣》中就收录了如“阴凉阴凉过河去，日头日头过山来”这样的单纯活泼、表现儿童生活和情感的歌谣。1593年，学者吕坤与其父共同深入乡间，采集童谣四十六首进行加工改编，最后结集成我国第一部儿歌专集《演小儿语》。在这里，吕坤不仅发现了童谣“蒙以养正”的教育意义，更从儿童唱诵时手舞足蹈的欢愉场面深刻地认识到了“儿之有知而能言也，皆有歌谣以遂许其乐”的童谣的根本特质。虽然吕坤承认儿歌与儿童的生活联系密切，但是由于受文学“载道”思想的影响，在与其父整编民间童谣的过程中往往根据主观意图对民间儿歌任意删减，而且他们认为源于民间的俚俗小曲毕竟鄙俚，毫无艺术性可言，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清代的郑旭旦却将童谣的地位抬高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他认为这种来自于民间的童谣“自有天地以来，人物生于其间，灵机鼓动而发为声音，必有自然之节奏。是妙文固起于天地而特借万籁而传之”。他不仅强调了童谣的自然属性，而且还对童谣的文学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在他编撰的《天籁集》中，不仅借助序、跋表明了他对童谣的见解，而且在每首童谣的前后都加上了评语、按语和夹注，郑旭旦认为童谣的艺术性远远高于当时那些“不古不今之文”，是妙不可言的“妙文”。这种对童谣精到深入的分析对后人继续了解、认识童谣的艺术特点大有裨益，致使晚清以后童谣集大量涌现，如《童谣大观》《各省童谣集》《北京儿歌》等。

如前文所述，我国古代并无“儿歌”的称谓，是周作人在他的《儿歌之研究》中首次使用并解释“儿歌”这一概念：“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1914年周先生将这篇《儿歌之研究》发表在《绍兴县教育会刊》上，并在此刊上发表征集儿歌、童话的启事，之后“儿歌”这一称谓才得以确定下来并沿用至今。从此之后，在一些关注儿童教育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参与和推动下，融会新思想、表现新生活的新儿歌随之产生了，像许地山、郑振铎、黎锦晖等都曾创作过浅显易懂的儿歌。如郑振铎的《天上一个星星》：“天上一个星星，落在地上亮晶晶。哥哥买油，打碎了油瓶。弟弟打铁，打出一千枚铁钉。钉！钉！钉！爸爸要你去钉油瓶。”20世纪30年代的陶行知，50年代的鲁兵、圣野，都为新儿歌的创作戮力而为，此后新儿歌才真正繁荣起来。

回望儿歌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新儿歌脱胎于与民间歌谣混为一体的童谣。与童谣比较起来，新儿歌由于是个人的创作，因而思想、情感以及审美趣味都会染上创作者个人的色彩；更为重要的是，新儿歌更强调儿童特点，具体来说，新儿歌不仅在内容上更要求以儿童生活为表现对象，在形式上也更强调为儿童所能理解的浅显易懂易诵的口传性。

当然，我们不能以儿歌的新与旧来评判其艺术价值的高下，那些流传于民间、口耳相传的童谣中流露出的质朴天真的情感、自然和谐的音韵令今人赞叹不已。

竹公竹婆竹爹娘，

今年让你长，

明年让我长。

你长无用处，

我长嫁儿郎。

诵读这样的童谣，我们的眼前会浮现出一幅江南早晨清丽的画面：薄薄的晨雾中，一个头扎羊角辫的可爱的小女孩眨巴着一双水葡萄似的大眼睛在一片青翠的竹林前煞有介事地吟唱，表达着稚气未脱的小姑娘懵懵懂懂的情感世界，其情真，其境美，不亚于一幅水墨画所传达的艺术效果。反观当今的新儿歌，鱼目混杂，良莠不齐，能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主要是新儿歌创作过程中主题先行、过分强调教育意义，因而形成概念化的倾向。

对于很多人来说，幼年时期所唱过的儿歌会深深地镌刻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忆起儿时唱过的一首儿歌，所想起的不只是一支简单的歌谣，还有一个难忘的故事、一段温馨的时光，或对于故乡尘封已久的记忆。无论是在富丽堂皇的深宅大院，还是在碧草青青的乡野村间，那些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传统歌谣，以其无穷的魅力将无数儿童召唤在它的身边。回眸儿歌的演变历程，借鉴传统歌谣的艺术精华，用于现代儿歌的创作，努力为儿歌的振兴张一臂之力，这是所有关心儿童、关心儿童文学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做的。

[1]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 蒋风.儿童文学原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3]曾爱娥.童言童语童心童趣——传统民间儿歌语言探析[D].华中师范大学，2005.

[4] 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作 者：陈艳秋，文学硕士，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儿童文学。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