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襟”：叶燮对审美主体意识的建构与阐释

⊙王向荣［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黑龙江 绥化 152061］

“胸襟”：叶燮对审美主体意识的建构与阐释

⊙王向荣［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黑龙江 绥化 152061］

叶燮之“胸襟”作为主体个性的综合体现，是融合审美主体理性意识与感性意识的统一体，理性的部分包括了审美主体从宏观上把握客体“理、事、情”的审美认知能力，即“察识之心”与“自然之理”；感性的部分指审美主体的思想、情趣、品量、修养等，综合表现为更高层次的审美观、世界观、人生观，二者结合构成审美主体心理意识的有机集合体。

叶燮 《原诗》“胸襟” 主体意识

在《原诗》中叶燮认为诗歌如果达到“工而可传”①的境界，非“就诗以求诗者也”。创造主体需要胸襟、取材、匠心、文辞及创新等诗外功夫，其中，胸襟起基础作用：

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原诗·内篇下》）

有是胸襟以为基，而后可以为诗文。不然，虽日诵万言，吟千首，浮响肤辞，不从中出，如剪彩之花，根蒂既无，生意自绝，何异乎凭虚而作室也？（《原诗·内篇下》）

诗的根本在诗人之“胸襟”，“胸襟”是足以承载诗人性情、才智的综合性根基，体现了主体在诗歌创作中的能动性作用，胸襟高尚者，方能善于取材；善于取材者，方能善于用材，并且“胸襟”催动诗人触物兴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的创作过程。

叶燮之“胸襟”作为主体个性的综合体现，是融合审美主体理性意识与感性意识的统一体，理性的部分包括了审美主体从宏观上把握客体“理、事、情”的审美认知能力，即“察识之心”与“自然之理”；感性的部分指审美主体的思想、情趣、品量、修养等，综合表现为更高层次的审美观、世界观、人生观，二者结合构成审美主体心理意识的有机集合体。如果诗人有虚怀若谷之胸襟为基质，创作出的作品也自然具有极高的艺术境界。

一、“察识之心”与“自然之理”：审美胸襟的知性品格

叶燮之“胸襟”有其特殊的含义，不单纯指一般的人格修养，偏重于审美主体心理结构的认知功能。《原诗》中说：“（理事情）三者得，则胸中通达无阻，出而敷为辞，则夫子所云辞达。达者通也，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谓。”所谓“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就是指审美主体对事物发生发展规律的探究（理），对事物存在方式的认知（事），以及对其“夭矫滋植，情状万千”之感性形态的体察（情）。突破了以往对“胸襟”的儒家伦理学界定，显示了趋向于近代水平的理性思维特征。

审美主体如何做到“胸中通达无阻”，叶燮意识到内悟与外学的重要性：“今乃晓然于凡文章之道，当内求之察识之心而专 之自然之理，于是而为言，庶几无负读书以识字乎。”（《已畦集自序》）“识”与“理”都属于理性范畴，有高超的见识，方能洞察物理。如黄南珊先生所言：“察识征理、识高理明的要求强化了艺术创造的理性标格和理性维度，实际上昭示了以理性为艺术立法的取向。”②

叶燮将审美创作分为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主体要素具体为“才、胆、识、力”，并且“要在先之以识”，“识”表现为对客观事物的洞察力，判断力。客体要素具体为“理、事、情”，“理”是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内在依据和规律，因此三者之中“理”最为重要，“事与情总贯乎其（理）中”（《与友人论文书》），“事与物之情状不能外乎理”（《赤霞楼诗集序》），“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与友人论文书》）。无论“识”还是“理”都是强调主体的理性标格和理性维度。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清代整体学术氛围重实学，重理性。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③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把叶燮尊崇杜甫的原因也归结于对“理”的体察：“叶燮之所以看重杜甫的诗句不是因为它们让我们了解了杜甫的内心，而是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外在世界的微妙之‘理’，那是只有杜甫才能体察得到的‘理’。”④

叶燮之审美胸襟这里体现为审美主体的知性能力构成和以此能力对客观之“理、事、情”的体察所得出的“自然之理”，“识”与“理”是物我、主客的统一，其哲学基础是认识论和规律论的统一。叶燮在“理事情”——“才胆识力”的美学机制中突出了相互对应的“理”与“识”，特别强调两者神明运化的功能，即以“察识之心”“自然之理”。

二、“胸襟”与“志士之诗”：审美主体的社会情感

叶燮之“胸襟”范畴在具有理性认知品格的同时还体现为对一己之性情的超越。他在《密游集序》中把诗歌分为“才人之诗”和“志士之诗”：

古今有才人之诗，有志士之诗。事雕绘,工镂刻，以驰骋乎风花月露之场，不必择人择境而能为之，随乎其人与境而无不可以为之，而极乎谐声状物之能事，此才人之诗也。处乎其常而备天地四时之气，历乎其变而深古今身世之怀，必其人而后能为之，必遭其境而后能出之，即其片语只字，能令人永怀三叹而不能置者，此志士之诗也。才人之诗，可以作，亦可以无作；志士之诗，即欲不作，而必不能不作。

才人之诗，古今不可指数；志士之诗，虽代不乏人，然推其至如晋之陶潜、唐之杜甫、韩愈、宋之苏轼，为能造极乎其诗，实其能造极乎其志。盖其本乎性之高明以为其质，历乎事之常变以坚其学，遭乎境之坎郁怫以老其识，而后以无所不可之才出之。此固非号称才人之所可得而几，如是乃为传诗，即为传人矣。

关于“志”的内涵很多著名的学者都考证过，并且普遍认为“志”起初的涵义倾向于群体之志。到汉，尤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觉”时期，走向对个体之情的追求，并出现了“情”、“志”合一的文学思想。如陆机《文赋》中的“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言志，莫非自然”，都是“情”“志”合一思想的体现。直到唐代孔颖达“情、志一也”的提出，才标志着社会性之志和个体性之情在诗歌写作之中的统一。按叶燮的理论“才人之诗”注重表达诗人的一己之性情，“志士之诗”“处乎其常而备天地四时之气，历乎其变而深古今身世之怀”，侧重于群体之志的传达，并且叶燮极力推崇“志士之诗”，认为“不能不作”；“才人之诗”，“事雕绘，工镂刻，以驰骋乎风花月露之场”，“可以作，亦可以无作”。叶燮使诗人的一己之情自觉地转化为群体性的社会之志，这里叶氏提出了自己理想的人格化身——杜甫，也是典型的儒家理想人格的代表。叶燮罢官之后，虽然绝意仕途，但常怀忧国忧民之心，“未尝一饭而或忘乎吾君与吾民”（《乐志堂记》），此正与他多次称赞杜甫“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之情相契合。

萧华荣先生认为最早提出“志士之诗”的是叶燮，并将叶氏“志士之诗”的特征概括为四点：“一是所遭之世是天下之变态；二是所处之境皆悒郁不得志；三是具有洞察古今常变的器识；四是意志横亘于心而不吐不快，因此一旦发而为诗便成慷慨之唱，惊挺之吟。”⑤叶燮提出的“历乎其变而深古今身世之怀”的纵向时代忧患意识，“处乎其常而备天地四时之气”的横向宇宙生命意识，纵横交替，形成叶燮无限深广的时空感，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胸怀，藉此以揣摩天人之道，此为叶氏诗歌之“志”的主要内涵。

叶氏之“志”的形成有先天和后天两方面因素，他对“志”作了这样的描述：

“虞书称‘诗言志’。志也者，训诂为‘心之所之’，在释氏，所谓‘种子也’。”“种子”是志的胚胎，事、离、乱，学、识、才，则是形之为“志”的外部条件，内之种子，遇外部之离乱，则学日坚，识愈广，从“志之发端”，到“人之胸襟”，志蕴含于内，胸襟呈现于外，如此，所创之诗歌才能“即其片语只字能令人永怀三叹而不能置”。

叶燮的“志士之诗”在于有益当下现实，重视诗歌的社会责任感；“才人之诗”表现出对一己生命的痛感，个人情感至上。因此叶燮对漠视当下社会现实的“才人之诗”称其为“可以作亦可以无作”的可有可无之作。“志士之诗”，并非“情”与“志”互不相容，而是和谐共存。“情”已经完全超越了一己之私情，上升到了具有共性的社会情感，即叶氏所言“志未尝一饭而忘乎吾君与吾民”之志。

与叶燮思想相呼应，同时代的黄宗羲把诗所抒发的情感分为“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

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来，诗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盖有一时之性情，万古之性情。夫吴 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黄宗羲：《马雪航诗序》）

“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对举。“一时之性情”是个体当下的喜怒哀乐，荣辱得失的一己之情；“万古之性情”必须经过儒家实用理性的过滤，具有深厚的时代忧患意识和宇宙生命意识。黄宗羲的理论与叶燮同声呼应，同是主张抒发关乎世运的“万古之性情”，并与天下兴亡的世运息息相关。形成这样的共识也是因为清代学者整体都处于天崩地裂的时代，很容易激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责任感。

三、“胸襟”与“品量”：审美主体的人格修养

闻一多说：“西洋人作诗往往借故事或艺术技巧来表现作者个性，而中国诗人则重在直抒写作者的胸襟，故以人格修养为最重要，因为有何等胸襟然后才能创造出何等作品。”⑥胸襟，顾名思义即是胸怀、胸臆，亦称襟抱。在审美活动中指主体的气量、抱负、情操、审美情趣等，是审美主体人品修养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文论家多把人品与诗品联系在一起，认为审美主体胸襟的大小、高低，必然反映到作品中，强调主体的品德修养，重视审美胸襟对作品价值的影响。叶燮即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并在其代表作《原诗》中做了深入细致的阐述：

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原诗·外篇上》）

其诗百代者，品量亦百代。古人之品量，见之古人之居心；其所居之心，即古盛世贤宰相之心也……必以乐善、爱才为首务，无毫发冒嫉忌忮之心，方为真宰相。百代之诗人亦然。（《原诗·外篇上》）

品量，顾名思义包括人品的高下和心胸的大小。狭小气量、褊窄胸襟自然绝当不起“诗之基”的美称。审美主体须具备何种“胸襟”，叶燮认为应以杜甫、韩愈、苏轼为标榜典范。从叶氏整体的美学思想看，其诗歌审美规范是以这三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并在《原诗》中对其虚怀若谷、奖掖后辈的宽广胸怀给予倾情赞美：“盖自有天地以来，文章之能事，萃于此数人，决无更有胜之而出其上者；及观其乐善爱才之心，竟若 然不自足。此其中怀阔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娼嫉忌忮之有！”同时叶燮也批评文人相轻，度量狭小的现象，认为此种文人“自炫一长，自矜一得，而惟恐有一人出之其上，又惟恐人之议己，日以攻击诋毁其类为事，此其中怀狭隘，即有著作，如其心术，尚堪垂后乎！”当时文学流派之间相互攻击和诋毁之风日益严重，并且这种“文人相轻”有时竟然脱离学术论争的目的，形成门第之限，成为一种学术垄断，阻碍学术进步。

叶燮强调审美主体人格修养的思想影响到其弟子，沈德潜在《说诗 语》中谈到诗人的胸襟时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他把胸襟与学识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有“第一等”的胸襟和学识，方可有“第一等”之好诗。薛雪在《一瓢诗话》中说得更直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人品既高，其一謦一 、一挥一洒，必有过人之处。”审美主体要有宽广高尚的胸襟，其才、学、识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所创作之作品才会达到上乘，否则就会流于下品凡俗。可见，叶氏师徒儒家人格批评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四、“胸襟”与境界：审美批评的价值标准

王国维十分推崇境界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界”是衡量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标准。叶燮则把审美主体之胸襟与艺术作品之审美境界相联系，他说：“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叹，寻味不穷，忘其为熟，转益见新，无适而不可也。”艺术作品审美境界的高低优劣，取决于创作主体“审美心胸”的大小，并以杜甫的《乐游原》为例说明诗人胸襟和作品的艺术境界之间的密切关系：

即如甫集中《乐游原》七古一篇，时甫才三十余，当开宝盛时，使今人为此，必铺陈扬颂，藻丽雕绘，无所不极。身在少年场中，功名事业，来日未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诗，前半即景事无多排场，忽转“年年人醉”一段，悲白发、荷皇天，而终之以“独立苍茫”，此其胸襟之所寄托何如也！（《原诗·内篇上》）

叶燮对这首诗做文本细读式的分析，也因其非常喜欢杜甫的这首诗，甚至把自己的住所命名为“独立苍茫”室。此外，他之所以推崇杜甫，就是因为杜甫有其宽广“胸襟”为基，所以能“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有是“胸襟”然后才能“随遇发生、随生即盛”，最后“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没有如此之“胸襟”，则虽“日诵万言，吟千首，浮响肤辞，不从中出，如剪彩之花根蒂既无，生意自绝，何异乎凭虚而作室也”。同时叶燮又举王羲之《〈兰亭集〉序》为例，通过与“时手”对比，显示出并非“文辞作手”的书法家，文章之所以能够超群出众，皆出自他高尚博大的胸襟。可见，“胸襟”决定审美主体能否创作出感人至深的艺术作品，进而借助于作品表达深刻的审美情感、人生哲理情思。鉴赏者只有具备如此之“胸襟”才能从中解读出具有时空广延性的审美意蕴。审美的最高境界使宇宙和心灵得到净化、升华，人只有拥有广阔的胸襟方能体会到这宇宙的无限境界。

叶燮之审美胸襟，不是利欲的心胸，也不是褊狭、死寂的心胸，而是纯洁、宽快、悦适的心胸，是充满勃勃生机的心胸。有此“胸襟”以为基，则以“复古为尚”、“以新奇为尚”的审美范式也自然消解。复古主义和公安竟陵派的末流“内既无具，援一古人为门户，藉以压倒众口”及“五内空如，毫无寄托，以剿袭浮辞为熟，搜寻险怪为生”的创作理念，正源于其不具备此种宽阔之胸襟为基，只好在文字方面玩技巧，以至于言辞不及物性，作品丧失了整体生命感。

沈珩作《原诗序》和沈 德的《原诗跋》同时于《原诗》诸多理论建树中拈出“胸襟”一语，予以高度评价⑦，这并非偶然，而是他们都注意到叶氏之“审美心胸”论的独到之处。

① （清）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文中所引原文皆出于此。

② 黄南珊：《情依于理，情理交至——叶燮理性美学观新解》，《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0月第6卷第5期。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页。

④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8页。

⑤ 萧华荣：《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⑥ 郑临川述评：《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⑦ （清）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4—86页。

作 者：王向荣，文艺学硕士，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典文论方向研究。

编 辑：古卫红 E-mail：guweihong00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