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工作中不正之风的史料

2011-08-15 00:46李春华
黑龙江史志 2011年6期
关键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

李春华

(哈尔滨市地方志办公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发生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工作中不正之风的史料

李春华

(哈尔滨市地方志办公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1968年5月到1970年5月,哈尔滨市66届到69届共有初、高中毕业生14.72万人,其中有12.5万余名、占毕业生总数85%的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怀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的豪情壮志,奔赴农村,奔赴边疆。那三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高潮迭荡。

1971年至1974年上半年,哈尔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高峰滑入低谷。在71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中,有5.3万人应动员上山下乡,直到1972年才动员下去890人,不到总数的2%。到1973年,全市应动员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累计已达12万人,只动员下乡1.6万人,10万多人滞留城市,成为当时哈尔滨市上山下乡工作的难点之一。

短短三年,知青运动由波峰到波谷,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期间,留城、招工政策不断变化,让城市青年看到一丝希望;已上山下乡知青的生存、工作环境异常艰苦且安置工作存在很多问题,又让家长心存顾虑。另外法制的不健全、制度的不规范,管理监督不到位给不正之风的盛行制造了滋生的温床,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走后门”,将自己的子女留城安排工作或把下乡的孩子拉回城市,不择手段,在群众中影响很坏,必然会产生抵制、排斥情绪。这股不正之风给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带来很大阻力。用“严重”一词毫不为过。1973年8月16日哈尔滨市委召开了全市知青工作会议,至9月1日会议结束共开了17天。在8月18日、8月23日的两次座谈会上,揭发出25个不正之风的典型事例,涉及省直机关、市革委、市民政局、市生产指挥部、市文化局、市交通局、市冶金局、市公安局、太平区委、星光厂、量具厂、哈一机厂、哈尔滨医科大学、街道居民委等多个层面的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或亲属。与会者要求省市领导带头检查纠正,并表示不正之风不纠正,就不让自己的子女下乡。足见当时的对立情绪。

不正之风表现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在10个方面比较突出:

一、借口生病、家变让已下乡的知青返城

据不完全统计,自1969年10月至1973年6月,哈尔滨市下乡知识青年因病和家变返城6 547人,占已下乡知识青年的5%左右。1972年末,市内7个区对家变返城的1 880名知识青年进行了典型调查,按照省革委龙发1969年125号文件精神,不符合返城条件的就有920人,占49%。在返城的知识青年中,领导干部所占的比重更大。市部局长以上干部的子女返城的,占这些干部已经下乡子女的50%,比全市返城知识青年的平均比例高9倍。群众说:一有权,二有钱,三有听诊器,四有方向盘。有了这些权,什么都能办,对此十分气愤。

二、借招工之机安插应下乡知识青年

1972年年末共招收3 800多名工人,仅对三个单位的典型调查,不符合留城就业条件,通过走后门安插的就占20%左右。其中又多是领导干部和掌握实权干部的子女,手段很露骨,如在正常招工指标之外特批招工指标,给领导干部安排应下乡的子女和亲友子女,剩余分给招工单位安排招工人员的子女;以具有特殊专长为由,不按正常招工程序,自行招收“特选”艺工,其中省、市部局长级干部和本系统劳资、人事等部门干部或子女应下乡子女占近一半;伪造空白调令存根,调令存根上开的是符合留城条件的人名,实际安插了应下乡知识青年;利用招用临时工的机会,走后门安插应下乡青年。1973年第二季度,哈尔滨市劳动局抽查了三个用工单位,在278名临时工中,青年占43.3%,其中应下乡的青年占青年总数的43.2%。有的是谎报年龄,有的是跨区、跨社介绍来的,有的是分迁户口的,有的是没毕业的在校生。而对于确实困难的,却不予安排。如道外区一名71届毕业生,父母双亡,她带领弟妹靠缝手套和社会救济生活,学校优先上报,但因为没有关系被挤掉。可以想象群众对此是何等不满。

三、借隶属关系和体制改变之机安插应下乡知识青年

街道工业原由公社领导,1972年12月改由市第三轻工业局领导,有不少单位借机安插人员。据不完全统计,7个区的街道工业共吸收知识青年3 217人,其中大部分是应下乡知识青年和没毕业的在校生。省某研究所办的家属“五七”工厂,在移交二轻局过程中,移交单位和接收单位都往里塞知识青年,把原有80多人的工厂变成了210多人的工厂。有的今天辞退,明天回来,这个单位辞退,那个单位招用。甚至过去没进去的又进去一些。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四、借落实政策之机安插知识青年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错案父母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而影响符合留城条件子女的分配就业,为此省批给300名劳动指标,作为落实政策使用。有些领导干部竟违背市核心组同意的《关于落实政策中涉及子女就业问题的请示报告》文件精神,弄虚作假,以落实政策之名,安插子女。某厂甚至以给该厂领导干部落实政策的名义,从市劳动局要去10名劳动指标,被该厂有关干部和区知青办、派出所干部分掉,安插了自己的子女或亲友应下乡的子女。

五、通过各种门路走后门参军、升学

尽管当时中央和省、市委三令五申,坚决制止走后门参军和升学,但仍有一些人置若罔闻,借部队征兵和大学、中专招生之机,积极活动,找老关系、老部下、老战友,走后门让子女参军、升学。1972年征兵时,有102名是多报年龄的在校生,有10名是户口不在本市的下乡青年,有8名是应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1名未经群众评议就被招走了。在大专院校招生时,有的通过工厂、学校搞假证明,谎报年龄、学历、涂改证件,公安部门还给出了证明;有的走后门到农村借地报名,假报插队青年。

六、借评定“五种人”之机徇私舞弊

经抽查某中学71届评定的27名“五种人”,发现根本不够条件的占三分之一。其中有的多子女,按独生子女评上了;有的兄妹多人,没有下乡的,却按多子女下乡评上了。知青部门的一些干部在评定“五种人”时搞授意,多给指标或拿“五种人”登记表走后门、送人情。有的甚至内部私分登记表。

七、伪造档案、证件,搞“空转空调”

有些干部,特别是劳资部门少数干部,为了给自己或亲友的子女安排工作,竟由利用走后门办理合法手续,发展到利用职权之便,通过单位和单位,上级劳资部门和下级劳资部门,互相串通,采取伪造人事档案、涂改废旧调令、开假证明等手段,“空转空调”,把应下乡的知识青年,由甲单位调往乙单位,转来转去变成正式职工。甚至有的竟与坏人勾结,私刻公章,伪造证件,冒充正式职工,调来调去。这种“空转空调”违法违纪现象,小单位有,国营大厂也有;基层单位有,区、局机关也有,甚至牵扯到个别局级领导干部。有的还用这种违法乱纪手段,达到增加工资的目的。

八、让应下乡的知识青年参加黑包工队

一些干部,为了在城里给应下乡的子女安排工作,竟让子女参加黑包工队。市工商局查获的80起黑包工案件中,有干部、职工应下乡子女和社会青年1 000多人。为了把应下乡的子女安插到黑包工队,一些企业领导就利用职权支持这个黑包工队在所管辖的企业干活。

九、采取转学降级的手段,达到不下乡的目的

有些干部以转学升级、退学和拿走学生档案等办法,为将来使子女不下乡创造条件。自1973春季开学以来,全市各中学都出现转学降级的情况,四年级学生往外转,一、二年级学生往里转。通过转学把高年级变低年级,推迟毕业时间。第一中学是哈市比较好的学校,该学校原有四年级学生1 100人,在半年内转出了200多人,相当于该校四个班的人数。由于一些学生转学降级,各中学按人数在新华书店订购的高年级教科书大量卖不出去。据了解,这些转学、降级学生的家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干部和文教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的还通过走后门拿走学生档案,逃避单位动员或走后门安排工作。

十、在安置工作上以物质做交换条件,甚至搞工厂搬迁

1973年以来,一些家长和动员单位为了抢近点、抢好点,不服从市统一安排,擅自与郊区社队自行挂钩。郊区社队乘机大量要设备、要材料、要资金。有要木材的、有要汽车的、有要车床铣床的,根据物资的数量决定安置的人数。一个近郊条件好的生产队竟然提出来两名青年要一台汽车,没有汽车,一名青年要5 000元钱。有的家长设备晚送去几天子女就被撵回来。还有些单位与社队挂钩,将单位的设备搬到社队,包工包料,在社队办厂安置知青。

十一、坚持错误,拒不纠正

中央和省、市一再重申,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走后门的不正之风,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检查,坚决纠正。但是有的干部口头上承认错误,行动上迟迟不动。甚至有的在组织上对其错误检查后,一再进行教育,令其改正,仍不纠正。由于有些领导干部不积极不主动纠正错误,一般干部和职工群众观望、攀比。

为了制止这股不正之风,有效解决问题,重新掀起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并巩固农村安置工作,1973年2月市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承认对违反政策“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纠正的不力”、对安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解决的不够及时”,并表示要发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带头纠正不正之风,要求党委书记或副书记亲自坐阵,同时健全专门办事机构,配备加强力量,搞一场单位包职工、学校包学生、街道包居民的大动员、大会战。5月3日,哈尔滨市革委下发了《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审批手续的通知》,对返城的条件和审批的手续做了明确规定。8月16日至9月1日市委召开了全市知青工作会议,总结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会议期间还制定了《哈尔滨市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零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后一草案重申了城镇毕业生分配的原则、留城的条件,还从经费、房屋、口粮、卫生医疗、业余教育等方面做了明确细致的规定。经过各方面的积极努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重现新的局面,到1975年市委召开知青工作会议前,已有9.17万人下乡,占应下乡青年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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