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见曾诗文创作、兴教倡学方面所体现的浪漫主义情怀

郭文捷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辽宁 大连 110036）

卢见曾诗文创作、兴教倡学方面所体现的浪漫主义情怀

郭文捷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辽宁 大连 110036）

卢见曾一生不仅勤于吏治，“有吏才”，“所至皆有殊绩”，是个典型的循吏，而且爱才好士，擅长诗文，又是清代有影响的文学家。张殿传曾评价卢见曾之重浚颍州西湖之功，曰：“此记（指卢见曾所作《颍州重浚西湖记》——引者注）中一段，疏别是非利害，直是见得到，做得彻。然非心乎民瘼，亦不能直行独断如此。诸御水患记，当以此为第一。”[1]

直隶总督那苏图在给乾隆皇帝的荐表中曾称他“人短而才长，身小而智大”。他平生著述丰富，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卢见曾在为官期间曾整理刊印了师友先贤的大量文学著作、诗文集、乡邦文献等，而自己创作的大量诗文，只有《雅雨山人出塞集》流传于世。卢见曾对于乡学文化的保护更是具有巨大贡献，对乡学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徜徉诗海的雅雨山人

卢见曾的诗歌大多数作品内容简单平常。卢见曾一直倡导“缘情以为诗”、“自写性真，力去浮靡”、“诗以道性情”[2]的诗学主张，他的诗歌也基本遵循此风格。卢见曾与同年浙江嘉兴马维翰(字墨麟)合称为“南马北卢”[3]。卢见曾身在宦海，却追求朴实无华、清新自然的境界，追求名利的同时又充满浪漫主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精神的家园。

《雅雨山人出塞集》刊行于乾隆十一年（1746），都是卢见曾第一次任两淮盐运使遭奸人诬告，被发配到塞外军台效力期间（乾隆五年至乾隆九年）创作的。《雅雨山人出塞集》共有诗歌九十九首，其中七律三十五首，七绝四十九首，七言歌行七首，五律七首，五绝一首，另有《生祭蒋萝村文》一篇散文[4]。《雅雨山人出塞集》充分表现了卢见曾的浪漫主义情怀，近百首诗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描绘北方边塞风光、严寒气候和诗人的边塞生活；二是抒写自己的忠君报国之志；三是与友人的赠答唱和；四是体现思念家乡怀念故土之情；五是哀悼亡故亲友。

《雅雨堂诗集》刊行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分为卷上、卷下二卷，共收卢见曾诗歌127篇、235首，其中七言诗202首，五言诗33首(另有《红桥修楔》序文1篇，卜算子词1首)。这些诗歌包括卢见曾从赴任洪雅县令到晚年所创作的所有诗歌作品(除了《雅雨山人出塞集》所收录作品)，写作内容较为广泛，题材较为丰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与同窗友人和文人雅士的唱和题赠，第二类是卢见曾描绘宦游经历的诗作。乾隆二十七年(1762)卢见曾告老还乡，“力惫宣勤敢自怜，薄才久任受恩偏。齿加孙冕余三岁，归后欧公又九年……”[5]从中可以看出久居凡尘的倦惫之情。卢见曾在漫漫数十载的为官经历中，一心向往着“长河一曲绕柴门，荒径遥怜松菊存”[6]的浪漫归隐生活，向往着没有纷扰繁杂的精神家园。第四类是借古抒怀之作。卢见曾的浪漫主义精神再一次充分体现出来，一心想建功立业、青云直上，又渴望清心寡欲的归隐生活，这样一个在宦海中挣扎的浪漫主义者一直处于矛盾之中。

除了《雅雨山人出塞集》和《雅雨堂诗集》,卢见曾的又一诗集《雅雨堂文集》刊行于道光二十年(1840)，共收卢见曾79篇文章，分为四卷编排。卷一21篇[7]。全部都是书序。其首篇《雅江新政序》，是卢见曾在雍正初年任洪雅县令时汇集群言编辑《雅江新政》付之梨枣前所作的序言。其余20篇都是卢见曾为友人名士撰辑校注的经学、史学、金石学、音韵学著作资助付梓时所写的序言，每篇序言大都阐述了该著作的成书背景、体例及卢氏对作者和该书的评价，有的序言还明确阐述了卢氏的学术见解和主张。卷二22篇，多是为唐宋以后和当朝诗人诗集所作的序言。在这些序言中，卢见曾对诗集的编选和诗人诗作予以介绍和评论，并表达出自己的诗歌创作主张。卷三18篇，大都是卢见曾为历宦各地所建书院、楼亭、祠堂、庙碑而作的记文。如《雅江书院记》、《颍州重浚西湖记》、《重建竹西亭记》、《上宰相书》。《上宰相书》是他初任两淮盐运使遭盐商诬告时写给当朝大学士鄂尔泰的辩解书，并希望“阁下为朝廷爱惜人才，为斯世主持道……一言昭雪，庶覆盆得自，公论得伸。其有关于圣明之治者，不独见曾一人生死衔戴已也。”文中“满腹怨抑愤懑，振笔淋漓，不觉倾写至尽”[8]。《尚书大序辨》是卢氏为自己不同于先贤的经学之见所作的辨析。卢见曾传世的诗文创作除上述三个集子之外，另有《渔洋山人感旧集小传》，这是卢见曾为康熙诗坛领袖王士稹所编《感旧集》(十六卷)所作的作家小传和有关评论。这些小传和评论对认识了解有关作家颇有参考价值。

“诗道性情”是卢见曾诗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学术主张的基石，强调情真才能写出不朽于世的作品。卢见曾认为真情感是写出好诗歌的必要条件，他不同意传统诗教的“美教化，厚人伦”，而把传达人的性情作为诗歌创作的极致，这是一种有见地的看法。当时的全盛时代是一个不需要个性的时代，卢见曾的诗学主张正与此背道而驰，从卢诗中看不到任何士大夫的道学之气，而是从平常小事中抒发自我真实性情，打破了封建伦理的枷锁，走上充满浪漫主义的创新之路。

二、主张兴教倡学的浪漫主义者

“人短而才长，身小而智大”，是直隶总督那苏图对卢见曾的高度评价。卢见曾一生不仅“勤于吏治，所至皆有殊绩”[9]，而且重视教育，礼贤下士，在学术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其兴教倡学活动为乾嘉学派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世积累了宝贵的财富。卢见曾宦游每到一处，本着“思惟报国，莫如为国作人”的思想，把兴学造士育才放到第一位。初到四川洪雅任知县时?，建立了雅江书院，并在《雅江书院记》中写道：“征邑士之贤而文者，从予游，为讲道艺、敷弦歌之地。”“在洪雅，建雅江书院；在六安，建赓扬书院；在永平，建敬胜书院；在长芦，建问津书院；扬州旧有安定书院，更因而廓其规制，严其教条。前后所成就者，不可枚数。于前汉古迹，缺者补，坏者修，罔不兴举”[10]。在所作《雅江书院记》、《永平府书院碑记》、《问津书院碑记》、《试帖初桄序》中，卢见曾曾说过：“乙巳春，予来宰是邑，会落成焉。……征邑士之贤而文者，从予游，为讲道艺、敷弦歌之地。颜其门曰雅江书院，广文教也；颜其楼曰雅雨楼，志风土也；又易桂香阁曰望春阁，邑故多孝廉，无捷南宫者，为从予游者勉之也；堂曰博文，仍旧额，前有作者，不忍没也。乃延名师立学规，征七属士之才者肄业焉。……夫古之教者，文武不分途；古之学者，体用无偏废。[11]……二三子朝夕诵习于斯，仰瞻庙貌，溯其德业之巍巍，明乎见而知之之为何事，而敬以为主者，之于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斯其处也有守，而出也足以有为。如以举子业为文章之能事，而不究其全体大用之所在，则与骑射技勇以为武者等耳。二三子尚其顾諟，以毋忘斯义。[12]翼日，诸生踵门谒请所以名是书院者，爰进而诏之曰：“若滨海，亦知夫海乎？孔子之道，犹海也，学者蕲至乎道而止。今之制义，其津筏也。学者因文见道，譬如泛海者……”[13]“余束发后习为诗，今七十年矣。……维扬安定书院，余初任运使时，偕博陵尹公所经始。大江南北，士肄业其间，享大名，显当世者，踵相接。迨余再莅维扬，弟子员日益夥。弗精弗勤，虑且坐废，请于上官，稍更张之。厚其廪饩，检稽其出入先后，娄东沈光禄、武进刘侍读主教席。光禄以经术课士，侍读之学出入史传选骚，其爱士皆癖于余。而余亦间至讲堂，或时延诸生，上下其议论。其负过人之才者，置上舍，有加礼。行之比年，诸生文益上，诗益工。虽遇合之故未知何如，有数人焉，足以窥古人之心，成一家言，而必用于世无疑也。”[14]

卢见曾在担任六安知州时，建立了赓飏书院；在永平担任知府时，曾建立敬胜书院；乾隆十六年（1751），任长芦盐运使时，在天津创立问津书院，为学生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乾隆元年至乾隆三年（1736—1738）第一次在扬州任两淮盐运使时，卢见曾联合他人，重新治理扬州安定书院，复兴“大江南北，士肄业其间，享大名，显当世者，踵相接”[15]的盛况；乾隆十八年（1753）卢见曾再次担任两淮盐运使，又修扩校舍，诚聘名师，礼待优才生，增加奖学金金额,甚至亲自走上讲台指导学生[16]，卢见曾为兴教倡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培养出众多有志之士。卢见曾复兴安定书院?，江南众多士子在此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也是江南不乏才俊的原因之一。如享誉天下的两榜眼、常州的孙星衍、洪亮吉，宜兴的万应馨，镇江的蒋宗海等著名学士都出自安定书院。以“段王之学”著称于世的《说文》大家段玉裁，《广雅》通人王念孙，精于辑佚、长于名物的任大椿，才卓识高、儒林文苑两兼之的汪中，学渥识博、被誉一代通儒的焦循等人，都出自于安定书院。

卢见曾广修书院，发展教育，造福百姓，更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惠栋曰：“先生勤于吏治，所至皆有殊绩。其在津门，奏课之余，修理学官，创立书院，以身为士子表率。所以扬厉而鼓舞之者，虽文翁之化蜀郡，何武之治扬州，不是过也。”[17]

“未闻名士不风流，几见通儒少美政”，为了实现美政与风流并存的理想境界,卢见曾广聚贤士,举行了多次学术活动。在乾隆十八年至二十七年再任两淮盐运使期间，卢见曾举行了多次诗文唱和文人雅士聚会活动。

身为封建士大夫的卢见曾，敢于冲破传统伦理的束缚，广泛结交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文人雅士，重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学习，做到兼容并包，对当时那个思想文化专制的社会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倡导“风流”的卢见曾在文化方面依然秉持他的浪漫主义情怀，用开阔包容的心胸容纳文化的差异，与其他封建文人不同的是，他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积极学习不断进步，用自己的胸怀容纳一切文化，对扬州乃至整个清朝的文化交流与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卢见曾还积极倡导汉学，大量刊刻经书，为汉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乾隆十九年（1754）至二十二年（1757）卢见曾积极刊刻了《雅雨堂藏书》（又名《雅雨堂丛书》）。《雅雨堂藏书》计有《郑氏周易》（汉郑玄）、《易释文》（唐陆德明）、《周易乾凿度》（汉郑玄注）、《李氏易传》（唐李鼎祚）、《尚书大传》（汉郑玄注）、《大戴礼记》（汉卢辩注）、《郑司农集》（汉郑玄）、《高氏战国策》（汉高诱）、《匡谬正俗》（唐颜师古）、《封氏闻见记》（唐封演）《唐摭言》（唐王定保）、《北梦琐言》（五代孙光宪）、《文昌杂录》十三种，为汉学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卢见曾：《雅雨山人出塞集》卷首“沈起元序”第2、4页，乾隆十一年（1746）刊本.

（2）卢见曾：《雅雨山人出塞集》卷首“马朴臣序”第1页，乾隆十一年（1746）刊本.

（3）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四）第17页，“书田香城先生自作墓志铭后”，清雅堂刊本，道光庚子年（1840）.

（4）（5）（7）（8）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十一）第58、37、58、38、58、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8）卢见曾：《雅雨堂诗集》（卷下）第17、18页，告休得请留别扬州故人”，清雅堂刊本，道光庚子年（1840）.

（9）（10）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二）第28页，试帖初桄序”，清雅堂刊本，道光庚子年（1840）.

（11）王章涛：“扬州学派边缘人物与扬州学派研究之二”，载《扬州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

（12）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三）第1页，“雅江书院记”，清雅堂刊本，道光庚子年（1840）.

（13）[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虹桥录上”）第267、268、269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版.

（14）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一）第3、4页，经义考序”，清雅堂刊本，道光庚子年（1840）.

（15）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一）第15页，“重刻万充宗先生经学五书序”，清雅堂刊本，道光庚子年（1840）.

（16）林存阳“卢见曾与汉学的崛起”，载《史苑》2005年第11期.

（17）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四）第47页，“卢枢后记”，清雅堂刊本，道光庚子年（1840）.

（18）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二）第11页，“赵秋谷先生诗序”，清雅堂刊本，道光庚子年（1840）.

郭文捷（1985-），山东泰安人，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明清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