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晚年对发展党内民主问题的探索

赵东苹 徐 简

（山东工商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5）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张闻天是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都堪称典范的领导人之一。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后，他由于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反对突出个人，被毛泽东戏赞为“明君”。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随着党内民主生活的越来越不正常，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个人际遇的巨大改变，张闻天对发展党内民主这一关系到党的生命的重大问题思考得更加深入。综合来看，张闻天认为应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来发展党内民主：

一、领导干部要在党内营造民主氛围

在党内民主还没有制度化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如果具备较好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度量，能身体力行地带头发扬党内民主，努力营造民主氛围和培育民主风气，那么就能够对发展党内民主起到非常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对于这一点，张闻天深有体会。他认为，正是由于有些党的领导干部民主作风差，肆意践踏党内民主，才导致整个党内民主风气不正常，这也是“左”倾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指出，为发展党内民主，领导干部要努力在党内营造民主氛围，以使党员能够畅所欲言。并且强调，能否听进去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这是判断领导干部有无民主作风的最重要标准。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就注意到党内民主风气的不正常，并在不同场合对这种现象提出过颇为严厉的批评。1959年3月在海南调查时，他对有的地方饿死人却不敢说的现实感触甚深，对夫人说：现在党内缺乏一种人们可以畅所欲言的气氛，领导上总是喜欢听好听的。［1］在八届七中全会上，针对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说要学海瑞，要敢于讲话，不怕警告，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认为单有毛泽东讲的这一面还不够，指出：海瑞精神固然要提倡，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氛围，要使人讲话不害怕。领导方面也要造成让人家愿意提不同意见的空气。［2］1959年5月，在华沙期间与随行人员讲：苏联斯大林后期威信确实很高，谁敢给他提意见？斯大林听不到反面意见，因此犯了很大错误。应当看到我们国内现在也有这种情况，上面随便讲一句话，下面就当作圣旨。［3］以上是对当时党内民主氛围紧张、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相当尖锐的批评，甚至对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缺乏民主作风也提出了直接批评，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对党内民主作风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深刻阐述。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4］这是对八届七中全会上观点的进一步阐发，是批评有些领导人压制民主，使党内同志不敢说话。他还说，他很欣赏会议上印发的供讨论的《记录》草稿中的这么一段话：“……必须在全党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律，那么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5］针对当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只能讲成绩不能说缺点的现实，他指出，不要怕没有人对共产党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6］他意味深长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7］张闻天的以上讲话是有感而发，他希望藉此唤起党内领导干部特别是最高领导人能听进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能带头重视培育党内民主风气。

二、党员要敢于讲真话和坚持真理

张闻天认为，在党内不畏压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敢于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这是党性修养高和党性原则强的体现，也是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只有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能发扬主体意识，发挥主体作用，才能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从而保证党的健康成长。他在行动上也正是这样做的。

在庐山会议上准备发言提纲期间，张闻天接到田家英和胡乔木的劝告电话。田家英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透漏“上面”有不同看法。胡乔木说，毛泽东将要对彭德怀开火，要少说。［8］张闻天深知田、胡二人对形势的了解和电话的分量，但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强烈责任感，他没有任何动摇，仍然顶着极大压力，下决心要在会上讲一讲不符合“上面”精神的话。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做了3个小时的长篇发言，直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把当时很多人不敢说的话都直言不讳地讲了出来。就是这一篇坚持真理的发言，给张闻天换来了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从此被撤职罢官，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即便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从纠“左”转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后，张闻天在7月24日的发言中还呼吁大家开诚布公，讲心里话。他直率地说：“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经常讲出来，经过争论，认识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会开得很有味道。现在有顾虑的人还是不少的……不怕扣帽子，不乱扣帽子，不怕争论，有话就讲，大家认识一致了，没有负担了，这就是心情舒畅。有什么就讲什么，就没有什么紧张了。”［9］直到此时，张闻天内心仍然矢志不渝，坚持党员应该讲真话的党性原则。

庐山会议结束后回到北京，夫人刘英埋怨说，你做外交工作，对经济问题何必多去讲呢！秘书何方也为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对此说：“事实上我非讲不可，老百姓都快没有饭吃啦！经济这样搞下去，人民生活怎么得了。”［10］并说：“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讲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11］还说：“封建社会都提倡犯言直谏，共产党员还能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在党的会议上，有什么想法，都允许讲嘛。”［12］由此可见，张闻天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大胆进言的。

即使是被罢官撤职后，在遭到一次又一次地批判和背负沉重思想包袱的情况下，张闻天仍然坚持：“为了坚持真理，每个党员都要有不怕撤职、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气概。”［13］他坚信，真理高于一切。

张闻天明知道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讲真话会付出极大代价，但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和爱护，还是把心里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讲了出来。这种为维护党内民主犯言直谏的做法，相对于有些党员对领导人爱吹不爱批，不分是非，一味奉迎，或者明知不对也不批评，忍让克制，委曲求全，关心个人超过关心党，在是非原则面前，甚至在直接危及党和人民事业的时候，仍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非常可贵的。

三、全党必须反对个人崇拜

要发展党内民主，就必须反对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必须导致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与党内民主背道而驰。

苏共二十大召开后，鉴于苏共党内民主建设的教训，八大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代表中央郑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没有遏止住个人崇拜的发展。特别是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14］“两种个人崇拜论”对个人崇拜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有中央委员公开提出“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此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党内外掀起高潮，“文革”中更是达到顶峰。

张闻天是党内比较早就提醒党中央警惕个人崇拜的人。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共报刊上开始提出反对党的宣传工作中的个人崇拜问题，这立即引起了时任驻苏大使的张闻天的高度重视，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并指示使馆工作人员收集整理这方面材料报送中央。1964年，在《毛主席语录》出版之际，针对林彪多次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言论，张闻天在一张卡片上写道：“对于古人、今人和自己所发现的真理，决不应该认为是绝对正确和永远正确的”，“不要盲目崇拜”。否则，就是“绝对的、片面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反科学的”。［15］针对康生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的“标准论”，他明确指出：“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尺度。”［16］很明显，张闻天是极力反对个人崇拜的，因为个人崇拜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极易产生个人专断，对党内民主危害甚大。

相比较而言，张闻天对领袖作用的认识水平要远远高于同时代的许多共产党员。薄一波曾经针对当时的情况说过：“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一位老战友曾不只一次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17］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仍能做到独立思考，不唯上，只唯实，公正、客观地看待个人在党内的作用，反对一贯正确论，得益于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很强的党性原则。

四、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

从党的历史看，要发展党内民主，就必须处理好党内矛盾。鉴于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用阶级斗争的错误办法解决党内矛盾，而导致大量冤假错案的残酷现实，张闻天对于如何认识和解决党内矛盾，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思考，并提出了精辟论断。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要有：

（一）进行党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的团结

张闻天认为，党内思想斗争的目的是加强党的团结。就是说，在进行党内思想斗争的时候，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他反对那种从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或其他不可告人的动机出发，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来达到其陷害、打击或打倒革命同志的目的的所谓思想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只能在党内引起纠纷，制造派别，造成对立和分裂。［18］也就是说，只有抱着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目的的党内思想斗争，才能是光明正大的，才是正确的。

（二）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

张闻天认为只能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即思想批评或思想斗争的方法，这是因为“党内矛盾不仅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同志之间的矛盾，因此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和党的工作中的各种缺点错误，只有靠思想批判去纠正。党内的思想分歧，步调不齐，只要靠思想批判去统一。 ”［19］

在这个问题上，张闻天还深入论述了在进行党内思想斗争时，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认为，对于批评者来讲，思想批判必须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才最有说服力，最能教育同志、团结同志。那种夸张的、武断的、主观主义的、吹毛求疵的或人身攻击的思想批判，是既没有说服力，也不能教育同志、团结同志的，即使对于有错误的同志，也只能说服教育，决不应该动手动脚，进行体罚或变相体罚。”［20］这些话是对“文革”中随意批斗、体罚、侮辱人格尊严现象的严厉批评和抗议。针对 “文革”中打击一大片的 “左”倾错误，他指出，如果没有经过严格认真的审查，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能轻易地怀疑或断定犯有错误甚至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阶级敌人或内奸、特务。否则，就必然会导致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夸大为敌我矛盾，把同志当做敌人，给党造成极大的危害。即使对党内犯有倾向错误或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批评，也还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了一棍子打死。［21］张闻天还提到，批评者也可能批评错。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批评者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并且给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甄别。［22］被批评者方面，应该虚心倾听批评，但必须唯理是从。他特别提到，在一般同志和下级组织对领导方面提出批评时，即使不完全合乎情况，不完全正确，甚至完全不正确，领导方面也应该虚心倾听，“决不能自以为是或借口别人批评得不合情况而听不进去。压制和打击报复更是错误的”。［23］

（三）要弄清楚“左”倾和右倾的同异及其联系

张闻天指出，“左”倾和右倾都是错误的，都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背离，都是立场问题，也都是方法问题。由于当时党内对于右倾的危险比较清楚，却忽视了“左”倾可能带来的危害，因此他特别强调要同“左”倾做斗争：“如果不顾社会条件的变化，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是归结为反对右倾的斗争，因此只反右不反‘左’，‘左’的倾向就势必会受到鼓励而发展起来，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成为主要的危险。在‘左’倾成为主要危险以后，还要继续集中力量反对右倾，就可能把正确的东西也当作右倾，极大地伤害同志，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后果。”［24］他还特别唤起全党同志对利用党内错误倾向特别是“左”倾错误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的两面派分子保持高度警惕。［25］

（四）党内斗争必须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

张闻天认为，要正确地解决党内矛盾，党内的思想斗争就必须严格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来进行。只有切实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原则，才能正确地解决党内矛盾，才能切实发展党内民主，才能在党内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他指出：“我们党历来主张，必须在广泛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正确意见，作出决定，在相当的党员群众或其代表的会议上讨论通过，然后付诸实行。”［26］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三点：一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必须勇于负责；但是我们所要的，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断，不是一个人说了算”［27］，这里强调的是集体领导原则。二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定，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必须执行党的决定，同时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28］，这点强调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同时又注意维护少数党员的权利。三是“党的领导组织，首先是党的中央机构，有广泛的权力处理各种问题。但是，这种权力不应该是在党员群众之上，而应该是在党员群众之下”［29］，此条强调的是选举和监督原则。针对第三点，他又具体指出：领导组织的成员应该是由党员群众或由其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是受党员群众的委托来工作的，是党员群众的勤务员；其所有重要决议，都必须得到党员群众或其代表的批准，领导机构在工作过程中，必须按期向党员群众及其代表做工作报告，听取党员群众或其代表的批评和建议，接受他们的监督，及时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领导组织要定期改选，排除不称职的人，选进德才兼备的人，并对犯有错误的人提出批评或作出组织处分。［30］这些论述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党内民主制度化问题，表明张闻天已初步认识到制度建设对于党内民主发展的重要性。

［1］［2］［3］［8］［10］［11］［12］［15］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下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790、790、794、803、807、807、807、868.

［4］［5］［6］［7］张闻天文集（第 4 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337.337.337.338.

［9］［13］［16］［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张闻天文集（第 4 卷）［M］.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344、503.496.499.498.500.501.502.502.504、504.505.505.505.505.505.

［14］毛泽东文集（第 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69.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