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治国理政若干历史经验教训的新思考

袁学清

（中共孝感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室，湖北 孝感 432000）

关于党治国理政若干历史经验教训的新思考

袁学清

（中共孝感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室，湖北 孝感 432000）

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六十二年，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教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坚持“理性”执政和“廉洁”执政；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坚持反“左”防“左”方针等。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是党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六十二年，励精图治，在改善民生、保障民权、维护社会稳定、捍卫国家主权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这是这段历史的主线和主流。但必须如实承认，党在这段历史时期，也走过一段弯路，出现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等严重的“左”倾错误和挫折。从党的执政历程中获得的正反两面经验教训，是党的最可宝贵财富。以史为鉴，从历史中特别是党的执政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新的实践

这是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党执政兴国，思想理论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但是，我们所指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仅仅在本本中所讲的东西，也不是与马克思主义有根本区别的列宁主义的一些东西，更不是极端“左”倾的斯大林主义，甚至是赤裸裸反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专制主义，而是致力于人的解放、倡导民主自由的马克思主义，是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最高的理论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能够冲破斯大林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突破“左”倾藩篱，结束长期以来的“左”倾乱局，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取得建国以来最伟大的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上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指导我们的事业。在当代中国，鉴于党执政的历史教训，要特别注重厘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左”倾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的根本界限，高度警惕和严防封建专制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左”倾主义乔装打扮，混进党的思想体系内，危害我国改革发展大局，危害中华民族复兴的宏图大业。

二、必须坚持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民众作为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主体，只要拥有发展经济的自由和自主权，享有发展经济的基本权利，能够以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身份参与经济活动，其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巨大活力就能够激发出来，经济社会就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就会得到改善。回顾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历程，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一些共性的东西。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62年至1965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是党治国理政搞得很好、很成功的三个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有许多亮点和特色，尤其突出的是，国民经济都到得了较快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稳定安宁，是中共执政的黄金时期。这三个时期，在经济上的共同点，就是党高度重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作用，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制定并实施一些鼓励人民自主、自由发展经济的路线和政策，还权予民，为民众发展经济“松绑”，让民众充分享有发展经济的主导权，让多种经济成分迸发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经济层面讲，根本原因是党突破计划经济模式，坚定不移地发展市场经济、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照搬强化前苏联模式，全面系统地实行计划经济，极力排斥市场机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把民众禁锢在计划经济的囚笼里，剥夺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发展经济的自主权，大搞“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兴无灭资”的把戏，结果是严重遏制和窒息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占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民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生机与活力，导致全国资源无效配置、严重浪费，城市经济效率低下，农村经济萧条破败，国民经济陷入停滞倒退甚至崩溃的困境，农民纵然夜以继日劳作，但仍然吃不饱、穿不暖，生活极度贫困，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

三、必须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这是党执政兴国必须始终牢牢把握的工作大局和中心。中共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作中心、思路方法和重大举措都要随之作根本的调整，与时俱进，把工作的重心和着力点放到经济建设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民富国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导致党在一个较长的执政时期，偏离了正确方向，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大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瞎折腾，窝里斗，制造内乱，把中华民族大量的人财物及其他宝贵的资源内耗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损害。正是基于“文革”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伟大转折。从此，中国进入快速发展的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贫穷落后的面貌。

四、必须从“理性”执政和“廉洁”执政两个方面切实履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这是党治国理政的群众基础。从我党执政的历史教训和世界其他国家执政党兴衰存亡的历史教训看，党要长期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和支持，关键是要把握好两点：一是党的路线和政策、党执政的方式和方法，必须理性务实，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决不能走回头路，迷恋、沿用斯大林模式，搞“文革”一套“左”的东西，瞎折腾，严重损害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利益。二是要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保持和发扬共产党清正廉洁的传统，用现代政治法律制度规范公共权力，建立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切实防止在党内形成一个严重背离人民利益的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的今天，党执政必须同时防止和避免出现“折腾’执政和“腐败”执政这两种“坏”政、“恶”政情况的发生，切实做到“理性”执政和“廉洁”执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尊重遵循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的根本要求治国理政

这是党执政兴国的科学基础。科学执政，就其实质讲，就是党执政要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客观规律，既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包括自然生态规律。古往今来，伟大的思想家都高度重视客观规律及其作用，对客观规律采取特别敬畏和尊重的态度。中国古代最具智慧的思想家老子，在其千古名著《道德经》中，就明确提出了著名的“道法自然”的命题，反对任何狂妄自大、逆天而行的狂悖愚蠢行为，严正警告世人，“不道早已”，即任何妄图改变、改造乃至破坏违背客观规律的行为，必将遭到“法则”无情的惩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一切实践活动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惟其如此，才会成功，否则，必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改革开放前，我们党执政发生的有些重大失误和“左”倾错误，就其实质讲，是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邓小平一针见血的指出：“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①、“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②历史是一面镜子。在新的时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铭记深刻的历史教训，坚持科学执政，不断探索和遵循客观规律，协调人、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严格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制定实施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对一些事关子孙后代发展的重大工程的规划和建设、一些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务必反复考察、研究和讨论，排除一切政治上、政绩上、意识形态上乃至个人经济利益上的利害关系，一切以遵循、符合客观规律为最高准则，慎重决策、科学决策，绝不可自以为是、好大喜功，盲目决策。惟其如此，党的执政才可以称之为科学执政，党才能领导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

六、必须坚持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坚定不移地发展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宪政文明

这是党执政兴国的政治基础和根本目标与途径，也是党执政活动健康运行的根本保障。回顾党执政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大跃进”、“文革”之所以发生，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法制缺失，党内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盛行，最高领导人独断专行，党内外正确的思想、意见不能够进入决策层面，不能够转化成路线、政策。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改革开放元勋，在分析总结“文革”产生原因和教训时，多次提到要防止“文革”此类事件的发生，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错误问题”时，明确回答“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并且郑重提出“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④此乃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体现高超的政治智慧，蕴涵深刻的治党治国经验。党之所以要坚持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仅仅是党的执政史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更有其客观必然性。一是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和基本价值，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和根本方法。二是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也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一般特征包括主体独立、平等，自主决策和交易、等价交换，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政治上层建筑必然是民主法治类型的，需要民主、法制为其保驾护航。三是从更宽广的世界范围看，民主、法治的理念、精神及其规范化的制度，是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也是现代社会治国理政的基本手段和根本方法，是化解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诸多矛盾和冲突的有力武器，是当今世界最有价值和效率的执政工具。事实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执政者实现成功治理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民主政治，加强现代宪政文明建设，用民主法治这个治国理政根本之道治党治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七、必须坚持防“左”反“左”的方针，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

这是党执政必须牢牢把握的一条深刻的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和1962年—1965这段历史时期，执政是搞得很好很成功的，但大好的局面和发展势头没有能够顺延下去，被迫中断，原因是1957年后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革”这些“左”的东西相继兴起、猖獗。有鉴于此，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特别重视、反复强调防“左”反“左”。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防“左”反“左”。这是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特别是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且贯穿于邓小平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之全程。1982年，他明确指出：“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认定“最大的危险还是‘左’”。⑤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醒大家：“‘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并且严正告诫全体中国人民：“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⑥在当代中国，要防“左”反“左”，必须与反思、批判斯大林模式和封建专制主义结合进行。

注释：

①⑤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116、228-229 页。

②③④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305、295、3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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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994（2011）05-0070-03

2011-07-27

袁学清（1965- ），男，湖北孝感人，中共孝感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责任编辑：刘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