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萧红《生死场》与女性的“生”与“死”

李梅艳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00)

萧红，被聂绀弩称作“大鹏金翅鸟”的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穿越时空，成为经典。美国学者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说:“萧红的力作将因为他们历久常新的内容及文采，终究会使她跻身于中国文坛巨匠之林。”［1］(P185)萧红一生命运坎坷，从小遭遇了母亲、最爱的祖父的死亡，十九岁就离开父亲的家门，从此踏上了叛逆者的不归路。作为新时期追求个人自由的娜拉，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2］(P166)萧红一生不断出走，和萧军生活几年中三次悄然离开，三次默默地回来，后来又被端木两次抛下。两次生育，历尽十月怀胎的艰辛，却从未真正意义上做过母亲。一生渴望爱情，却不停地遭受感情挫折，最终病逝于战乱的香港，身边没有一个爱人陪伴。萧红临终时曾说“一生都遭受白眼，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作为家庭和社会的牺牲者和受难者，已经从自身开始觉醒，认识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人生价值，她的一生都在为此而努力。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对萧红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她“对于女性主义一个被压抑的性别群体，敢于怀疑多数人的决定，敢于怀疑权威意识形态，敢于坚持自己选择的智勇”。［3］(P182)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鲁迅和胡

风分别给《生死场》作序和写“读后记”，将《生死场》作为抗日题材小说推荐给读者，而如今重读《生死场》，恐怕人们更多是对作品中透过女性的身体，对“生、老、病、死”赤裸裸展现的触目惊心。《生死场》用十章的篇幅详细地描写了农村妇女遭受的种种苦难，后七章才涉及抗日事件。许多批评家对于作者这样的安排感到疑惑，甚至有人认为是一种断裂［4］。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中认为:“《生死场》中前十章所描写的女性身体的种种体验，由于这些经验集中体现了“生”与“死”的特殊内蕴，因此，女性的身体就不能不成为小说意义生产的重要场所。［5］(P477)结合萧红自身经历，我们也许更容易明白作者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结构。作为一个命运多舛、在男权社会下艰难生存的女作家，萧红关注女性承受的身体痛苦远远超过关注民族主义宣传。

一、生存和死亡

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和附属品，女人没有独立的这种经济地位，也就谈不上什么政治地位，依附男人是生存下来的唯一方式。中国现代女作家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像萧红这样常年贫病交加，生存条件恶劣如斯，她对贫穷、饥饿、疾病有着最深刻的体验。正是因为萧红兼具“女性作家”与“穷人”两种身份，使萧红直接介入社会的最底层，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深刻真实的农村世界，描绘了乡村妇女艰难的生存困境。从《生死场》作为抗日文学、主流小说到与时代要求格格不入的《呼兰河传》，萧红不被同时代作家所理解。茅盾在给《呼兰河传》作序时这样评论萧红，认为“在感情上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把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给隔绝起来了”。［6］(P11)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直接导致之后几十年内萧红被归为二流作家。“萧红不但不能和当时中国文坛巨子……相提并论，甚至也不如那些不及她才气及知名度的一批‘政治’作家。”［7］(P184)然而，相比那些善于鼓动和歌颂国民抗战意识的男性作家，我们从《七月》座谈会上萧红的发言可以看出她思想的成熟和深刻。1938年4月29日下午，在《七月》编辑部召开的“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的座谈会上，当多数人在争论是否应该上战场的时候，萧红却明确表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8］(P1319)可以说，萧红创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迥异于同时期的作家，她主动远离主流意识形态，将关注点放在反映人类的愚昧上，透过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揭示人们的无知、落后和野蛮。

在《生死场》中的北方乡村里，女人只属于家庭，属于男人，每天于家庭内外劳作，“女人因为被虐待，被无视(或不如说，因为不甘被虐待被无视)而极易受伤害的心理弱点。”［9］(P169)王婆就是个典型。三岁的女儿摔了一跤，跌在犁上而死。王婆说:“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的眼前时，我一点也不后悔，我一点眼泪也没有留下”。［10］(P94)就是说，为了生存，她害怕收不完麦子，要忍受饥饿，还可能随时遭受男人的打骂，惟有逼迫自己强忍下悲痛，奴仆般日夜操劳。王婆之所以能够忍受孩子的死亡，却另有重要原因。小说中还写到她的另一个孩子的死亡，她的反应却是截然相反的，不但丧失了理智，劳动和生存居然也被她一起放弃，她选择了自杀。王婆冷静地面对死亡的时候，那是个女儿，而王婆万念俱灰地放弃生命的时候，死的是她的儿子。为什么女儿和儿子的死亡有那么大的不同?女儿的死无足轻重，甚至不值得多看一眼，儿子的死却让她感觉丧失了生存的意义?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她已经被男权社会同化。男权社会中的人的生存被置换男人的生存，几千年的压迫下，女人却将其内化，把主人的生存伦理也加到自己身上，所以，看到土地，她会忘了自己的复制品的痛苦。当死的是一个儿子，一个实际上的男人，她的想法怕就发生巨大的变化。男人意味着强大、有力，生存的责任和意义由他们来承载，一个男人，哪怕是未成年男人的死亡，也是男权社会的一大损失，女人，只是附属品，更是把男人看得更重要。王婆因儿子的死亡服毒自杀后，大家都以为她死了，当有复苏迹象时，她的丈夫不是及时地抢救她，而是“用他的大红手贪婪着把扁担压过去。扎实的刀一般的切在王婆的腰间”［11］(P126)，试图让她真的死去，不让她复活。理由是怕她复活起来吓坏送葬的人，给他添麻烦或者是坏兆头。萧红在《生死场》中以女性对生活的体悟和切身感受，写出了男权社会中女人的种种不幸，写出了男性家笔下截然不同的女人生存真相。

二、生病和死亡

几千年来，男权思想在女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女人需要遵守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并且要作为一个相对于男人的“弱者”存在，以给男人“强大”感。男性化意识形态与男权的实际效用结合，女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男权的“贤淑女性”形象暗示，对男权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并能够把男权植入潜意识，并代代传承，以致形成本能化的思维定势:依附男人而存在，主动放弃了追求个人自由和生存价值的权利。

萧红尽管接受了现代男女平等思想，但对在现实生活中，她对男性的依附感却非同寻常。和萧军在一起时，萧红总是感慨自己多病，羡慕萧军健壮。身体不好的人，对病痛的感觉认识自然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萧红的健康，因为贫困、焦虑，以及糟糕的环境而受到很大的损害。然而除了两次生产和临终时的一次住院，萧红一生中只看过一次病，整个经过，萧红以《患病》为题，记录在散文集《商市街》里。由于当时穷得连病都看不起，她不得不去一家为贫民而设，不收取药费的公立医院。医院里的病人都是穷人，最后病几乎都没减轻，因为医生草草看病，不给药吃，让病人自己去买，而穷人根本没有钱买药。在另一篇文章《十三天》里，记录了萧红因为生病，被送到朋友家，一连十三天，都被疼痛和寂寞包围着，她忍不住发出了“穷人是没有家的，生了病被赶到朋友家去!”的感慨。正是因为生病，导致萧红对萧军产生了深深的依赖心理，第八天的时候，萧军去看她，萧红感觉“好像父亲来了似的，好像母亲来了似的”。

在《生死场》里，说到生病，就不得不提村子里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的悲惨遭遇。刚开始生病之时，丈夫还替她请神、烧香、索药。随着月英病情逐月加重，丈夫弃她于不顾，任凭妻子夜夜呼唤到天明，最后，月英的下半身泡在粪便中，身体生了蛆虫，惨不忍睹。尽管如此，这个昔日的美丽女人却没有放弃生的希望，但她却在一天突然死去了，原因是从另一个女人递来的镜子中发现自己已经鬼一般丑陋。这个男人心目中的完美女人的死，正说明了男权社会的逻辑被女人内化的可怕后果。男权社会中，女人的美貌是相对男人而存在的，如果没有男人，女人的美貌则没有了多大的价值，女人的美貌可以换来更好的生存条件，这要通过依赖男人才能实现，女人美貌的身体不是一个自主性的存在，而是男人的财产，已经被高度物质化。而月英正是目睹镜子中的自己失去了在男权社会存在的资本之后，彻底绝望，放弃了对生的追求，以求解脱。萧红作为一个讲述者，能在民族国家叙事占据主流的前提下“看到”这一点，已经足以说明她的敏锐与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

萧红作为一个初步具有现代自主意识的女性，却也难脱红颜命薄的命运。这种力图冲出依附于男人的困境却一直深陷其中的绝望让萧红对女性的命运体会得更加深切。萧红多年的疾病一直没能得到医治，其原因就在于一直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直到最后病逝于战火纷飞的香港，也未能改变这种困窘状态。就在她弥留之际，她还念着萧军，想着倘若萧军在的话，会带她离开。可想而知萧红对他的信赖和爱无人可比。“二萧”最初闪电般地热恋，最终决裂，是他们个性的必然，萧军，说过“萧红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12］(P32)。他们分开也有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作为作家，萧红思想走向成熟，像大鹏金翅鸟一样自由翱翔;而作为女人，她却不断忍耐、日益孤独。生活中，她总是以某人的女人的身份出现，替他们抄搞，背地里还要遭受他们的嘲笑，她的好友绿川英子仍不住替她抱不平:“进步作家的她，为什么另一方面又那么比男性软弱，一股脑儿被男性所支配呢!”［13］(P71)

人如果要反抗和超越性别角色的不合理安排，不甘于男人的从属地位，努力追求事业上的胜利和社会地位上的独立自主，便会被指责为“缺少女人气质”或“女性的失落”、“不像女人”、“不是好妻子”。［14］(P221)女性无论在社会责任还是家庭责任上都肩负着巨大的压力和负担。这是由历史、家庭结构和女性的心理模式决定的。一方面，社会为女性打开了一扇窗，提升了女性能够向更远的未来眺望和行走的平台，而另一方面，传统的家庭义务和负担又牵制住了女性的脚步，让她们无法完全脱离这些束缚去实践自己的理想，萧红就在两者之间苦苦挣扎，极力寻求平衡。萧红追求自由、渴望爱情，从王恩甲、萧军到端木，她寻求一个又一个男人的庇护，却屡遭不幸，让人感叹她遇人不淑的同时，不免想到她虽然觉醒，但却有软弱之处。她勇敢地走出第一步，却走不出封建社会的阴影和男人为她所设的牢笼。世上无数的女性悲惨命运之中，真正被客观现实作弄的悲剧，远远没有被女性自身的这种软弱和无力所导致的悲剧多。身体之病可以治愈，而内心深处把自己当成弱者，很少思考自己对自己的责任，物质、精神都依附于男人的精神之病，却像梦魇一般缠绕着女性，它让女性无法真正地独立地生存。

三、生育和死亡

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以男性统治为主体。“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15］(P54)男人以传宗接代为己任，而女人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萧红两次生育，却从未真正做过一天母亲。在她自己都难以生存下来的恶劣环境里，生育只是女人不得不承受的苦难;孩子，是痛苦又难以摆脱的包袱。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把强调生育视为妇女受奴役的直接原因。她指出“母性毕竟是是妇女成为奴隶的最技巧的方法……主要人们认为妇女的主要工作便是养育小孩，妇女便不会投身政治、科技。进步说，她们便不会怀疑男人的优越性。……我们几乎不可能告诉妇女洗碗盘是她们的神圣任务，于是告诉她们养育孩子是她们的神圣任务。”［16］(P263～264)

在男权社会里，女人必须要成家。做一个妻子，或者母亲，然后她才有价值。《生死场》中，人们的生育力十分旺盛，福发媳妇、金枝、李二婶、麻面婆等等许多产妇在不停地生着孩子。在“刑罚的日子”一节，萧红将女人的生产之日，比作受刑的日子，是女人不得不承受的灾难。女人在痛苦地嚎叫着，而男人眼神如同投向死尸一样望着妻子。而大肚子的女人，仍胀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地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17］(P126)年复一年的生育，连女人自己也厌恶起来。男人丝毫没有想起，他才是使女人生育的罪魁祸首。金枝怀孕后的恐惧，仿佛肚子里凸起的是怪物一般，丈夫成业因为贫穷，对着金枝和孩子骂起来，后来，竟然将女儿活活摔死。萧红的自叙传散文《弃儿》里，叙述了芹(萧红)泪流满面，忍住针扎心一般的痛苦，将刚生下几天的孩子送给别人，而当芹告诉蓓力(萧军)孩子送人时，“她刚毅的眼神把蓓力给怔住了，他只是安定地听着，‘这回我们没有挂碍了，丢掉一个孩子于是有多数小孩要获救的目的达到了。’……蓓力握紧芹的手，他想——芹是一个时代的女人，真想得开，一定是我将来忠实的伙伴，他的血在沸腾。”［18］(P132)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说，将自己亲生骨肉送人是多么痛苦、多么残忍的一件事，萧军想着孩子送走了，一个包袱丢开了，他们可以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救更多的孩子，他被爱人为了民族国家做出这样的牺牲而骄傲、而沸腾，丝毫没有体会到萧红送走孩子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完全被骄傲感和自豪感所淹没。《生死场》中频繁地把女人生育与动物的交配和生育并置，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一种卑贱的同一:女人的生育，与牛马的生育，在男权社会中没有多少区别。

一个动荡的时代中，无论从生理上的特点，还是天性中固有的依赖、软弱，情感上的丰富、执著，都使得女人在遭遇婚姻、家庭、以及人生的挫折时与男性相比少了一些洒脱和自由，也少了一些退路和豁达。萧红向我们展现了独属于女性自身的感受生活，体验人生的能力，细腻、生动、真实。生死场里的女人，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屈服和忍耐是唯一的选择。萧红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里埋没了她女性的灵性和坚强，曲折离奇的遭遇彰显了女性内在的缺陷和笨拙。季红真在《萧红传》里这样评价萧红:“她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自己的跋涉之路，这也是现代女性艰辛的追求自由、解放之路。”［19］(P14)萧红那份勇敢和坚强、那份与命运不停抗战、追求自我的精神，以及现实生活中总被女性那种被异化了的、男权化思维牢牢控制的、悲剧化行为式，都值得人们深思。如同那个极具个性的张爱玲，有着远比包括萧红在内的同时代女性的自我，能够为了现代的独有之爱决然地离开胡兰成，又能负担起美国丈夫的养病及照料，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但在作品中，从《第一炉香》到《倾城之恋》，女人们都期待着一个强有力的男人的保护，《色戒》中的女特务居然也能为了一个危险的爱情而放弃民族国家的大任，而置自己和一帮伙伴于死地，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是都也暗示着无论多么“现代”的女性，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仍然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四、结语

关于《生死场》，最著名的评论来自鲁迅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20］(P1)鲁迅认为论手法的生动，《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一些。“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的前途上，萧红是更有希望的。”［20］(P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论及萧红时提到:“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边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高。［21］(P289)

同样作为抗日小说推荐的两部作品，二者描绘的社会情境完全不同，也许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男女作家由于性别因素所致的关注点不同。萧军的作品反应了男性为了民族国家的前途奋勇杀敌的强烈愿望——粗狂、豪迈、勇敢，而萧红却描绘了女性的悲惨命运和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细腻、真实、软弱。千百年来以男权为中心的性别结构，赋予男人权势和地位，也形成了男人对女人的奴役和压迫，并从要根本上同化了女性的精神，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生死场》中萧红关心女性在封建制度下的悲惨命运，有意识为广大受奴役、受压迫的女人代言，对于广大乡村女性而言，即使面临着日军入侵，国破人亡的巨大威胁，也不能抹去他们自身遭遇的种种来自男权社会逼迫下的磨难。国家与民族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属于男性，而女性，则仍困在乡村小家庭和男权的巨大阴影中。从整体化的生存到女性的身体之病及精神之病，再到女性专属的生育，都找不到女性的自我。萧红用她的作品和她短暂的一生，用她作为女性的生命体验去描绘生与死，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反思的空间。

［1］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2］鲁迅．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摩罗．《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J］社会科学论坛，2003，(10)．

［5］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A］．选自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6］茅盾．论萧红的《呼兰河传》［A］．选自王观泉编．怀念萧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7］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8］萧红．萧红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文学出版社，1998．

［9］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0］萧红．《生死场》选自林贤治．萧红十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1］萧红．《生死场》选自林贤治．萧红十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2］聂绀弩．在西安［A］．选自王观泉编．怀念萧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3］绿川英子．忆萧红［A］选自骆宾基．萧红小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4］西蒙·波伏娃．女性的秘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3．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6］波伏娃．第二性［A］转引自牧原编．给女人讨个说法［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

［17］萧红．生死场［A］选自林贤治．萧红十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8］萧红．弃儿［A］选自林贤治．萧红十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9］季红真．萧红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20］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A］选自王观泉编．怀念萧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