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之思与译论之辩
——从诠释学的发展看翻译研究模式的转换

陈宋洪

(莆田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福建莆田 351100)

诠释之思与译论之辩
——从诠释学的发展看翻译研究模式的转换

陈宋洪

(莆田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福建莆田 351100)

帕尔默的诠释定义概述了诠释学思想的发展体系。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特殊诠释。诠释学的发展推动了翻译研究从注重单一主客体关系的文本中心论与作者中心论转向以文本客体为中心的主体间理解模式。

翻译;诠释学;主体性;主体间性

意义问题,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意义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人类本身及与人类相关的一切事物无一不存在着意义,因此对意义的思考体现着人对于客观世界、人类社会、自我及其相互关系等一系列复杂关系的认知。作为一门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学科,诠释学在当代哲学思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诠释学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传统的诠释学理论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伴随着诠释理论的不断发展,各个研究学派对于诠释的目标、诠释的主体、诠释的对象等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并由此对诠释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界定。美国现代诠释学家帕尔默概括了诠释学的以下六种主要定义:(1)圣经注释学理论(圣经诠释学);(2)一般的语文学诠释(语文学诠释学);(3)所有语言学理解的科学(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诠释学);(4)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狄尔泰的一般诠释学); (5)存在与存在的理解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6)既是重新恢复又是消解传统的诠释系统(利科的文本诠释学)[1]273。

帕尔默梳理的上述诠释定义概括了诠释学理论的整体发展轨迹,体现了诠释学发展中各思想体系之间的承接与相互关联。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理解与诠释。鉴于翻译与诠释之间的密切联系,本文追溯诠释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探讨翻译研究模式的转换。

一、圣经诠释学与文本中心论

现代诠释学起源于圣经诠释学(也称解经学)。它与人类的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圣经作为早期诠释学特定的诠释对象,由于文本自身特殊的影响力,对读者的理解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众所周知,在基督教中,圣经是代表上帝话语的神圣文本,上帝的意义具有至高无上的正确性与权威性。因此,圣经诠释的关键问题即是如何实现上帝旨意的准确传递。在早期的圣经诠释学思想中,教徒与神学家们始终严格围绕圣经文本这一客观的诠释中心,力求通过对文本中的语言与文字的分析来保证诠释的准确性。例如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就对圣经诠释原则做过以下概括:“我们必须按照字义理解圣经,而且正是由于我们按照字义理解它,并把它视为基督拯救行为所维护的法则的表现,圣经才具有一种基督教义的重要性。”[2]227语文学的发展是促进圣经诠释学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语文学诠释学在坚持对文本语法分析的同时,还提出了历史的原则,即把圣经看成具有历史源泉的著作,但从本质上而言,语文学诠释学和圣经诠释学都同样严格遵循以圣经文本为诠释中心。

人类最早的翻译活动主要是宗教翻译,圣经诠释学也对早期的翻译思想产生重要影响。最早的圣经翻译始于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的希腊文译本《圣经·旧约》。由于该译本由72名犹太学者从希伯来文中译出,所以称为《七十二子希腊文本》。此后,人类对于《圣经》的翻译逐渐兴起。在早期的圣经翻译中,涌现出了杰罗姆(st.Jerome)、奥古斯丁(st.Augustine)等许多翻译学家与影响深远的翻译思想。但是由于教会的严格控制及圣经自身的影响力,译者始终恪守忠实于原文的准则。在指导思想上,他们敬畏神,并乐意顺服遵行主的《圣经》的教导;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禁止随私意解说或强辩[3]39。这一时期的文本中心思想主要应用于指导圣经与古代法典的翻译实践,缺乏系统性理论的支持。人们对于翻译的理解也主要源于译者对原文的敬畏以及特定历史环境背后隐藏着的“伦理幽灵”的严格制约[4]3。

二、一般诠释学与作者中心论

尽管圣经诠释学要求诠释者与译者必须严格遵循文本这一客观标准做最纯粹的语义学分析,但在圣经的翻译与传播实践中,却形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中,同样宗教信仰的译者依据同样严格的语义分析标准,却得出了不尽相同的文本,某些细节之处甚至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地方。这一问题引发了施莱尔马赫对诠释问题的重新思考。首先,他注意到《圣经》与普通文本之间的相同之处,解经学中面临的困境在其他文本的释读中也普遍存在。因此,诠释学作为避免误解的技艺,应该从特定的诠释领域与独断论的教条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一般的方法论[5]27。其次,施莱尔马赫认为作者的原意代表了文本的意义,诠释学的任务就是探寻作者的原意。而要了解作者的原意,除了传统的语法和语义分析之外,还必须还原作者的精神世界。在诠释过程中,读者必须基于对作者的生平、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全面了解对作者的历史情境进行“心理重构”[6]20。一般诠释学的另一位主要人物狄尔泰则进一步从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区别中探讨理解问题,并指出读者的体验是理解作者原意的核心。

一般诠释学认为正确理解的前提就是“必须自觉地脱离自身的意识而进入作者的意识。”[7]23在这一思想影响下,翻译将重构作者的原意作为翻译的宗旨,译者追寻的目标则是如何忠实地复制作者的原意。作者中心论在中西翻译思想中都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例如陈西滢将翻译比作“塑像、画像、临摹古画”,傅雷的“神似”说,杨绛的“一仆二主”说,法耶特夫人认为译者不过是“仆人”,德莱顿将译者比作“奴隶”、翻译不过是“带着脚镣的舞蹈”。较之早期译者对文本中心的执着,作者中心论的思想影响更加深远,同时也反映了在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的思潮中翻译研究对于主体性因素的重视。然而,作者中心论思想显然忽略了作为理解主体的译者的重要作用。在翻译实践中,任何译者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前结构的影响。完全跨越时空的界限,客观地构建历史情境与作者原意的努力显然只是镜中取花、水中捞月而已。

三、此在诠释学、哲学诠释学与译者中心论

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的一般诠释学基于传统本体论的立场,力图通过诠释经验或对生命的体验重构作者原意。然而,在理解活动中,一般诠释学既强调主体性在理解活动中的意义,又要求在理解中完全克服主体性,这种主观地重建客观的努力在实践中引起了主观与客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解决则有待于一场更为彻底的本体论变革。

海德格尔基于胡塞尔现象学中对与客观主义的批判及意向性学说,提出了对“此在”的理解。他认为“此在”在本质上就是:存在在世界之中[8]33。“此在”与“彼在”并非简单的对立双方。在生活世界中,“此在”与“彼在”的结构关联不可分割。因此,作为“此在”存在方式的理解也绝非凭空产生,而是必须在包含前有、前见、前把握的前结构中展开。理解活动即是“此在”的前结构向未来进行筹划的存在方法[8]16。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他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以一种毫无内容、毫无前见的纯粹状态从事理解活动。理解总是理解者以自己的现时意识内容、结构和倾向去同化过去的精神存在的过程[2]508。伽达默尔也批判了一般解释学对人类理解历史性的忽视。理解是以历史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者还是理解对象都是历史地存在着。这种历史性使得对象、文本和主体都具有各自历史演变中的世界。理解就是文本所拥有的诸过去视界与主体现在视界的融合[2]258。鉴于理解的历史性与视域融合,作者的原意显然不复存在,每一次理解都是一个新意义生成的过程。在历史的视域中,意义无穷无尽。同样,文本意义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伽达默尔的理解观全面消解了作者原意或者原文本意的存在,然而这种充满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意义观显然夸大理解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诠释也容易走向混乱无序的状态。

在翻译思想上,伽达默尔认为一切翻译已然是诠释,甚至可以说翻译就是诠释的过程,是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诠释过程[2]490。随着诠释者地位的提高,译者的身份也同样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再加上铺天盖地的解构主义思潮,作者之死已不可避免。文本的意义被视为无中心的洋葱头,译者则以译作作者的身份成为意义的主导者。翻译被视为改写、创造、超越、征服甚至叛逆。译文在呈现多元化趋势的同时,假译、误译、漏译现象也开始泛滥,而翻译就成为了译者可以基于各自目的对原文进行随意操控的语言游戏。

四、文本诠释学与主体性反思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在西方哲学界和学术界激起巨大反响,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讨论也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是这种夸大理解过程中主观随意性的观点逐渐受到了种种的批评与挑战,而利科就是对伽达默尔思想发起挑战的诸多哲学家之一。

在诠释学的发展进程中,对于意义中心的确定不断发生着变化,但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传统解经学把作者的原意视为最终解释,忽视了作者、读者等主体因素的存在;一般诠释学要求重建作者意图,突出作者主体的同时,却抛弃了理解主体;哲学诠释学过于强调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文本被扭曲成“作者带去语词,读者带去意义的野餐会”[9]28。利科在总结各种诠释思想利弊的基础上,选择了一条在作者、读者、文本之间相互协调的道路。在不忽视“作者的原意”,又充分重视读者主体创造性的基础上,利科试图寻找出一个能协调双方的中介点,这就是文本。在《诠释学与人文科学》一书中,利科将文本界定为“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并“与作为口语形式出现的话语区分开来,”[10]148而诠释学则是“关于与文本的解释相关联的理解程序的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作为文本的话语实现问题”[11]419。在这一概念中,理解、解释、文本都是构成诠释学概念的主要因素,作者与读者必须通过文本才能彼此关联形成思想上的交流。利科对于文本概念的重新界定为诠释的客观性提供了依据,同时他提出了书写文本的三重自律:与作者意图相关的自律;与文化背景以及所有产生的社会学条件相关的自律;最后,是和最初的读者相关的自律[10]62。

利科的文本诠释学,从书写文本出发,强化文本在理解中的中心地位,从而克服了诠释学发展历程中绝对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弊端,使诠释学的发展更趋全面与完善。他认为,在翻译领域,片面夸大作者原意与译者主体性都是错误的。翻译活动是涉及译者、文本、作者、各种读者、翻译目标乃至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整体,忽略任何因素都可能导致翻译的偏差。作为翻译过程重要因素之一的译者,尽管其独立性与超越性彰显着主体诠释的伟大力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任何翻译都无法脱离翻译对象天马行空地进行。依据利科的三重自律原则,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围绕书写文本为中心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原文作者的意图;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

翻译是以文本为中心包含作者、文本、译者三要素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在原文形成过程中体现着作者思想主观性与文本含义客观性的统一;在译文的形成过程中体现着文本含义客观性与译者自身诠释主观性的统一。作者与译者这两大翻译中的主体性因素借助于文本的中介而实现主体间的沟通与平衡,文本得到延续,基于诠释的翻译也得到发展。

五、结束语

从诠释学与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上看,二者都经历了文本中心、作者中心、读者(译者)中心三种不同理解模式的转化。翻译即诠释已然成为语言学界与哲学界的共识[12]3,而诠释学的发展也不断为深入理解翻译注入新的活力。结合诠释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认识到翻译是一个涉及作者、文本、译者、历史、社会等诸多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复杂系统。从内部而言,作者、文本、译者三要素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任何形式的二元对立思想都是片面的。作为翻译主体因素的人必然具备人的社会性。在翻译研究中,我们也不应忽视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对同一文本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但是翻译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必然也受到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与限制。在鼓励诠释多样、文化多元的今天,翻译更应遵循围绕文本这一客体所形成的“主体-客体-主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各个主体、各种文化相互尊重,和谐共存,这才是翻译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持续发展的源泉。

[1]潘德荣.诠释学:从主客体性到主体间性[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273-278.

[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27-508.

[3]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9.

[4]王东风.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中国翻译,2004(6):3-9.

[5]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7.

[6]彭启福.理解之思——诠释学初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20.

[7]洪汉鼎.何谓诠释学[C]//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27.

[8]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2006: 16-33.

[9]艾柯.诠释与历史[C]//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北京:三联书店,2005:27-53.

[10]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62-148.

[11]利科.诠释的任务[C]//洪汉鼎.理解与诠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409-432.

[12]王宾.翻译与诠释[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3.

(责任编辑王烈琦)

Hermeneu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on the mode shif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development

CHEN Song-ho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Putian University,Putian 351100,China)

Palmer’s definition to hermeneutics summarizes the developing framework of hermeneutical theories.Translation,in essence,is a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Influenced by the developing hermeneutics,translation studies shift from the“text-oriented”and“author-oriented”cognitive mode which is“subject-object”centered to the inter-subjective comprehension mode which is text-object centered.

translation;her meneutics;subjectivity;inter-subjectivity

H059

A

1674-8425(2011)02-0115-04

2010-09-10

陈宋洪(1980—),男,福建莆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