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民族地区家庭文化建设研究综述

姚 丹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近十年来民族地区家庭文化建设研究综述

姚 丹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对近十年民族地区家庭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作了梳理和归纳，从民族地区知识性文化建设、思想情感性文化建设、制度性文化建设三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民族地区；家庭文化建设；研究综述

家庭文化是家庭成员通过学习与生活活动所创造和形成的精神财富、文化氛围以及承载这些精神财富、文化氛围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1］。在我国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在自身的生存繁衍和发展繁荣的历史进程中，结合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与独有的文化生态，通过长期的实践，不断创造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家庭文化。千百年来，这些家庭文化对他们日常的生活、子女的教育、家庭的和睦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家庭文化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制度性文化建设、知识性文化建设、情感性文化建设、器物性文化建设和娱乐保健性文化建设［2］。自2000年至2009年，学术界对民族地区家庭文化建设作了一定的研究。本文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归纳，选取了知识性文化建设、思想情感性文化建设、制度性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述，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知识性文化建设

知识是文化的核心，它包括家庭主要成员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应变能力等，是决定家庭文化层次的主要因素。家庭是文化的作坊［3］。家庭教育是家庭的重要职能之一。李高海、王建认为，家庭教育是家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4］。吴铎、张人杰认为，家庭最重要的教育功能是它的社会化功能，家庭自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为社会培养未来公民的重要使命，这不仅是家庭亘古不变的功能，也是家庭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之一［5］。

1．家庭教育方式研究

家庭教育方式是知识性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其作了深入探讨。马国柱、虎有泽，张玉玲在对张家川回族家庭进行研究时发现，“在张家川回族中流行这样一种教育方式，儿子一般由父亲和祖父教育，女儿由母亲和祖母进行教育，他们不仅教给子女生产技能，而且要教育子女怎样做人”［6］。丁湘在对摩梭家庭进行研究后认为，儿童是通过家庭中母舅兄姐的言传身教才形成了其最初的社会经验、最初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启蒙和最初的认同。其影响之深刻，往往贯穿了摩梭婴幼儿一生的成长，并逐渐渗透到其民族性格的形成之中［7］。

董艳以贵州布依族村落——中安村为例，对布依族家庭教育方式进行探讨，认为布依族传统的家庭教育形式较为简单，即以父传子、母教女、长育幼、师带徒的方式世代相传。他认为，布依族人民传统家庭教育方式有三:（1）以火塘边“摆古”的方式向晚辈们叙述布依族祖先的功德伟业，将悠久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教育寓于故事之中，以启迪后人；（2）用谚语、歌谣、故事传说来说理；（3）长辈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8］。卢承业对青海蒙古族家庭教育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他认为，蒙古族有言传身教的传统，家长主张教育孩子要坚持原则，讲究方式，注重效果［9］。

也有对两个民族的教养方式进行比较研究的。例如，孟亮曾作过关于汉族、达斡尔族家庭教养方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他把父母教养方式分为四种类型，即鼓励型、惩罚型、放任型和冷漠型。在研究中发现，汉族家庭由于拥有较好的教育传播系统、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相对优越的家庭教养环境，他们采取惩罚型和冷漠型的家庭教育方式要明显多于达斡尔族家庭［10］。王德清以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干塘寨为研究个案，经过实地调查采访，探讨了苗族家庭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他认为，在苗族家庭中，其成员都是通过口传身授、榜样模仿、谚语、俗语、歌谣等方式传授生产、生活和自然知识给下一代［11］。

2．家庭教育内容与民族文化传承研究

各个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能够传承与其家庭教育内容有很大关系。王德清认为，苗族家庭教育的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1）生产、生活、自然知识和技能方面的教育；（2）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3）习俗方面的教育；（4）民族历史方面的教育；（5）传统审美方面的教育。我们不难发现，苗族家庭教育的内容包含了其民族独特的文化、历史，这在对下一代进行教育的同时，又形成了本民族的民族心理，使得民族文化得以传承，民族凝聚力与认同感增强［11］。

卢承业经研究发现，蒙古族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有:（1）督促孩子的学习；（2）培养孩子乐于助人的美德；（3）尊老爱幼的品德和独立生活能力；（4）广泛的兴趣爱好。蒙古族家庭教育的方式和内容，与民族的文化背景关系极为密切。他认为，民族文化蕴藏着该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这是家庭教育内容的重要源泉和宝贵财富。让子女继承这些传统并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有助于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9］。

董艳把布依族家庭教育的内容分为生产、生活、自然知识和技能，伦理道德，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礼仪习俗，审美、科技。他认为，布依族家庭教育的内容中渗透着以和为贵、以善为美的思想，这是布依族村寨世代安宁和谐的主要原因，也是布依族人民家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8］。

二、思想情感性文化建设

家庭情感性文化，是家庭文化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也是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思想，指家庭成员所具备的理想信念、伦理道德、政治态度、价值取向等观念形态，例如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婚姻观、家庭观、生育观、教育观、劳动观、消费观，等等。情感是家庭成员对家庭人际关系和家庭事物的心理体验和心理反应，例如夫妻之间的爱情、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兄弟姊妹之间的友情、健康人对病残人的同情、家庭成员之间的心理相容等［2］。

1．家庭伦理美德的研究

家庭伦理美德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调节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与家庭、家庭与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它维系着家庭的运作，伴随着人们走完生命的历程。研究者对家庭伦理美德进行了探讨。

金香兰对当代朝鲜族家庭伦理的嬗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朝鲜族家庭伦理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家庭道德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家庭道德调控的弱化和家庭道德教育的失范。要重新构建传统家庭伦理，就需要在内容上寻求传统家庭道德与时代要求相结合；在机制上要求道德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在方式上要求道德教育与实践相结合［12］。唐吉思研究了藏传佛教对蒙古族家庭伦理的影响。他认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随、主仁仆忠是蒙古族传统伦理道德的理想境界［13］。

李资源认为，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夫妻恩爱、勤俭持家；孝敬父母、家庭和睦；邻里团结、互谅互让等家庭美德传统，体现了本民族的道德生活，成为了规范和要求人们遵守本民族人伦关系和道德准则［14］。例如，白族剑川县蕨市坪村的《乡规碑》规范族人邻里要和睦相处，相互间不要结仇怨。剑川新仁里乡规碑有言:“为父兄者，孰不欲子弟之敦孝悌而明礼让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兴家之兆也。凡为子弟者，务须各务生理，出恭入敬。倘有不孝子弟，忤逆犯上，被父兄首出申言者，村重治。”［15］

李素梅、张苗苗以现代社会为背景，从整体文化的视野，采用调查法就蒙古族整体文化中的家庭美德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通过对380名成年蒙古族被试的调查，得出了如下结论:现代蒙古族家庭美德结构由家庭教育、忌讳、家庭习俗和尊礼四大内容维度构成；在现代蒙古族家庭美德结构中，家庭教育处于核心地位；许多忌讳内容依然存在，而且在家庭美德的形成发展中起着稳定性、民族个性化和监控的作用；家庭习俗和尊礼相统一而存在，并成为家庭美德的具体内容和要求［16］。

2．家庭价值观的研究

婚姻家庭价值观是人们关于婚姻家庭及其过程的认识和态度，是价值观念在婚姻家庭过程方面的反映。石德生把家庭价值观的内涵分为这样几个方面:婚姻认知与态度，婚姻条件及择偶标准，婚姻过程及仪式，夫妻关系，生育问题，婚姻问题。他根据转型期撒拉族婚姻家庭价值观在这些方面发生的变化发现，传统文化、传统性因子依然是影响撒拉族婚姻、家庭观的主要因素；现代文化、现代性因子也已进入撒拉族婚姻家庭观念之中，使得撒拉族婚姻家庭价值观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融合的特点［17］。这二者使得当代撒拉族民众的家庭婚姻观念显示出更加理智、务实的特点。

韩官却加通过对社会转型期青海蒙古族家庭婚姻价值观进行的调查分析，发现青海蒙古族的家庭婚姻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些特点。这里既有对传统的保留，也有新的发展与变更。主要表现在:对不同民族间通婚的价值认同普遍得到提升；对待族际婚姻的态度较为开放；对子女和性别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从追求子女的性别和数量转变到追求婚姻家庭质量的提高和子女接受良好的现代教育；人们对现代社会婚姻中存在的“离婚”和“婚外情”等现象普遍持比较理性的态度，普遍追求团结稳定、和睦幸福的家庭生活；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仍然较大。在选择婚姻对象的价值序列中“人品”居于首位，“经济收入”排在第二；在婚礼的主持方面，世俗化现象进一步增强，非民族化的文化内容不断增加，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时代特征［18］。

三、制度性文化建设

建立家庭成员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家庭决策机制、信息机制、利益机制、动力机制、协调机制的制度化表现。家庭制度性文化，包括国家有关法律在家庭中的落实和积淀，以及为了维护正常家庭生活、协调家庭与外部关系而形成的口头约定、正式家规、准则等内容。家庭内的口头约定和正式家规、准则，则可以更加紧密地针对家庭生活实际，为家庭成员提供合理的角色模式与行为规范，对家庭起到整合和控制作用［2］。

1．民俗控制研究

“成文法规定的行为准则只不过是必须强制执行的一小部分，而民俗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所有行为。从吃穿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际到精神信仰，人们都在自觉地遵从着民俗的指令。”［19］习俗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一旦生成，它就能作为人们社会活动与事务中的一种常规性固化习俗，成为本身覆盖的团体、社群或社会成员的现象型行为，从而它本身也就作为一种事态、一种情形，像一种社会规则那样对成员的各自行为有一种强制性的规约［20］。

关于民俗控制在制度性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马忠才认为，民俗控制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社区整合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民风淳朴的传统回坊，民俗型塑着回族家庭角色的规范与结构。然而，在强势文化的渗透中，回坊民俗文化在传承中发生着变迁，尤其是价值观念的异质化愈演愈烈，民俗控制开始式微，社会问题逐日暴露出来。在社会转型期，只有在法制建设的同时，弘扬民族传统美德，才能减少道德真空与社会失范引发的社会风险［21］。

2．家庭习惯法研究

各民族家庭习惯法的内容丰富多彩。雷明光经研究发现，近代西藏地区实行严格的血缘外婚制和等级内婚制。近代藏族的婚姻形态主要有: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尽管婚姻形式有所不同，一般都有一个家长来管理家庭事务，父亲在世的时候由父亲掌管，父亲年老或去世则由大儿子掌管。近代西藏地区藏族的婚姻家庭制度自成体系，而且与当时的汉族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家庭制度相比，也具有自身的民族特点。同时，它也对现代藏族地区的婚姻家庭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2］。

雷伟红发现，畲族婚姻家庭习惯法具有鲜明的母权制残余，并具有乡土性、非正式性、地域性和内控性的特征。因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以及国家四五普法宣传的实施，促使其内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国家制定法既相融，又存在冲突。针对它们之间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冲突的状况，应采取冲突宽容原则和温和冲突原则［23］。在这个原则下，应尊重畲族婚姻家庭习惯法，给它提供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空间，国家制定法应当与畲族婚姻家庭习惯法互相取长补短，相互渗透，相互促进［24］。

张晓蓓以凉山彝族习惯法为研究对象，全面阐述了彝族婚姻家庭习惯法的特征，客观分析了婚姻家庭习惯法所体现出的等级原则、血亲原则、宗族家支原则。她认为，彝族婚姻家庭习惯法是在维护奴隶制政权及相适应的道德伦理的基础上建立完善起来的。由于其地域的特殊性，人口分布的广泛性，婚姻习惯法中渗透了封建的伦理纲常，封建因素的撞击与影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这一民族的生存模式与规范契约［25］。

四、结 语

通过近十年来民族地区家庭文化建设研究成果的回溯，可看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和问题:

第一，从研究内容看，民族地区家庭文化建设研究成果往往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文中提到的知识性文化建设、思想情感性文化建设和制度性文化建设，对器物性文化建设和娱乐保健性文化建设基本上没有涉及。

第二，从研究成果看，当前关于民族地区家庭文化建设的论文较多，而专著几乎没有。因此，民族地区家庭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还缺乏条理性和系统性。此外，在对民族地区家庭文化建设的理论建构和提升方面还显得不足。应在吸取现代、国外以及各个学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和不断创新，总结出中国特色的家庭文化建设理论。

第三，从研究对象看，学者们对民族地区进行的家庭文化建设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汉族社区家庭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相比则显得势单力薄。即使一些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少数民族，也仅仅是对某一个单一民族的家庭文化进行研究，忽略了民族地区多个民族共生状态对家庭文化建设的影响。不同民族间家庭文化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很少。此外，单个少数民族的家庭文化研究比较集中在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民族，而对一些人口较少民族基本上也没有涉及。

第四，从研究力量看，家庭文化已不再是民族学、人类学独占的领域了。法学、社会学、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已经介入到家庭文化研究的领域，实现了研究向多学科交叉、渗透、整合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学者们突破学科苑囿，在社会科学多学科相互渗透和借鉴的背景下，采用多维度、多视角的路径进行研究，如跨文化比较视野、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正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同时，随着学科发展和研究对象的细化，民族学和其他学科交叉发展，一些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应运而生，如法律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等。正如马戎先生所说:“交叉学科的兴起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标志着在人类知识的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各部分隔离、支离破碎的知识正在相互交织成为一个系统性的整体。”

总之，我们一方面应该正视当前民族地区家庭文化建设所存在问题与不足，另一方面也应当坚信随着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田野调查的不断深入，民族地区家庭文化建设的研究将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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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莉）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Family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Minority Areas in Recent Ten Years

YAO Dan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Hubei430074，China）

This paper has combed and summed up the achievements of family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minority areas in recent ten years，expanding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from the aspects of knowledge culture construction，ideological emotional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culture construction，pointing out the problems in these constructions in order to offer references for the further study in this field．

minority areas；family culture construction；review of studies

C95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志码:A

A

1009－315X（2011）02－0105－05

2010－11－01

姚丹（1984－），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应用民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