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历史嬗变与现实观照

武月锋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建国以来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历史嬗变与现实观照

武月锋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政治参与是政治合法化的重要基础和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手段，回顾和审视建国以来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变迁可以将其分为四个历史时段。以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应然”形态来评判“实然”状态，当下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已初具现代性。

大学生；政治参与；历史嬗变；现实观照

大学生政治参与是指大学生在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状况认识、了解的基础上试图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包括学校公共事务管理在内的各项公共事务管理的行为。它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政府和高校决策科学化、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手段，更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大学生维护、实现自身利益和群体利益的重要途径。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时就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这里说的两个“只有”，就是一种政治参与。建国以后，包括大学生政治参与在内的整个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几经起伏，发展曲折。回顾和审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变迁，探讨建国以来各个时期参与的不同特点，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嬗变规律，而且能为实践中的大学生政治参与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建国以来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历史嬗变

学界对于建国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历史变迁研究较多，普遍认为建国后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经历了动员型政治参与——自发型政治参与——理性自主型政治参与的历史进程。但是，对政治参与各阶段的具体时间定位却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阶段说”、“三阶段说”和“五阶段说”三种说法。“两阶段说”认为：从建国初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为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至今，为第二阶段。［2］亦有学者在此基础之上根据动员主题的不同提出“五阶段说”，把建国至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又细分为1949年—1956年、1956年—1966年、1966年—1976年等三个阶段；而把第二阶段又细分为1978年—1989年和1989年至今两个时段。［3］而“三阶段说”坚持：初创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受挫阶段—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恢复发展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4］这些划分方法在具体的时间节点认定上并无本质的分歧，无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都同建国以来重大历史时期的划分相对应。

笔者认为，建国后政治参与的时间节点固然与国家重大历史事件进程相对应，但是考察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历史嬗变，还必须结合大学生自身政治参与范式转变来进行。为此，笔者将建国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1949年—1966年）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的动员型参与、信念型参与是其基本范式。

动员型参与一般是指由政党或者政府发起、号召和推动大学生参与相关活动的政治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是被动的，他们必须努力理解、解读、响应和追随党和政府的意图，是一种“要我参与”的模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54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以及一系列信访条例、法规的制定，建构了民主政治参与的制度框架，为包括大学生政治参与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奠定了制度保障。广大学生抱着对党的信任，带着美好憧憬，以主人翁的心态，以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性信念，广泛地参与到军干校、青年突击队、垦荒队、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一系列运动中来，这一时期大学生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以党发动的以社会主义建设为核心的群众运动的形式展开，是一种可控性极强的被动式参与，参与活动的发起并不依赖于政治参与的制度规范，而是视发起者的需要而定，后期已经开始出现“参与失范”的现象。

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从参与主体的发动上来看仍属于革命式动员型政治参与，但是非制度化参与、暴力性参与、过度参与、无序化参与成为这一时期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重要特征。

纵观这一时期的政治参与是以“动”、“斗”哲学为根据，以“大乱”才能“大治”、“大破”才能“大立”为理念，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为参与方式，以“先破后立”为逻辑起点，全面实行“斗、批、改”的方针，“乱捕、乱斗、乱杀”和“打人、批斗、抄家”的暴行时时发生，每一个参与的主体都在扮演着斗人者或者是被斗者的角色。各高校的学生间成了各种各样的战斗队，如南开大学的“揪叛徒战斗队”、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八一战斗队”等，在这些“红卫兵”团队的煽动下，参与的方式由“‘大字报战’、‘标语口号战’、口头大辩论、‘打砸抢抓抄’发展为真枪实弹的战斗”，“对干部群众进行人格侮辱，人身摧残，从‘戴高帽子’、‘做喷气式’等发展到采用古今中外的各种酷刑”，［5］1981967年夏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造反派开会批斗彭德怀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被‘打翻在地’7次，胸部受伤，两根肋骨折断”。［5］208这都是失去法律约束的无序化参与的恶果，虽然主观上不存在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的敌意，但缺乏体制内可用、可控的措施，它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是致命的，也与政治参与的初衷背道而驰，其去弥远。政治参与的无序化表现为大学生在参与政治时不受法律、法规等制度规范的约束，甚至出现漠视道德与良知的行为，这种非法或者违法的、暴力或者准暴力的参与手段造成“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6］参与失控，社会秩序混乱，大学生政治参与失去了自主性、独立性，也必然损害自身的利益，无法实现既定的参与目标。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初期（1977年—1989年），大学生政治参与由动员型参与向自发型参与转化。

文化大革命以一种大规模、频繁式的群众运动给大学生政治参与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在文革结束后的一两年间他们形成了严重的政治疏离感和政治冷漠情绪，有意识地逃避、疏远政治。但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激发了大学生重新思考与探索中国前行道路的热情，“从‘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的蓬勃开展到‘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口号的提出；从‘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怎样的价值观’的讨论，再到学习、传播西方思潮的风起云涌、‘社会主义道路该如何走’的思考与讨论，进而到1989年‘学潮’的激情争取，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经历了矛盾冲突最激烈的年代”。［7］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一部分大学生忽视国情，抱着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追求政治改革，以集会、静坐、请愿、游行示威的方式参与政治，发生了波及全国范围的学潮。对此，我国著名学者陶东明曾认为这一时期的青年学生政治参与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参与层次较高。青年学生往往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自居，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清除腐败”、“要求民主自由”、“推进改革”等等，试图影响政府高层决策；第二，参与的规模大，以团体参与为主，而且容易形成全校性甚至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并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第三，参与方式带有相当非理性、非程序化的成分。［8］但是，整体来看这段时期的大学生政治参与范式已由被动动员型参与向自发型转换。

第四阶段：1990年以后至今，大学生政治参与从自发盲目型向理性自主型范式转化。

1992年改革大潮重新涌起，唤起了大学生个体意识的觉醒，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使他们不再冲动、不再盲从，而趋于务实化、功利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学生重新思考着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未来，“自由”、“民主”等抽象的、纯政治意义的话题不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对升学、就业、个人理想与价值的实现等切身利益的追求成为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强大推动力，他们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开始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参与政治实践。如：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2008年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2008年“迎奥运、反藏独、抵制家乐福”事件、2010年日本非法抓扣中国渔船船长事件等等，在这些事件中大学生都表现出了非凡的理性，以一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开展有序化抗争，避免了极端化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

在这一时期大学生政治参与还体现了一种自主参与的特性，如：2001年1月21日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向广大学生倡议“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捍卫真理与法制”活动；2004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徐本禹引发的大学生支教热潮；2005年清华大学学生李强完成的调查报告《乡村八记》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高度赞扬；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灾害等重大自然灾害面前以及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活动中热情服务的大学生志愿者，这些都体现了当今大学生更加积极、更加务实、更加理性、更加自主的政治参与心态。

二、当下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总体性评价

建国以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嬗变既有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性，同时也是建国后重大历史转折、经济转型、文化变迁与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建国后经历了由“革命”向“建设”的思维路径转型，由“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大历史转折；我们的社会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从同质单一型向异质多元型转变；传统文化、市场伦理与外来社会思潮相互碰撞、激荡、交织，这些都在影响着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嬗变。

对当下大学生政治参与现状的总体性评价，吴太胜在综合考察学术界的意见后，认为存在四种看法：理性说、冷漠说、功利说、矛盾说。［9］这其实都是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行为性质、参与的动机选择、参与的主体情感等一个或者几个侧面概括参与的现状，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难免以偏概全，有失偏颇。要科学认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当下大学生政治参与动机、参与手段、参与形式、参与效能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

当代大学生出生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成长于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新时代，成才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人们就业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人们生活方式多样化，传统与现代碰撞，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新时期。“在发展中社会，由于经济形态多非原生市场经济，而它们次生型的市场经济又存在一个孕育和成熟的客观过程，所以市民社会、公民人格的发育也就相对较为滞后……政治参与的良性品质都是发展中社会及其公众伴随市场化进展的不断深入、成熟而逐步形成的，是透过一点一滴的维权意识和逐利行为持续沉淀、积累而来”。［10］也就是说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是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程度相适应的。

基于此，笔者断定当下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已初具现代性。

经过建国60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实践，尤其是从近年来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规模、方式和特点来看，合法参与、体制内参与是主流，要求拓展大学生社会权利或者维护自身合理利益是主流，要求与政府（学校）保持顺畅对话、交流是主流；从当前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上来看，激情参与消退，成熟、冷静、务实参与占据主体；从大学生政治参与渠道上看，政治结社、政治表达、政治接触等都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向；从大学生政治参与动机上看，“无利益关注”和“少利益关注”的仪式性参与逐渐淡出历史，参与从信念型、服从型向利益分配型转化；在参与效能上从形式参与向实参与转化。整体而言，目前自主、理性、有序、有效参与在大学生全部参与活动中占据稳固的主体地位，已初具现代性政治参与特征。

但是，也应该看到，受西方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政治意识还存在思想不稳定、立场不坚定的现象，易导致参与行为的盲目性；大学生处于社会受控群体的弱势地位，政治参与社会影响力小，造成其参与信心不足，缺乏效能感；当下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参与手段的现代化建构还比较滞后；非制度化、抗争性或准暴力性、戏谑性参与时有发生，虽然这些往往

是由于历史和传统、现实政治体制不健全等原因致使大学生不能循着正常的体制内的渠道或者缺乏合法、合宜的手段表达利益诉求，主观上也不存在挑战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意，但是对于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以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应然”形态来评判“实然”状态，当下的大学生政治参与存在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为当下大学生政治参与仍处于政治参与的初级阶段。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57.

［2］ 梁丽萍，邱尚琪.建国以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演变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4（5）.

［3］ 祝天智.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模式的演进［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5（4）.

［4］ 秦昊扬.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历史考察［J］.党政干部学刊，2010（2）.

［5］ 李云峰.二十世纪中国史（下卷）［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6］ 冯骥才.100个人的10年［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1.

［7］ 周宪，邱晓毅.建国以来中国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嬗变［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9（5）.

［8］ 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47.

［9］ 吴太胜.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实考量与态势展望［J］.中国青年研究，2010（1）.

［10］ 李金河，徐锋.当代中国公众政治参与和决策科学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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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月锋（1982-），男，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