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重建—《型世言》展示的知识分 人文使命

吴金梅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批判与重建—《型世言》展示的知识分 人文使命

吴金梅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在晚明的社会转型时期，《型世言》的 者正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的， 觉担当起重建社会道德文化秩序和对社会、政治进行批判的知识分 使命。而《型世言》正是 者以小说创 向我们展示的这种知识分 特有精神和意识的使命感。其批判是深刻而全面的，涉及到对社会政治、世情及对人格的批判，而其重建社会秩序的方式之一则是运用惩戒示警和通过善恶果报重建文化信仰。

《型世言》；知识分 ；人文使命；批判；重建

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文化转型时代，表现出两种最突出的特点：一为以重建社会道德文化秩序为己任的人文和责任意识，一为对社会、政治进行批判的人文精神[1]。而作为晚明社会转变时代知识分子的一员，《型世言》的作者正是以小说创作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和意识。

明代拟话本小说集《型世言》自清初湮没，直至1992年被重新发现以来，不断有人撰文论述。其发现者之一的陈庆浩先生，在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影印本《型世言》撰写的导言中，对其发现及其与相关小说如《幻影》、《别本二刻拍案惊奇》关系等问题作了详尽论证[2]。而《型世言》的另一位发现者朴在渊也撰文详细介绍此书[3]。

《型世言》的作者陆人龙，被研究者认为是创作态度极为严肃的作家[4]。其所编著的《型世言》对当时社会吏治的腐败[5]，商品货币等经济现象[6]，明末世风[7]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揭露与折射，而其展现的无爱的女性世界[8]，道德化的宗教世界[9]，情与理的矛盾[10]等思想内容特点也成为研究者的关注所在，对于其叙述与审美视角[11]、结构体制[12]、语言艺术[13]等艺术方面的探讨也在不断深入。但是，从其文本所展示出的知识分子使命的文化层面来关注《型世言》，笔者还未曾见到，这也正是笔者不揣浅陋，以此为视角的原因所在。本文采用文化阐释学的方法，对该小说的思想内涵作分类论述和文化透视，力求得出一个较符合《型世言》文本的结论。疏陋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批判社会现实的人文精神

对社会现实全面而深刻的反映，是晚明拟话本的一大特点。而其中表现的对现实的批判意识，正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体现。《型世言》也不例外，其所树之型，皆是针对当时世情而来。批判中重建，重建也正是对现实的批判、否定。下文试以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批判，民风世情沦落的抨击及社会人格堕落的谴责三个方面为例，来探讨《型世言》中所展现的批判意识。它体现出《型世言》作者的敏锐眼光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关切。

（一）对社会政治腐败的批判

《型世言》四十回，几乎全写明代事，因此其对明代社会政治的反映广泛而深刻。上至帝王将相、各层官吏，下到小吏里胥，可谓写尽了明代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

《型世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类帝王形象：一为残暴，一为昏愦。前者如为争夺皇位不惜发动靖难之役的成祖，百姓因此饱尝颠沛之灾；后者如正统年间的英宗，使宦官专权，忠良被害。如此，好武者使百姓倍受战乱流离之苦，无能者又不能治国安邦，同样陷黎民于水火。满朝文武则忠良被残，佞臣当道，致使朝中污浊不堪。

在腐朽的朝政中，上行下效，地方各级官吏同样贪赃枉法，狼狈为奸，肆意压榨百姓。使得无辜受冤，作恶者逍遥法外。正如作者在第14回借其中人物王冕之口为官吏分类道：“不晓政事，一味要钱的，这是贪官；不惟要钱，又大杀戮，这是酷官；还又嫉贤妒能，妄作妄为，这是蠢官”。形象的描绘出了为官者的各种丑态。说到蠢官，我们自会想到第5回中的“御使”。面对人命官司，他不加推断，却一味用刑，使无辜之人屈打成招。而贪官更是贪得可卑、可怕。如第29回中写徐州同之子敲诈贪淫和尚，州同知道后，不但不阻止，反而连说儿子“不老到”，“轻放了”，嫌敲诈得太少。继而便不停地寻事摆布和尚，肆意敲诈，使一寺和尚几乎俱丧性命。

各级官吏如此无行，小吏里胥也不例外。他们只要手中有一点小权，便借机会向百姓敲诈勒索。如第9回中的里胥崔科，借助小小里胥之职，肆意敲诈百姓，为害一方。此类形象中最典型的是第30回中的张继良。他以男妓作资本，凭借一个小小门子的卑位，依仗县令的宠爱，欺上瞒下，搅得一县鸡犬不宁。不但县令为他所惑，且按院代巡也因宠他竟被其偷去符篆，致使“王法”难以执行。即便如此，按院代巡仍然包容他继续为虎作伥。这则故事似封建社会吏治腐败的一面镜子，对官、吏的丑行作了逼真的投影。

在第23回中，作者不仅指责了官府“不能锄强抑暴，缓征薄敛”是“驱民为盗”，“不能防微杜渐，令行禁止”是“养民为盗”的罪行，且借其中人物之口称官府是“开门打劫”，甚至借盗首扮官打劫的行为，把官、盗等同。如其所说：“盗扮假官乎，抑官是真盗乎?请世人一参。”描绘了官府昏愦无能，且“开门打劫”的强盗行径。形象逼真，一语中的。此可见，《型世言》对封建官场的批判揭露形象而全面。作者的愤慨无奈之情，亦斑斑可见。

（二）对世情沦落的抨击

对民风世情的反映，亦是晚明众多拟话本小说的共有特点。《型世言》主要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对之加以观照。它通过对家庭内部，社会人与人之间及人们的道德观念等较为全面的展现，反映出了晚明世情浇薄，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社会现状。

如写家庭内部关系的第3回中，周于伦妻子与母亲婆媳不和，其妻子竟然设计骗卖了婆婆。第5回的邓氏与人私通，竟怂恿情夫杀死丈夫。上述种种子孙不孝、妇人失节、男子贪色，整个社会中家庭内部关系显得淫乱不堪，伦理道德丧失殆尽。家庭内部如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为了色欲，可以杀人害命(第21回)；为了钱财，也可以置朋友，乡邻或是无辜的人等于死地(第23、25、29、33、35诸回)。而敲诈陌生人，欺骗亲、朋等事也屡见不鲜。在淫念贪欲日炽的社会中，一方面是道德的沦丧，社会的混乱，另一方面则是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致使世情浇薄。如第9回王喜避恶远逃，投奔亲戚，却被拒之门外。

由此可见，《型世言》中人与人之间的宽恕、仁爱等思想行为在当时的社会中已非常难得。而个体的自强、勇毅、持节知耻、节制、勤俭等品格也已被弃之不顾。这致使人格沦落，人心不古。对于此，我们还可从《型世言》中对一些知识分子和僧侣的形象塑造中略有体悟。

（三）对人格堕落的谴责

知识分子和僧侣是最注重人格修养自我完善的阶层，他们不但是“理性生活”的楷模，也是这一生活的立法者。《型世言》在全面反映晚明道德堕落的世风时，有意选取他们作为批判的对象，更具典型性，其目的正是借此展示世风颓败的严重程度及传统价值崩溃的现状。这是作者更深一层的写法。

科举制度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就与其休戚相关。而在科举中的表现也最能代表其道德人格。明代科举风气如何呢？《型世言》第27回秀才钱公布堪称一类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位钱公布“笔底虽是来得，机巧甚是出人”。他“只是往来杭州代考，包覆试三两一考；止取一名，每篇五钱；若只要黑黑卷子，三钱一首。到府间价又高了”。应考者找人替考，替考者只为钱财。种类、价格清楚明了，令人瞠目。钱公布不但替考，还做掮客，从中收利，“及至帮补了，他却本底专保冒籍，做活切头，他自与杭、嘉、湖富家子弟包到。进学三百两，他自去寻有胆不怕事秀才，用这些富家子弟名字进试，一百八十两归做文字的，一百二十两归他。”不但替考，做掮客，这位身为塾师的钱公布还想方设法敲诈自己的学生。设美人计，骗学生陷入人命官司，勒索钱财，并且无休无止。致使学生母亲得知儿子陷入人命官司，又拿不出许多钱财满足敲诈者，又羞又急，自缢身亡。这回故事不仅写出了科举的弊端，还描摹出以钱公布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的卑污人格和丑恶灵魂。而第28回张秀才梦想靠僧人和符篆求取功名。第32回秀才任天挺屡试不中，最后只得卖了祖传宝鼎，行贿考官才得到功名。以上三篇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文人的无行、无德和无能，并对科举弊端进行了讽刺揭露和抨击，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堕落进行了细腻描摹。

众所周知，在中国小说史上，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对无行文人的讽刺最有力的要数《儒林外史》，而在此之前的《聊斋志异》，已涉及到这一主题，更在其前的《型世言》中，已有了集中的批判。在此我们不得不叹服陆人龙眼光的敏锐和思想的深刻。

读书人之外，《型世言》还展现了佛门弟子的卑劣行径。第28回和尚颖如即是其中一类代表。他利用秀才贪恋功名却又不思自己考取的心理，以秀才写下的上面有冒犯皇帝之言的符篆敲诈钱财，索取美婢。而第29回镇国寺和尚几乎个个贪淫，甚至买妇女秘养寺中，供其享乐。在这两回中，前者重在揭露和尚的贪财，后者重在批判和尚的恋色，二者合一，活画出佛教徒身在佛门而心恋财、色的种种卑劣心态与行径，淋漓尽致，揭露深刻。佛门弟子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二、重建社会秩序的人文关怀

如此深刻而全面地对社会黑暗面进行批判揭露，作者意在何如呢？应当看到，作者并非只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试图找出社会弊病的症结所在，并尝试为这个病态的社会提供一剂疗救的良方。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身俱来的使命所在：承担一种对社会进行批判的历史使命，以促使社会健康地向前发展。《型世言》的作者如何为这个病态的社会提供疗救良方？通过作品可以看到，通过反面的惩贪戒色来遏制个体欲望，以及运用善恶果报的形式来重建社会的文化信仰，是作者提供的方式之一。下面即以此内容为关照视角，对此略作探讨。

在“反面设例”中，作者一者以贪财好色作为反面案例，对当时流行的“酒色财气”四贪现象作了批判和抨击，企图以此达到醒世、警世、劝世的目的；一者以“善恶果报”的方式重建文化信仰。对于后者，我们不能仅以“封建迷信”一笔抹杀，而要看到作者欲借此为俗世提供一种道德敬畏感的良苦用心。

（一）惩戒之作——遏制个体欲望。

在《型世言》中，作者了过以正面树型的方式提供世人效仿的榜样之外，还以反面设例的方式，惩戒人心，遏制个体欲望。其中有惩戒贪财的第22、23、25、32、33、35诸回；有惩戒贪色好淫的第5、11、21、26诸回；有惩戒贪名贪势的第28、30回，有惩戒贪财好色兼而有之的第27、29回。

对于财，作者在第23回回首说道：“如今人最易动心的无如财，只因有了两分村钱，便可高堂大厦，美食鲜衣，使婢呼奴，轻车骏马。有官的与世家不必言了，在那一介小人，也粧起憨来。又有些趋附小人，见他有钱，希图叨贴，都凭他指使，说来的没有个不是的，真是个钱神。”这段话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作了真实的描绘。正因“钱”最让人动心，因而人们才为钱铤而走险，甚至谋财害命。作者继而说道：“虽是这样说，毕竟得来要有道理，若是贪了钱财，不顾理义，只图自己富贵，不顾他人性命，谋财害命，事无不露，究竟破家亡身，一分不得。”可见，作者塑造贪财之人形象的目的，正在于从反面提供一种正确的金钱观：取之有道，不可横得。这在倡扬功利，好货尚财思想兴起的晚明社会中，对于阻止金钱崇拜思想的泛滥，应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惩戒贪财的故事，第25回较为典型。浙江海宁一次水灾中，游手好闲之徒朱安国趁水打劫，企图害死在木箱上氽水逃命的母女二人，抢其财物。幸而少女被朱玉搭救生还，并在村人的撮合下，与朱玉成亲。成亲之日，朱安国发现少女正是自己所聘妻子，恶人先告状，污朱玉灭伦奸占。但事理终于昭明世人，朱安国人财两空，还险些丢命。回末雨侯道：“借此得失，可以醒庸人之心”。其惩戒之意溢于言表。此回故事，作者借助巧合，让害人者所害的正是与自己有关的人。与其相对，救人者无心得人得财，却反而人财两得。以此假天意，借巧合来扬善惩恶，说明“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的观点。用“谁谓一念善恶，天不报之哉”的善恶果报思想，来劝人多行善，切勿做恶。同样，第32回和第22回中，作者也写了妄图横夺非己之财，终必成空的故事。

与上述几回故事不同，第23回、第33回及第35回是写杀人谋财，终必丧命的故事。在此三个故事中，贪财人为了少到八两，多至百两的银子杀死无辜，甚至是朋友、乡亲，可见利欲熏心，但在故事的最终，作者都安排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较为特别的是，在这些故事中，恶人得到恶报是借助报应、天谴或异兆的形式实现的。这些形式与前文所述的借助清官(如第22回)，借助巧合(如第25、第32回)等形式相互呼应，作者籍此予以说明妄夺人财者只能自食恶果。即使作恶者逃过一时惩罚，最终也难逃冥冥之中神灵的惩罚，终会受到应得的报应，在劫难逃。

在个体欲望中，对财、色的贪求，最能表现晚明的时代特征。这是当时众多小说一力戒除的对象(如“三言二拍”，《金瓶梅》等)，《型世言》也不例外。它在展现“财”之危害的同时，也不忘对“色”的抨击。这类故事，有贪色丧命的，如第21回的徐铭，第29回的妙智、法明，第5回的邓氏等；有贪色失财的，如第26回的吴尔徽，第27回的陈我闲。贯穿于此类小说中共同的结构模式便是一味贪淫好色，最终致死致祸，或被奸人愚骗等。此即文中作者、评者29回回末评中所说：“酒色财气四字，致死致祸，特即拈出，以资世人警醒”，“一派奸人，转转于四字之中，非四字之为孽，奸人自作孽也。就此事悟其非，则入于贤矣。观者莫负提斯苦心。”

不惟戒财戒色，《型世言》中还有戒名戒利，戒贪势薄情之作。第28回、第30回及第31回便是此类作品。如第28回张秀才贪求功名，却不去努力读书而乞灵和尚，以致被和尚颖如抓住把柄，进行敲诈，几至家破人亡，最终连秀才也丢了。而颖如一味求利，最终也丢失性命，人财两空。

据推测，可能是《型世言》原序[14]的《三刻拍案惊奇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理，宜认得真；贵贱、穷达、酒色、财、气之情景，须看得幻。当场热哄，瞬息成虚，止留一善善恶恶影子，为世人所喧传，好事者之敷演。”

这也正是《型世言》作者的伦理、价值观。正是为了“宜认得真”，作者塑造了“忠”、“孝”、“节”、“义”、“悌”等的典范，供世人效仿。而对于“须看得幻”的财色名利，作者反面树立典型，以对此一味追求者的受到惩罚、自食恶果来惩戒世人，切勿过分贪求。在这些故事中，作者通过给贪财好色，求名图利者设以恶果，来遏制个体欲望的无限膨胀，这在物欲横流的晚明社会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体现了作者重建理性，遏制人欲的价值倾向。

（二）善恶果报——重建文化信仰

《型世言》除了以树立忠孝节义为楷模，为当时失范的社会重建伦理道德之外，作者还用因果报应的形式劝善惩恶，企图建立一种超人间的道德信仰，为世人提供一种精神依托，更为欲害人者提供一种心灵的畏惧感，使害人者不能抱有“上帝死了，人什么都可以做了”的为所欲为的观念。《型世言》中以因果报应，妖异灵怪为题材的作品中正是作者意欲建立超人间的道德信仰的苦心孤诣的展现。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第33回故事。苏州府阮胜，为人勤谨，其妻贤惠能干。但因官税繁多，他们辛苦终日，却仍难维持生活。母亲患病无钱医治，阮胜只好将妻子卖掉，换来八两银子救母亲。不料七个无赖一夜间杀死阮胜母子，抢走银子。作者最终写苍天有灵，一声霹雳诛杀七凶。在话本小说中，复仇往往靠的是清正明鉴的官府，但在此回中，却借天雷诛凶。作者文中道：“谁知天理昭昭，不可欺昧。”“问官的眼也可瞒，国家的法也可骫，不知天的眼极明，威极严，竟不可躲。”他在官府、王法之上另设一个“天眼”。天眼“极明”，天的神圣和威严，远胜人间的一切官吏。借“天”来约束世人，相对于人间理性的规范，更能令人产生“敬畏”之感，以此来增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自觉性。

这一天眼的“极明”不仅现世现报，而且也在来世报应。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第35回即是一例。和尚无垢积攒了一百多两银子去南京印经，住在印经匠徐文家中。徐文夫妇见财起意，杀死无垢。后来无垢托生为徐文的儿子。这个在外面十分乖觉的孩子一回家见到徐文夫妇便开口大骂，扬言终要杀徐文夫妇报仇。徐文终于忍无可忍，把孩子送上公堂。审问之中，徐文的杀人罪行暴露，终于受到惩罚。此回故事，作者利用人世轮回，果报不爽的思想让无垢二世复仇，借以惩戒世人。如其所言：“天理人事，无往不复，岂有一人无辜受害，肯饮忍九原，令汝安享?”

此外，作者还用“异兆”的形式，来说明“天眼”的存在。即使恶人恶行非常隐密，也难逃“天眼”。如第23回，姚明杀死外出做生意的朋友朱恺，夺其钱财。一群乌鸦引县官发现了死尸，并以双猪入梦呶呶欲诉的梦兆，兆示杀人凶犯属猪，最终使姚明受到惩处。此回故事，既有异兆，又有清正廉明的县尊，这双重的“天眼”、“国法”，使得作恶者难逃惩处。“极明”的天眼，辅之“国法”，二者共同担当起惩处罪恶的责任。

《型世言》中，因果报应不但表现在对恶人的惩处上，也表现在对善士的庇佑上。如第4回陈妙珍刳肝疗救祖母，因其行孝，又行为端正，不仅得到神明辅佑，刳肝时“皮破肉裂，了不疼痛”，且让她最终成佛；第9回王原寻父，历尽艰辛却矢志不移，终于感动神灵，示以梦兆，助其找到父亲；第11回陆仲含因拒色守正，本该“下科中式”，却“改在今科”；第19回林茂救人危难，因此积了“阴德”，报之以既得风水宝地，又中榜而光宗耀祖。这些都是善有善报的例子。

这种因果报应的观念虽有其局限性，但我们更应看到作者如此设定的良苦用心，他欲为那个道德失范的社会寻一剂拯救的良方。因为善恶果报思想是为社会中多数人信奉的思想。作者通过此类故事，重新树立起世人的准宗教式的文化信仰。理性的规范和准宗教式的约束一起，劝善惩恶，重建良好的社会道德秩序。这正是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体现。

批判的同时予以重建，是知识分子的双重使命。在此，作者的批判是深刻的，其试图以重建社会道德秩序来规范社会的愿望也是美好的，但其试图重建道德秩序的理论资源即封建的伦理规范，却是陈旧的。对此，我们并不能责怪作者，时代的局限及其对传统伦理的奉守，决定他的“重建”只能是一种“回归”而已。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陆人龙某种程度上是一位固守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09-122.

[2]陈庆浩.一部佚失了四百多年的短篇小说集《型世言》的发现和研究[A].型世言[M].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1992:11-12.12-28.34-36.

[3]朴在渊.韩国所见奎章阁藏本《型世言》[J].文学遗产，1993(3).

[4]陈辽.《型世言》研究三题[J].杭州大学学报，1994(3).

[5]李靖国．吏治腐败的一面镜子[J].名作欣赏，1998(4).

[6]王平.《型世言》与明代商品货币经济[J].东岳论丛，1993(4).

[7]夏咸淳.一部反映明末世风的速写图集——略论《幻影》[J].明清小说研究，1989(4).

[8]胡莲玉.无爱的荒凉——《型世言》之女性世界[J].同济大学学报，2002(1).

[9]宋若云.《型世言》:道德化的宗教世界[J].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2).

[10]雷庆锐.论《型世言》中的情理矛盾与社会成因[J].北方论丛，2005(1).

[11]朱成蓉.《型世言》的叙述与审美视角论[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2).

[12]王言锋.论《型世言》对话本体制的突破[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2(1).

[13]康国章.《型世言》人物语言艺术[J].殷都学刊,2000(4).

[14]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308.

Criticizing and Reconstructing—Intellectual’s Humane Mission Represented in Xing Shi Yan

WU Jin-m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

As Mr.Yu Yingshi,the writer of Xing Shi Yan said,in the late Ming Dynasty’s climacteric,intellectuals took on consciously the mission of reconstructing the order of social ethics and culture,criticizing the society and politics.The writer of Xing Shi Yan presented in this book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s intellectuals,in which the critique is all-around,involving the critique of the society,politics,social and individual personality.One of the ways of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order is to reestablish the cultural belief by applying discipline and comeuppance propaganda.

Xing Shi Yan；intellectual；humane mission；criticizing；reconstructing

I207.419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008-2395(2011)06-0011-05

2011-9-22

吴金梅（1975-），女，大连大学文学院讲师，辽宁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