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71年南亚危机的国际影响

张 威

(1.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2.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试论1971年南亚危机的国际影响

张 威1，2

(1.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2.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1971年南亚危机是南亚国际关系新旧格局交替的“分水岭”，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一方面，它是推进美苏中战略大三角形成的“催化剂”，直接影响后危机时代南亚的权势格局，巩固并强化了苏印与美中巴的战略对立;另一方面，危机之后的南亚地区格局总体上呈现为印巴之间的不对称均势。印巴之间意识形态、国家理念、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全方位直接对抗并未消除，如何在核时代，通过战争之外的方式获取对对方的优势地位是印巴在1971年战争之后考量战略竞争的重要问题。

1971;南亚危机;战略大三角;印巴关系

1971年南亚危机是冷战时代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此次危机是以巴基斯坦国内制度缺陷和东巴内乱为逻辑起点，在西巴政府军武力镇压东巴民族主义浪潮之后，激化民族矛盾，引发大规模难民潮涌向印度，使国内利益冲突外溢到次大陆，诱发印巴的新一轮纷争对抗。同时，危机亦严重动摇地区稳定并撼动大国的利益诉求，在印巴持续对峙和大国竞争性介入的双重影响下导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孟加拉国最终获得独立。就时间跨度而言，自3月25日“探路灯”行动实施引发东巴内乱，到12月16日东巴守军投降，战争结束，整个危机的持续时间长达10个月。从此次危机的国际影响来看，它既推动了美苏中三国关系的调整，也促动了南亚地缘政治新格局的形成。①学界有关1971年南亚危机国际影响研究的代表性著述包括:Nicole Ball，Regional Conflic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A Case Study of Bangladesh ，Brighton: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niversity of Issues，1974;G.W.Choudhury，India，Pakistan，Bangladesh，and the Major Powers:Politics of A Divided Subcontinent，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Sucheta Ghosh ，The Role of India in The Emergence of Bangladesh ，Calcutta:Minerva Associates Pvt.Ltd.，1983;Dennis Kux，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1947 －2000:Disenchanted Allies，Washington，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2001.这里所指的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美苏中三大国关系的调整及对南亚地区的影响;第二个层面是南亚地区内部各国的关系，主要是指印巴关系的新发展。本文旨在以1971年南亚危机为研究起点，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采取“理论指导”与“历史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诘究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历史走向与发展轨迹。

一、推进美苏中战略大三角的形成

就大国关系调整而言，1971年南亚危机的重要影响在于推进美苏中战略大三角的形成，进而促进了南亚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从当代国际政治的发展来看，“大国是国际政治的标兵，大国在外交中的所作所为关系重大，不仅极大地影响到它们自身，也影响到其他国家”［1］(P29)。

三角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常在现象。美国学者洛厄尔·迪特默 (Lowell Dittmer)对“战略三角”进行了系统地理论分析，指出“战略三角”是参与者三方之间的一种处理相互关系的竞赛。［2］(P105)同时，他也提出了三角关系的三种形式:“三人共处”式、“浪漫三角”式和“稳定婚姻”式。中国学者夏立平认为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是指“在一个由三个国家构成的系统中，其中一个国家的行为会对另一个或两个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或其中一对双边关系的变化会导致另一对或两对双边关系发生变化的互动关系”［3］(P17)。

对于美苏中战略大三角的形成过程及内涵，学界存在争议①学界对于美苏中战略大三角的争议包括:是否存在大三角关系;大三角的内涵界定以及大三角的形成时间、存在时限。参见孙德刚、张守柱: 《美苏中三角关系述评:1972－1989》，《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大部分学者认为美苏中战略大三角存在于1971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的全球冷战之中，但对战略大三角的内涵未有严格界定。笔者认为1972年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公布是美苏中战略大三角正式形成的标志，大三角的存在时限为1972年—1989年。就基本内涵来看，美苏中战略大三角是冷战转型时代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战略架构，是两个超级大国 (美国和苏联)同一个亚洲大国 (中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其作用、影响远远超出三大国本身，对于维护冷战时代的国际总体战略平衡、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具有深远影响。

既然《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公布是美苏中战略大三角正式形成的标志，那么，大三角的形成与1971年南亚危机，以及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之间有何种内在联系呢?

中美两国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通过秘密外交的方式，积极接触②有关中美两国在南亚危机期间秘密接触的内容可参见张威、刘子奎:《1971年南亚危机与中国的政策与反应》，《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并“达成了维护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及其背后的苏联的共识及合作，迈出了联合抗衡苏联的第一步”［4］(P169)。联手应对苏联威胁不仅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有明晰反映，而且奠定了中美关系迈向正常化的基石，亦为战略大三角的形成开辟道路。因此，1971年南亚危机是检验美苏中战略大三角存在基础的第一个“实验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则将中美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联手合作意向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以宣布结束中美敌对状态的形式开拓了大国战略关系的新天地。

1971年印巴战争的结果是印度战胜巴基斯坦。同时，苏联也加紧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和包围③1971年南亚危机之后，苏联一方面开展强大的舆论攻势，攻击中国;另一方面，加强了在中苏边境的军事力量，形成对中国巨大的军事压力。参见［美］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325－340页。，加强安全合作对于中美两国来说，就显得愈加迫切。1971年2月21晚，在中方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指出中国愿意谈判，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两国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尼克松表示:“过去的一些时期，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重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我们没有理由成为敌人。”［5］

在2月22日和23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尼克松阐明了美国在中国安全问题上的态度。以南亚危机为例，尼克松说:“印度本身对中国不是威胁，但一个由苏联支持的印度对中国却是一个即时的威胁。这是因为，假如印度的北部邻居苏联支持印度，中国旨在对付印度的军事行动将会受到严重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最近的危机中，我们认为警告印度不要进攻西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得到印度总理企图向西巴进攻的确切情报，这是我们警告印度不要这样做的原因。换句话说，当我们为了袒护巴基斯坦对印度采取强硬态度时，我们不只是对印度发出信号，同时也是对苏联发出警告——这一点我们也试图让印度人明白。”［6］(P702)谈及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时，尼克松则进一步表示: “在12月份，当次大陆的局势变得非常敏感的时候，我曾慎重地警告苏联不要对中国发动打击。当然，单纯一个警告并不具有效力，除非受到警告者相信你具有实施警告行动的意愿。”“就苏联而言，我可以保证:美国将反对苏联任何针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我们做出这样的保证是因为这样的政策符合我们的利益，当然也符合确保和平——即世界和平的利益。”［6］(P736)为表明美方愿意同中方进行安全合作的诚意，在2月23日上午的会谈中，基辛格向与会的叶剑英元帅提供了一份关于苏联在中苏边境驻军情况及最新军事动向的绝密文件，按基辛格的话说，这份文件密级之高，美国情报界的任何高级官员都不曾知晓。［7］

中美联手抗衡苏联威胁的共识集中体现在尼克松访华结束时签订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公报》指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8］(P7)这里所说中美两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在亚太地区称霸，主要指的是反对苏联谋求世界霸权的行径。因此，在南亚危机期间，《上海联合公报》将中美联手合作意向加以提升，完善了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达成对于国际格局发展的共识，奠定了两国安全合作的基础，开创了划时代的美苏中战略大三角。

虽然《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公布是美苏中战略大三角正式形成的标志，中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初步实现。但是，在共同面临苏联威胁的同时，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所不可回避，但又无法在短期内妥善解决的难题。换句话说， “台湾问题是关系我们两国的关键问题”［6］(P767)。对此，尼克松毫无保留地指出:“我的目标就是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我已经意识到，解决台湾问题与实现这个目标息息相关 (solving the Taiwan problem is indispensable to achieving that goal)”［6］(P768)。是先行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再共同对付苏联威胁，还是先建立联合抗苏的战略架构，以此为契机逐步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呢?这是研究冷战转型时代中美关系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中美高端政治对话的结果表明摆在中美两国面前首要的关键问题是苏联的霸权主义。虽各自的利益不同，动机不一，但两国阻止苏联称霸世界的目标是空前一致的。在共同目标明确之后，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服从于抗衡苏联的霸权主义。为此，周恩来对来访的尼克松、基辛格表示: “我们已经让台湾问题搁置了22年时间，我们还可以让这一问题再等一段时间。尽管台湾问题是我们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障碍，但是，我们并没有急于试图解决所有问题，并将你们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我们有耐心不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关系的正常化。”［6］(P823)

中美在抗衡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台湾问题上实行两步走的战略与当时国际大势的基本走向是相一致的。美苏中战略大三角形成本身就是苏联因素的产物。如若没有美苏之间的全球争夺、没有中苏之间的尖锐对立，中美关系难有快速发展，三角格局也将难以形成。不容置疑的是，中美高端政治对话的结果有利地延缓了苏联全球扩张的战略部署，确保了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

战略大三角的本质是安全问题。它的形成有两个充分必要条件:第一，美苏争霸;第二，中苏对抗。从战略大三角的内部架构来看，它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美苏中战略大三角是冷战两极均势的延展，促成了两极均势的合理化、稳定化。中国作为一个力量平衡者使失衡的两极复归平衡。

其次，战略大三角是冷战在新的时空背景下的新发展。无论是中美接近，抑或美苏缓和，既非超脱于冷战斗争之外，更不意味着冷战的消亡。大三角内部三组双边关系的发展均受到全球冷战的制约影响。

再次，战略大三角是不对称的三角关系。美苏既是冷战中的主要对手，又是冷战的主导核心力量，而中国在综合国力上难敌两个超级大国，主要扮演的是一个弱的平衡者角色①对于中国在大三角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扮演怎样一个角色，学界有两种观点。刘金质教授认为在大三角关系中，中国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不能对美苏的外交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夸大中国在三角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切实际，并且有害的。参见刘金质:《冷战史》(中)，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39页。而夏立平教授则认为中国在大三角中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能够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参见夏立平:《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超越均势理念》，《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期，第19页。笔者认为由于国力、国际地位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中国在大三角中的外交折冲和回旋空间是较为有限的，主要扮演的是一个弱的平衡者角色，但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议题，中国的作用会有所展现。。

最后，战略大三角内部三组双边关系呈现出迥然有异的变化特点。1972年之后的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在三组双边关系中矛盾最为尖锐，对抗最为激烈。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宣布结束敌对状态，到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其间有7年的时间。在这7年当中，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既非对抗敌视，又未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过渡阶段，或者说，从属于初创阶段的战略大三角的内部架构上看，中美之间仍处于一种不断磨合、不断探索的阶段，合作与斗争并存。在三组双边关系中，美苏关系是核心，缓和与对抗并行不悖。它的发展贯穿全球冷战的各个领域，决定着整个国际格局的基本走向，制约着中美、中苏关系的发展。

美苏中战略大三角是冷战转型时代国际格局中最重要的三角关系。它的发展变化对南亚的形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直接影响南亚的力量平衡。具体说来，大三角对南亚的影响表现为:苏印与美中巴 (特别是美巴)的联合对抗。

1971年印巴战争之后，“苏印特殊关系”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特殊战略关系，涵盖双边关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克什米尔问题、果阿问题、孟加拉建国问题上，苏联与印度站在一起，而且，两国在经济和军事防务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1973年11月，勃列日涅夫访问新德里。此次访问的目的除了继续兜售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计划”和阻止印中关系的改善之外，就是确定两国经济联系和生产合作的新领域。为此，两国签订了为期15年的《经济合作协定》，苏联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进口国。

印巴战争之后，苏联向印度的武器转让飞速发展。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包括:米格 －21(Mig－21)、米格－23(Mig－23)战斗机、苏－7(Su－7)战斗轰炸机、图－124(Tu－124)重型军用运输机、T－62和T－72坦克、PT－76水陆两栖坦克、别佳级 (Birga)导弹护卫舰、纳奴契卡级 (Narucika)大型导弹艇等。从1968年到1976年，苏联向印度提供的武器装备总价值为 13.65 亿美元。［9］(P233－235)苏联成为印度最大的武器进口国。

苏联推进“苏印特殊关系”的第一要务在于遏制中国在南亚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印关系未有明显改善，以及中国继续对巴基斯坦予以支持的情况下，“苏印特殊关系”的存在基础就会牢固维持下去，同时，亦是对美国在南亚力量扩张的制衡工具。

苏印的紧密合作推动美中巴的相互支持。在中美关系逐步改善，中巴关系平稳发展的同时，美巴关系呈现出一些新气象。

1972年4月14日，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宽对巴基斯坦出售军火的限制条款。4月18日，两国签署协定，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1500万美元的小麦、食用油和其他农产品，以帮助巴基斯坦渡过难关。［10］(P839)1973年3月，尼克松宣布解冻1971年危机期间遭冻结的对巴军售项目。［11］(P209)

1975年2月24日，新任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 (Gerald Ford)正式宣布取消对巴基斯坦的军备转让限制。同时，解除1965年战争期间实施的军事禁运。此外，福特政府还向巴基斯坦政府增拨6500万美元的粮食援助和7800万美元的发展贷款。［11］(P218)

1974年印度进行核试验之后，印巴关系再度趋于紧张。美国在反感印度做法的同时，对巴基斯坦也采取了核不扩散政策，力图维持南亚的力量均衡，而巴基斯坦则更为急切地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以维护国家安全。

战略大三角的形成使南亚地区均势深入发展，巩固并强化了苏印与美巴的战略对峙。虽然均势并不能避免危机或战争，但是“它可以制约国家主导他国的能力，限制冲突的范围，同时在国家之间进行适度调节，遏制侵略企图”［12］(P47)。1971年印巴战争之后，直到冷战终结，印巴之间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其中既有地区因素的作用，但大国战略构架的规制因素是不可或缺的。

二、促动印巴之间不对称均势的出现

1971年印巴战争对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有三。首先，孟加拉国成为新独立的主权国家，这彻底改变了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的次大陆地缘政治结构。其次，印度在赢得战争胜利的同时，还获得了与其国土面积、人口、综合国力相称的国际和地区地位。第三，对巴基斯坦而言，最严重的损失莫过于国家被肢解。战争之前，巴基斯坦的东西两翼对印度构成南北夹击之势;但战争之后，其国土仅剩余西巴部分，不仅缺乏战略纵深，而且，整个国土处于被印度的半包围状态，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1971年之后，印巴之间虽未爆发大的军事冲突和战争，但第三次战争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印巴纷争的矛盾根源，困扰两国的“安全困境”依然顽固地存在，两国的相互防范并没有消失，而是改变了方式，在保持常规武器军备竞赛的同时，又将权势争夺扩展到核武器的竞争领域。因此，1971年印巴战争是南亚地区新旧格局交替的“分水岭”，它象征着1947年以来次大陆地缘政治结构的终结，同时，又开启了印巴新力量格局的大门。

战争之后的南亚地区格局总体上呈现为印巴之间的不对称均势。说它“不对称”，是因为印巴间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对比表现为印强巴弱。说它是“均势”，是因为1971年战争并非印巴的终极之战，印度并没有获得绝对的地区主导权，巴基斯坦虽国力大损，但仍然是印度在南亚的首要对手。同时，战争也未解决印巴之间的所有问题，相互敌对、积怨芥蒂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1971年之后，两国在边境地区的冲突摩擦不断，却再没有诉诸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触发战争。总体来看，1971年战争之后，影响印巴新均势形成的有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克什米尔依然是影响印巴关系架构的核心问题。

冷战时期，印巴对抗事关南亚的地区安全。两国在冷战期间爆发过1947年、1965年和1971年三次战争。其中，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是1947年和1965年两次战争的直接导火索。1971年战争的起因虽非克什米尔问题，但战争的结果却对克什米尔问题造成了重要影响。

1972年7月2日，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布托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印度城市西姆拉(Simla)签署《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之间双边关系协定》 The Agree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又称《西姆拉协定》(The Simla Agreement)。对于克什米尔问题，《协定》指出:“两国同意通过双边谈判的和平方式，或双方同意的其他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在最终解决两国的问题之前，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改变现状，双方不得进行有组织的援助或鼓励任何破坏和睦关系的行动;影响两国关系长达25年的基本问题和冲突的原因，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在查谟—克什米尔，1971年12月17日停火之后的实际控制线受到双方的尊重。任何一方不得以双方分歧和法律解释为由，单方面加以改变。双方应保证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侵犯这条控制线。”［13］(P512－513)

《西姆拉协定》在印巴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两国首次以政府协议的形式保证不以武力手段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强调以对话和谈判的和平方式处理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协定》未正式划定实际控制线，也未就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具体路径和两国实际控制区域的政治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问题的解决依然任重而道远。

1975年2月24日，印度政府宣布将查谟—克什米尔并入印度联邦，这再次激起了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对。70年代末，两国就停火线最北端，位于喀喇昆仑山脉的锡亚琴冰川地区 (Siachen Glacier Region)归属问题发生争议，1984年两国均派出军队在高山之巅对峙至今。

冷战时期的克什米尔问题强烈地受到亚洲政治斗争形势的影响，但这一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症结”在于印巴关系的本质是安全问题上的“零和关系”，利益得失的精确计算使得两国都不愿在《西姆拉协定》的基础上向对方作出实质让步。因此，1971年战争使印度挫败了巴基斯坦，但克什米尔争端并未因为战争而终结，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维持着脆弱的和平，这一点正是维系印巴均势的基础。

第二，印巴孟关系的发展变化促成了次大陆三国并立地缘政治结构的形成。1971年12月孟加拉国独立后，印度加大了对孟加拉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渗透。1972年3月18日，印孟两国签署为期20年的《印孟友好合作和平合作条约》(The Treaty of Friendship，Cooperation and Peace Between India and Bangladesh)。条约明确写道:“两国决心为实现共同理想，并巩固以流血牺牲换来的友好联系而共同奋斗。”条约规定:“双方将继续加强和扩大经济、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互利和全面合作”，“双方将通过各级会晤和交换意见就涉及两国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彼此保持定期接触”，“一旦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遭到攻击或受到攻击的威胁，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互相磋商，以便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消除这种威胁，从而确保两国的和平与安全”。［14］(P173－174)

自1972年开始，印孟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在难民回国，医治战争创伤以及经济、军事合作方面，印度对孟加拉国给予很大的帮助，同时亦加强了对孟加拉国的控制。1972年—1974年，印度向孟加拉国提供的各类援助总计2.6亿美元。［15］(P236)但印度的做法激起了孟加拉国各界的强烈不满。1974年4月14日，孟加拉六个政党成立统一战线，要求政府废除同印度签订的一切条约。［16］(P104)

1975年8月15日，孟加拉国发生军事政变，穆吉布·拉赫曼被杀。印孟关系发生逆转，在恒河水源分配、非法移民以及边界勘定问题上争端再起。在与印度关系日趋紧张的同时，巴孟关系则由敌对走向和缓。在苏印的压力下，孟加拉曾一度扣压巴基斯坦战俘，直到1973年8月，印巴孟三国就遣返巴基斯坦战俘达成初步协议。1974年2月，巴基斯坦宣布承认孟加拉国。1975年8月25日，沙姆谢尔·拉赫曼 (Shamsher Reham)就任新总统，其后巴孟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1976年2月，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关系的正常化。

就1971年战争之后的南亚地区政治发展而言，印度意图控制孟加拉国，强化对巴基斯坦政治压制的意图并未实现，印巴孟关系的发展变化促成了南亚三国并立地缘政治结构的形成，而这一基本的政治构架在某种意义上，促动了印巴新均势的发展。

第三，印巴核竞赛造就了两国之间的相互威慑，改变了南亚地区安全环境。

1971年战争之后，印巴之间的军备竞赛日趋激烈，不仅各自保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和大量现代化的常规武器装备。而且将军备扩张蔓延到核武器领域。

1974年5月18日，印度在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的博克兰 (Pokhran)成功试爆了第一颗核装置，当量为1.5万吨TNT，这次试爆标志着印度已经掌握了核技术。［17］对此，巴基斯坦作出了强烈反应。阿里·布托指出:“核试验的成功标志着一个国家核武器制造技术的成熟完善，以及核能力的获得。在威胁面前，我们决不能后退半步。巴基斯坦必须发展核技术应对印度的核威胁。”［18］(P32)在阿里·布托的极力推动下，巴基斯坦加快发展核计划，并于1998年6月进行公开核试验，成为世界上第七个核国家。

印巴在常规军备与核力量发展上的你追我赶使得南亚地区安全形势日益复杂严峻。南亚地区不仅面临地区冲突的可能性，而且又注入核扩散的现实威胁。但在印巴核竞赛使得南亚成为世界上严重的核对抗与核扩散地区的同时，核武器“一损俱损”的巨大毁灭性也使得两国形成相互威慑，抑制了发生常规战争，乃至核战争的可能性。在核时代，若两国再次兵戎相见，战争所付出高昂代价将会大大超过任何地缘政治上的收益，对任何一方来说都不啻是一场自我毁灭。1987年和1990年，印巴局势虽两度严重恶化，战争似有一触即发之势，但两国都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态度，使得战争得以避免。而减缓这两次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印巴核竞赛造就的相互威慑。［19］(P57)因此，印巴核竞赛在改变南亚地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抑制了印巴之间烽烟再起，塑造了印巴之间的力量平衡。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进一步考察1971年战争之后，印巴均势的基本特征。

首先，印巴之间意识形态、国家理念、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全方位直接对抗并未消除。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的零和关系准则依然支配着印巴两国。但印巴愈发清楚地认识到通过战争手段既无法实现自身的对外战略目标，也无法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冷战时代，两国爆发了三次战争，印度不仅未能用武力征服巴基斯坦，确立自己在次大陆的霸主地位，反而深陷无休无止的地区争端;巴基斯坦非但未能夺取克什米尔，甚至连国家统一也未能保全。因此，两国不得不对战争进行反思，对诉诸战争的手段采取更加克制的态度。如何在战争之上，获取相对于对方的优势地位是印巴在1971年战争之后考量战略竞争的重要问题。

其次，核力量成为调控印巴力量对比关系的重要标尺。在两国先后成为核国家之后，印巴力量对比呈现为地区核均势。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对双方均起到了威慑作用，抑制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促使印巴对追求优势的安全观念发生变化。因此，地区核均势的形成维持了印巴之间的脆弱和平，这是印巴核竞赛对于维护南亚地区安全的积极作用。

最后，区外大国的制约因素。南亚的稳定与和平符合区外大国的根本利益。若印巴冲突升级，大国顾及核时代直接对抗的严重后果，必将会在核领域和其他危机领域进行合作或保持沟通和克制，力图减缓战争爆发的诱因。虽然，外部压力不一定是决定因素，但无疑对维持印巴均势起到重要作用。

三、结语

1971年南亚危机是全球冷战时期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其中既充斥着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夙敌的殊死争斗，也充分展现了美苏中三大国围绕次大陆而展开的权势斗争和战略竞争。就1971年战争的国际影响来看，它促进了南亚地缘政治新格局的出现。一方面，美苏中战略大三角是冷战转型时代国际格局中最重要的三角关系。它的发展变化对南亚的形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直接影响南亚的力量平衡，使南亚地区均势深入发展，巩固并强化了苏印与美巴的战略对立;另一方面，战争之后的南亚地区格局总体上呈现为印巴之间的不对称均势。印巴之间意识形态、国家理念、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全方位直接对抗并未消除，但印巴愈发清楚地认识到通过战争手段既无法实现自身的对外战略目标，也无法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两国不得不对战争进行反思，对诉诸战争的手段采取更加克制的态度，如何在核时代，通过战争之外的方式获取对对方的优势地位是印巴在1971年战争之后考量战略竞争的重要问题。

［1］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M］.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洛厄尔·迪特默.战略三角:竞赛理论分析［M］.时事出版社，选编.中美苏战略三角.北京:时事出版社，1988.

［3］夏立平.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超越均势理念［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1).

［4］李丹慧.打开中美关系进程中的周恩来——来自尼克松外交档案的新证据，冷战国际史研究(VI)［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5］人民日报［N］.1972－02－22.

［6］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69 ～ 1976，Vol.XVII:China 1969 ～1972［G］.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5.

［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23 February 1972，9:35 a.m.”，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45:New Documentary Reveals Secret U.S.－Chinese Diplomacy Behind N ixon’ Trip［EB/OL］.http://www. gwu. edu/－ nsarchiv/NSAEBB/NSAEBB145/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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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95－0292(2011)05－0018－07

2011－11－01

张威，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冷战国际关系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 孙广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