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于科学态度
——《向阳湖文化研究》读后随想*

何启治

(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100705)

关键在于科学态度
——《向阳湖文化研究》读后随想*

何启治

(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100705)

《向阳湖文化研究》(武汉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是5种7册《向阳湖文化丛书》中之一种，近50万字。由于李城外主编的热心鼓动，我终于在旅居海南的休闲日子里读完，读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向阳湖文化研究，即“五七”干校文化研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一定要坚持一种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而在我看来，这种科学态度的核心就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这也是一种十分看重、珍视原始档案资料的态度。

先说说理性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大至国家、世界大事，所谓沧桑巨变，小至个人的经历，往往也能以小见大。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三、四十年，再来回顾作为“文革灾难一部分的“五七”干校的历史，我们应该能做到更冷静、更理性，而尽量少带或不带什么个人情绪了。比方说，我在1970—1971年间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打成所谓“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虽然每个相关的人，尤其是我自己应该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但经过40年的沉淀，我现在决不会再去怪罪对我搞“逼供信”的任何一个人，包括主其事几天几夜不让我有片刻休息的人，也包括恶言相向、揪着我的衣领把我推到土墙上乱撞的人，当然还包括用手指拧我、掐我、抠我的脸的两位女士。虽然其所作所为也反映了一个人的品性、修养，但我相信如果他们如今还健在，一定也会忏悔的吧。须知，那时的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呀!何况，“文革”造成的一切灾难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主要也还是应该追究“文革”的发动者和最高领导人。自然，因为境遇不同，每个人的感受也就不同。对我搞“逼供信”或变相武斗的人不可能和我的感觉一样，在我被监督劳动的那一段时间里，十四连领导能找到来监管我的“好人”只有死老虎“胡风分子”绿原了。我到食堂打饭、上厕所、到小商品买点生活用品，更不要说往外发信之类，都要经绿原检查、点头。虽然他个人对我没有任何歧视、侮辱，但我们的感受肯定并不相同——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感受怎么可能一样呢!这样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来回顾“五七”干校这一段历史，我现在就可以坦然地说，萧乾说“向阳湖是‘文革’时期我们的避难所”，而我则把“五七”干校视为“受难地”，表达的都是真实的心情，都不是矫情。我们同在一个连队，我至今记得萧乾戴顶破草帽，腰里围着根草绳，叮叮地挂着搪瓷茶缸、手电筒、吃饭家伙等七零八碎的东西，而总是面带微笑的样子——虽然人们私下里说这真像和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但比起在京城里被抄家，挨批斗，他在精神上起码是解脱、轻松了许多。

以上所说，是就每个人不同的处境来说，回顾这段历史的感受不同，却都是真实的。强求一致，就既不可能，也离真实更远了。可见，以理性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回顾历史、研究历史，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在《向阳湖文化研究》一书中，我认为最能体现科学精神，让我特别赞赏的，还有关于向阳湖“五七”干校有没有文化研究价值的争论，以及关于臧克家《忆向阳》诗作的争论。书中或刊出争论双方的文章，如《还有什么不能卖》(王彬彬)、《三驳王博士》(李城外)、《还有健忘不能卖》(王春瑜)、《请你今后笔下留情——致李辉先生》(李城外)、《闲侃二李之争》(孙立峰)等等;或在同时刊出观点不尽相同的文章，如陈漱渝《向阳无湖，干校无文——兼议“干校文化”》，表示“想以此突出我的观点:‘五七’干校是文化的大浩劫”。还有王培元读了《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之后，很不屑地质问:“在文化废墟上收获什么?”陈、王都是我熟悉的朋友，他们强化了批判“文革”、剖析“文革”灾难的一面，自然是有道理的。然而，对赞赏从事向阳湖文化研究的主张，痛加贬斥，对于臧克家之赞美干校生活、借《忆向阳》所表达的诗情画意，是不是还应有一点理解，而在言词上也不必过于严厉呢?在我看来，还是如本书的编者那样，让各种声音都说出来，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吧。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我很赞赏“研究”一书的编者在书中让《忆向阳》和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有没有文化研究价值的争论双方都有发言权的做法，也只有研究这样做，才能真正体现那种“我绝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也要坚决维护你发表意见的权利”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哪怕争论一时得不出统一的结论也罢。有道是，岁月无穷，人生有限，把客观的材料和不同的认识留给后人去研究也好啊!

如上所说，我认为首都6 000多文化人在1969年至1974年生活过的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是有文化研究价值的，是起码有历史的反思文化和纪念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去回顾和研究的，关键就在于坚持理性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其次，让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要科学地回顾和研究历史，发现、保存和珍视历史材料、特别是原始档案资料有多么重要。

我自己在这方面是有切身体会的。1959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就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直到1999年退休，随后又返聘到2003年底。几十年的编辑工作中，经手处理的书稿何止亿万言，光长篇小说采用或放弃的、或反复修改的恐怕也不下数百部了，既有过五关斩六将推出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地位作品的欣喜，也有几番努力终于留不住优秀作品的败走麦城的遗憾。如果不是有心保留下有关的审稿意见、往来书信、请示报告、领导批示、会议记录这些基本的原始资料，时移事迁，二、三十年后再来作历史的回顾，《古船》、《九月寓言》(张炜)、《白鹿原》(陈忠实)这些重要的，又是有激烈争论的(上级领导有严厉批评的)作品的情况如何说得清楚?现在重要的档案资料都还在，潜文学史也好，正文学史也罢，都可以有根有据地任人去研究评说了。

《向阳湖文化研究》之所以说具有一种研究文化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我以为另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它的编者十分重视相关原始资料的收集、保存和展示。日记、书信等文字资料就收在这部书里，其它当年著名文化人用过的实物、住过的陋室，也都予以保留展示(见相关报道)。他们带着一种抢救文物的紧迫心情在做这些事情。这显然体现了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确实是难能可贵之举。

翻开《向阳湖文化研究》，从目录上看，就有“史料”专栏上刊载的郭小川的日记、交代和相关的调查报告，还有陈白尘日记，张光年日记，冰心、沈从文、萧珊、巴金、叶至善、叶圣陶、臧克家、冯牧、楼适夷的书信，以及范用在接受批判时记下来的原始文本《咸宁批判》(1969.10)。除非是后来有人为的篡改，否则，这些就都是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文化研究的珍贵资料——虽然郭小川、陈白尘、张光年的日记都嫌太少、太简单，但毕竟是珍贵难得啊!

我强调要重视日记、信件等原始资料的头一个理由就是:只要不是伪造、篡改过的，这些日记、信件就是绝对真实可信的，虽然过于简略，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环境、见解等等，还是一目了然，准确清楚的。因而，面对历史的疑案，有了绝对真实的原始档案资料，即使缺乏旁证，就是仅此一件的孤证，也是可以据此作出正确判断的。

“研究”一书中“争鸣”栏，首篇文章就是徐庆全的《转型时期的标本:关于臧克家〈忆向阳〉诗作的争论》，该文一开头就披露了一封由于姚雪垠严厉批判《忆向阳》引起臧克家愤怒而写给周扬求助的信。此后，又陆续引用了1975年姚雪垠写给臧克家的一组信件，以及《忆向阳》在1978年3月正式出版后，姚雪垠在1978年11月25日写给臧克家的长信(刊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1期)，作为讨论《忆向阳》风波的依据，这样来讨论问题就不会无的放矢了。姚雪垠在1975年的信中对臧克家的诗作赞不绝口，鼓励有加;到了1978年11月面对臧克家同样的诗作却大加挞伐，毫不留情。如果我们考虑到1975年至1978、1979年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沧桑巨变，那么，我们就不必苛责姚雪垠之前后两副面孔——他1975年对臧诗的赞美肯定和1978年对同样的臧诗挞伐抨击，都事出有因，都可以理解，但他如果坚称自己前后一致，早就看出了臧诗的问题，那就是他的虚伪了，除非他能证明1975年那几封给臧克家的信不是他写的。而臧克家如果真认为自己的《忆向阳》是好诗，那也是他的自由。他在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完全可以在他的诗作中去表达他对“五七”干校的赞美，描画他心中的诗情画意。而“研究”一书的好处就在这里:以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有说服力的原始资料(信件)摆出来，作为讨论这场风波的依据。这样的讨论就彰显了编者探求历史真相，追求真理的真诚，有实事求是之意，而无哗众取宠之心。

我强调研究“五七“干校文化要重视日记、信件、当时的坦白交代材料和调查报告等原始资料的第二个理由就是:这不仅是研究、探寻历史真相和相关人物感情、态度的有力依据，而且其作者也可以据此回忆当时的真相、真情，写出有血有肉的文章来，再加上合理的联想，也就可以状写出一个时代和某一类人群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了。

“研究”一书在这方面已经为读者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先在台湾出版的《炼人学校》(后在中国大陆出版时改名为《咸宁干校一千天》)的作者杨静远在跋语中说:“我的记述，确实未经增删地取自我的记忆的原材料库。但我的记忆不大可靠，它像一张粗眼的筛子，留得少，漏得多;它还常常张冠李戴，以假乱真。对它，我不能绝对信赖。可以信赖的是我的日记。那不是真正的日记，只是流水账式的工作日志。但它忠实地记下了我逐日的活动，帮助我想起了许多早已遗忘的事。……”(《向阳湖文化研究》第183页)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联想到眼下不少回忆文章中存在的共同问题:局部记忆遗漏或记忆有误，甚至张冠李戴，以假乱真。这样，自然就谈不上披露历史的真相和表达当时的真情实感。如此一来，无谓的(也不会有结果的)争论甚至打起笔墨官司来也就在所难免。杨静远的这段话好就好在实事就是地承认自己可能有漏记、误记，只有根据当时的日志去写《炼人学校》，才能在日志的帮助下“想起了许多早已遗忘的事”，从而写出真实、生动、感人的作品来。

可见，重视和正确使用日记、书信以致当时的报告、批示、检查交代等原始档案资料，对于还原历史的真相，真实地反映时代和社会的面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确实是大有裨益的。

在此文的结尾，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回顾、研究历史，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即坚持根据可靠可信的实证去探求历史的真相、真情和真理，并非易事。要坚持这样做，从事者必须要有勇气胆识和坚强的毅力。从大处想，中国共产党也是经过几十年的折腾，在付出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在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才在1978年12月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此后在实践中也还有太多的问题要求不断地求得解决，并不是有了正确的主张就一定能做到。

李城外在2010年3月写的本书的“后记”中说:“本书共收入文章98篇，……集16年来向阳湖文化研究之大成，它无疑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展示‘干校文化’研究成果的著作”。李城外从1994年开始做向阳湖文化的开发、研究工作，其后有许多志同道合者加入，有不同时间段相关领导力度不尽相同的关心和支持，直到2009年发起成立咸宁市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牵头创办了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在武汉出版社彭小华等人支持下，于2010年10月出版了“向阳湖文化丛书”5种7册共300多万字。至今16个寒暑，李城外和他的同志们有多少个日日夜夜，为抢救“五七”干校有关的文物和档案资料，为开展并逐步深入“五七”干校文化的研究工作，他们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至今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他们确实功不可没。这一切，没有过人的勇气和胆识，没有坚强的毅力，显然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越是“功成名就”的时候，越是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已经完成的工作来说，如《向阳湖文化丛书》的编撰，按照宁缺毋滥的精神，是不是可以更加精益求精，某些关于不要过分商品化的批评，某些有益的提醒和建议，是否应该适当地听取和考虑，如此等等，我想都是值得从事者参考的。

我知道，向阳湖文化研究还有许多困难要克服，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依然需要李城外和他的团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毅力，坚持努力前进!

我相信，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人，历史一定会记住他。

1006－5342(2011)09－0196－03

2011－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