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传统中庸思想的渊源关系*

韩高峰，吴艳娜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800)

周作人与传统中庸思想的渊源关系*

韩高峰，吴艳娜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800)

传统中庸思想对周作人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是儒家正统文化的渗透，二是传统民间文化的参与，并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很少是实质性的内容和思想上的影响，而更多的是其中所蕴涵的中正和平的感知和情感方式对其文化心理的影响。传统中庸思想贯穿了周作人思想发展的始终，只是它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的转变过程。

周作人;中庸;渊源

周作人一代知识分子生于传统与现代的交接处，他们的思想都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传统与现代矛盾纠结的复杂性。一方面艰难地摆脱传统因袭的重负，寻求着现代性的突破;一方面与传统文化又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表现出深切的依恋之情。周作人家学渊源深厚，从小熟读经书，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再加上他温文尔雅的个性特别适合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中庸思想的滋长，使得传统中庸思想为他的思想发展埋下了最初的、也是支配他一生的根。

20世纪30年代，许杰在评论周作人时说，“周作人是一个中庸主义者。他虽然是一个新文坛上的人物，但实在却是穿上近代的衣裳的士大夫。”［1］我们姑且不论评价的确切与否，但从中足以看出周作人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中庸思想之间的深厚关系。

周作人儿时读的第一本经书即是“上中”(《中庸》的上半本)，到13岁系统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等儒家经典著作。并且不仅是读，“至少《大》《中》《论》《孟》《易》《书》《诗》这几部都曾经背诵过，前后总有八年天天与圣经贤传为伍”。［2］长期耳濡目染的儒家文化在周作人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最初的痕迹，其间所包藏的思想方法、情感方式悄悄渗入到了少年周作人的意识深层，为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埋下了第一条根，并成了他一生摆脱不掉的情结。其中影响最大、对他今后思想发展和人生道路选择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中庸”思想。综观周作人整个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庸思想的参与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的过程。周作人是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更新国民思想的迫切要求使他首先将矛头指向了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1908年，他发表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这篇文章，对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文化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正是激烈的反儒态度造成了他早期与儒家文化决裂的假象。事实上，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周作人这时的反儒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并且反儒决不是对儒家文化的全面否定，表面的反叛姿态根本没能动摇他与儒家文化的深层联系。首先，当时正值中国民族革命的孕育、勃发时期，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一批倾向于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在激进的革命情绪的感染之下面对传统文化的。他们带着强烈的除旧布新的渴望来评判这古老的遗产，难免带有大量的感情成分。所以，是“当时的历史情境助成了周作人的激烈态度”，［3］批判只是特定情境下的表象。再者，周作人的反儒是和当时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现实政治斗争相适应的，因此他所反对的也主要是儒家思想中有可能造成思想专制、迎合统治者专制统治的一部分，即根本的矛头是“儒教的专制主义”，［3］而不是整个儒家文化。相反，这时的儒家文化特别是中庸思想在周作人的整个思想发展中处于一个潜伏期，它虽然暂时被激烈的反叛姿态所掩盖，但是仍然在意识深层起着潜在的作用。这典型地体现在它深刻地影响了周作人在面对域外文明时的文化选择。在日本文化中他找到了记忆中充满温馨和谐气味的古中国的面影，感受到了无常无告的“同为东洋人的悲哀”，欢欣地接受了富有中庸调和色彩的“新村”思想;在西方文化中他选择了希腊的“中庸之德”，英国蔼理斯的主张在自由与节制之间求得平衡的中庸之道。总之，古老中庸思想的牵扯使他总善于在各种不同文化中找到与中国远古文化的共同点，并表示出特别的亲近之感。同时，在这些不同文化的映照之下，他也在寻找、并发现了传统中庸思想的不足之处。这为他以后关于中国思想发展道路的思考，以及他自己思想体系的确立打下了基础。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和心理的逐步成熟，当周作人能够以相对平和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时，意识深层的中庸思想便开始了由隐到显的转变。“五四”运动的落潮是一个大的转折点。此时的周作人像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由对理想的热情追求陷入到了无路可走的苦闷、彷徨之中。正当焦灼的灵魂无法安顿之时，久久潜藏心底的古老文化向他发出了深情的召唤。他开始主动投入传统文化温暖的怀抱。但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带着世界性的眼光，站在整个人类文化高度的再度观照。这一观照使他真正发现了古老中庸思想的价值。1924年，周作人提出了“生活之艺术”的口号，这生活的艺术就是蔼理斯所谓的“禁欲与纵欲的调和”，照周作人的解说也就是中国古老的“礼”，也即“中庸”。他认为中国当时所应该做的就是要复兴古老的中庸思想，用它来充实国民精神，以求得民族的新生。复兴不是单纯地回复，而是要有现代新思想的注入，要用其他民族的优秀思想来弥补它的不足，使它更加壮健，所以他说:“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4］他企图用现代思想之光照亮尘封已久的古老文明，使传统中庸思想焕发出新的活力。此后，他更加明确地打出“中庸”的旗号，多次称述“我最喜欢谈中庸主义”，［5］“我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6］“我的理想只是中庸”［7］……俨然以中庸主义者自居了。直到晚年他在总结自己的工作时还是说:“我的学问根底是儒家的……平常的理想是中庸”，［8］可见中庸思想作为他认定的救国之道和自身灵魂的栖息之所，伴随了他的整个后半生。

需要注意的是，周作人后来在谈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时经常说这样一些话，“‘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之经于我毫无益处”，［9］“小时候读了好些的圣经贤传，也看了好些猫狗说话的书，可是现在想起来，一样的于我没有影响”。［10］据此我们可以推知，周作人在最初接受中庸思想时，由于“看不懂书”，对于“礼教精义”的“茫然”，所以很少受到实质性的内容和思想上的影响。他之所以否定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就是指那些圣经贤传并没能培养成功他的正统思想。而事实上真正对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其中所蕴涵的中正和平的感知和情感方式。也就是说传统中庸思想更多地是给周作人提供了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一种情感心理的积淀，一个思维框架，而真正实质性的内容还有待于日后他借助于西方现代思想来填补。这样看来，周作人与传统文化之间主要是一种情感和思维方式上的联系，而不是实质性的思想上的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无限地依恋，对于一切合于中庸之道的思想、态度感到无比亲切，公然以中庸主义者自居;另一方面却也不妨碍他对传统文化中丑恶悖谬的思想内容施以猛烈的抨击，成为正统文化的“叛徒”。

周作人中庸心理的形成，除了儒家正统文化的影响外，还离不开传统民间文化的参与。相对于正统文化而言，民间文化的影响方式显得更生动、更直接。如果说正统文化的影响相对来说偏于知的方面多些，那么可以说民间文化的影响更多的是偏于情和意。中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一年中气候平均变化，四季准时更迭。在这古老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度里，人们自然而然地在气候有规律的变化更迭中附加上了人事的意义。于是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最有代表性的是所谓的“四时八节”。周作人的故乡绍兴对这些节日是非常重视的，每个节日都有一套从远古留存下来的固定仪式。因此，这些节日对于终岁劳苦的人们来说，不仅是一次次精神与身体的放松和休息，而且在仪式的行进之中也同时是在接受着地方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洗礼。中国的传统节日由自然的有规律、有节奏的变化衍生而来，因此不同于西方的狂欢、放纵，它注重调节、节制，追求灵肉和谐的中和之美。这无形的传统已悄悄溶解在了各种半是祭祀、半是娱乐的活动之中，潜移默化地滋润、熏陶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11］幼时的周作人每逢过节都像其他孩子一样显得异常兴奋，虽然不懂其中的含义，但总会以孩子独有的天真积极地参与进去。这些色彩斑斓的节日给周作人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使他对于“节候之变换，风物之欣赏，人事与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启示”。［12］他后来表示对于“四时八节”中“节”的称谓特别欣赏，认为这是一种由季节影响的自然的道德观。人们于四时更迭之中领悟到了生命张弛之道，于寒来暑往之中发现了盛极必衰之理，故崇尚节制，“以节为至善”。［12］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儒道两家文化都从自然有规律的运行变化中得到了启示，尤其是孔子所说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便是很好的证明，认为“由此引伸出儒家的中庸思想来，倒也极是自然”。［12］并且不仅是古圣先贤，推之于民间一般也都能了解此义。这一方面是由于“教训之传达”，一方面是由于“环境之影响”的结果。于此可见，传统节日不但在周作人幼小的心灵上涂上了重重的一笔，给予他无形的熏染与暗示，即使到了成年他仍然能从中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其实不只是传统节日，民间戏剧、故事以及简单素朴的生活方式都对他中庸思想的孕育与发展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如上文所说，周作人认为民间对于“以节为至善”观念的接受主要通过两种途径，“由于教训之传达者半，由于环境之影响盖亦居其半也。”［12］这句话正可用来说明他自己对于传统中庸思想的接受，一半是正统文化的传达，一半是民间文化的熏染。当然除了外在客观因素的影响外，我们也决不能忽视个人性格气质的原因。性格气质决定着一个人对某种思想的接受方式和程度。周作人温文尔雅的气质为中庸思想的生长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这才能够使这颗种子一旦落地便迅速地扎下了牢固的根，并最终发荣滋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1］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研究资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2］周作人.苦茶随笔·论语小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汪言.早期周作人与儒家文化［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8，(4).

［4］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周作人.谈虎集·北沟沿通信［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6］周作人.谈虎集·后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周作人.秉烛后谈·自己所能做的［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周作人.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9］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0］周作人.苦茶随笔·儿童故事序［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1］钱理群.周作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7 ～12.

［12］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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