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环境对桑植白族的影响*

张丽剑，王艳萍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人文地理环境对桑植白族的影响*

张丽剑，王艳萍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桑植是白族散杂居分布的重要区域，境内分布有十多万白族人民。在桑植白族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对白族文化在当地的扎根、壮大产生了明显影响，对文化的内涵、发展进程、特色等方面有塑造作用，乃至于对民族生存方式的选择、民族关系的格局都会产生影响。

桑植;白族;生存环境

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白族总人口有185．81万人。其中，云南白族总人口有136．56万人，约占白族总人口的73%，大理白族自治州有白族105．84万人，约占白族总人口的57%。表明云南大理是白族历史上乃至现今分布和活动的中心。白族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白族人口超过十万的省有云南省、贵州省、湖南省，其中以云南省的白族人口最多，集中聚居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云南省以外的白族处于与其他兄弟民族散杂居的态势，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西部(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威宁、安顺等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西昌、攀枝花市和宜宾市)、重庆市、湖南省(桑植县的7个白族乡)等省、市。2006年3月15日成立的湖北省鹤峰县铁炉白族乡也是白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1］2005年，桑植县总人口434927人，其中白族人口101903，占全县总人口的23．43%。

从白族分布范围来看，显著表明白族分布范围是以洱海区域为中心辐射周边。不论是四川大渡河以南地区，还是黔西地区，它们首先在地域上和洱海区域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基于此，可将以大理地区为中心，包括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在内的白族分布区称为泛洱海区域。而另一方面，则难以将湖南、湖北的白族包括在此区域内，应该说，湖南、湖北的白族是白族发展中的一个特例，它和白族历史上的“爨僰军”密切相关。［2］

一、桑植白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

桑植县的地理位置位于湖南省西北部，隶属国际旅游新城——张家界市，东界慈利县、石门县和武陵源区，南毗永定区、永定区、永顺县，西接龙山县，北邻湖北宣恩县、鹤峰县，距省会长沙456公里，离张家界市71公里，东经109°41 ˊ——110°46 ˊ，北纬29°17 ˊ——38°84 ˊ。

桑植县内山脉众多，地处武陵山脉北麓、鄂西山地南端，境内山峦起伏。武陵山脉从贵州云雾山分成三支，其北支和中支延伸到桑植全境，形成40条主要山脉，多呈东北——西南走向，有10426个大小山头，最高点八大公山主峰斗篷山海拔1890．4米，最低点竹叶坪乡柳杨溪河谷海拔仅154米。

多山的地形首先是决定了资源的丰富多样性。桑植县是全国500个资源富县之一。山地面积358万亩，人均达到8．6亩;草地面积176万亩，万亩以上成片草场11片，拥有面积达18万亩的南滩草场。活立木蓄积330万立方米，有各类树种702种，距县城80公里的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2．32万公顷原始森林，区内野生动植物达6400余种，有珙桐、水杉、华南虎、云豹、大鲵、黑棕熊等珍稀动植物，被称作亚洲物种“基因库”，是科研、旅游、度假、疗养的胜地。可供开发利用的药用植物1700多种，黄柏林面积达33万亩，系南方最大的黄柏基地;木瓜、黄莲、五倍子等产量居全省之首。

从地质方面来看，桑植县地层发育齐全，矿产资源丰富。天然气、铁矿、煤炭、硅石等储量居全省前列。截止到1999年底，全县已探明储量的矿藏有30多种，矿床、矿化点160处。已探明的主要矿产有煤、铁、硅石、天然气等。主要矿产探明储量:煤1．4亿吨，铁矿3．5亿吨，硅石矿2368万吨，占全省硅石储量的86%，是全省特大型硅石矿床，天然气1986×103立方米。桑植境内溪河密布、水流湍急，水资源丰富。有大小溪河410多条，占地面积5140公顷，每平方公里有河流0．12条，主要河流是澧水源流和澧水、娄水。

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和东北部属中山和高山地区，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属中山和丘陵岗地。桑植县大地构造单位属新华夏结构体系，杨予准地合的一部分。由于受八面山褶制约，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广泛分布为中山、低山地貌。全县地层主要属三迭中统、寒代下统、震旦系下统等，以三迭系和志留系为主。气候属于中亚内陆季风气候，因地貌差异大，气候变化呈垂直规律，“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构成间断性的地方性雷雨和暴雨中心之一。由于地形复杂，气候特殊，既形成适应动植物生长的小气候环境，又造成多种灾害性天气，十年九灾。

二、桑植白族所处的人文历史环境

桑植县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时就已经设县治理。关于桑植县名的来历，一般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桑植盛产蚕桑，以物得名;第二种观点认为，桑树垭处于桑植内、外半县分疆处，以界得名;第三种观点认为，桑植地形略似桑叶，以形得名。综观以上诸说，多有附会之嫌。谷忠诚结合历史的考证，提出桑植县得名的第四种观点，认为桑植县名源于桑植司，桑植司名又源于桑植坪。［3］

桑植县上古史籍称古西南夷地，夏、商属荆地，西周属楚地，春秋属楚巫郡慈姑县，秦统一六国后，划全国为三十六郡，当时的大庸与慈利就属于黔中郡，所辖范围包括慈姑县(县址在今慈利蒋家坪乡太平村一带)、桑植县、大庸县(今永定区)、石门县、安乡县、澧县、津市，以及现在的湖北省公安、鹤峰两县与湖南桃源县一部分地区。

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析慈姑县为孱陵、充县(包括今永定区、武陵源区与桑植县)。近年来，南岔、朱家台两地相继出土的汉墓群证实，今桑植地域即为古充县主体。

三国时期，吴景帝孙休永安六年(公元263年)，改武陵郡为天门郡，析充县，增置娄中县，当时的大庸便属于天门郡管辖。西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废充县，改置临澧县。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孝建六年(公元454年)，分荆州武陵、天门属郢州刺史。宋明帝秦始三年(公元467年)，武陵、天门仍属荆州。

西魏恭帝拓跋廓二年(公元555年)又罢天门郡置澧州。北周建德四年(公元575年)，又废娄中与临澧两县而置崇义县，新置北衡州。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北衡州为崇州，零阳县为慈利县，与崇义县同属崇州管辖。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废崇州，改澧州郡为澧阳郡，统辖六县(慈利、大庸均属澧阳郡)。

唐朝，全国改为十道。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澧州澧阳郡，属山南道，统辖六县，慈利与崇义县(今永定、武陵源两区与桑植县)归其所辖。

五代十国时期，包括桑植县在内的今张家界全境属楚国管辖。

宋朝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将全国调整为二十三路，路下设府、州、军。宋太祖赵匡胤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今张家界全境划归澧阳郡，曰慈利县，并在今桑植县设安福寨，在今永定区大庸所设武口寨，在武陵源区设索口寨。宋仁宗年间，桑植推行土司制度，在外半县设立安福寨、茅冈司、索溪寨、添平司;在内半县设立荒溪宣抚司、桑植宣抚司(因司治芭茅溪乡桑植坪而得名)及永顺司属地南旗(今廖家村区)，后改柿溪司。

元代，在全国设立十一个行省，元世祖忽必列至元十四年(公元1271年)改置澧州路总管府，辖四县(包括今张家界全境)，并在今永定区置茅冈都元帅府。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将慈利县升为慈姑州，复名慈利州，辖四县(包括今张家界全境)。今桑植的外半县属柿溪州，内半县则分置上桑植、下桑植长官司(后改为安抚司)。顺帝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改澧州路为澧阳府，辖四县(包括今张家界全境)，罢安定、柿溪二州。

明代，废行省，设三司。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降慈利州为大庸县，隶属于澧州。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慈利划归常德府管辖。明朝为征讨覃垕，在永顺羊峰山设羊山卫，并修筑排栅城，后迁羊山卫城于大庸，更名为大庸卫。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改大庸卫为永定卫。二十三年，在慈利设九溪卫。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今张家界划归岳州府。今桑植地设有安福所。

清代，在全国设立二十个行省，下设府、州、县。雍正五年(1727年)桑植宣慰司使向国栋受诏改土归流，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茅冈土司改土归流。升澧州为直辖州，辖安乡、石门、慈利等县，同时废永定、九溪二卫，新设安福县(今永定、武陵源二区与慈利、桑植二县在当时均属安福县)，并改岳常道为常澧道。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割原九溪卫麻寮所并入容美司，置鹤峰州，属湖北省宜昌府，同时割安福司与桑植司地置桑植县，属永顺府管辖。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经清廷议准，将上、下峒两长官司之辖区(今廖家村区)和永定茅冈司属地利福塔、岩屋口以及忠建司(司治今湖北省宣恩县沙道沟)的三里，即太平里(今上河溪乡)、兴贤里(今河口乡部分属地)、从云里(今八大公山和细沙坪一带)划归桑植县，县治安福所旧址(今桑植县城)。

民国时期，先在省下设三个道、六十个县，后废道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16年湖南省裁撤武陵道，将大庸、桑植、慈利县划归辰沅道。1922年，裁撤“道”的建制，仅存省、县两级，大庸、慈利、桑植县均属省直辖市。近代历史上，桑植县是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5年红军长征后，湖南省建湘西绥靖处，辖慈利、大庸、桑植、临澧、石门、澧县等六个县，专员办事处设在慈利县。1938年至1949年，湖南全省调整为10个行政督察区，大庸与桑植属第八督察区，专员办事处设在永顺。

1949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桑植，建桑植县临时人民政府，次年3月29日成立桑植县人民政府，隶属永顺专署，1952年撤销永顺专署，改由湘西苗族自治区代管，1954年4月湘西苗族自治区改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大庸市，桑植县划归大庸市管辖，1994年4月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

桑植县1995年撤区并乡建镇，撤销城郊、瑞塔铺、官地坪、凉水口、陈家河、五道水、廖家村七个区公所，将45个乡镇合并为8乡8镇。1998年10月，又将16个乡镇分设为38个乡镇。截至2005年底，桑植县辖9个镇、22个乡、7个民族乡，560个村(居)民委员会，4006个村民小组，居住着汉、土家、白、苗等17个民族43万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占88%，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7．8%。

桑植县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沿革，甚至在同一时期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单位下，区划变动较为频繁，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桑植白族的文化、历史的发展、变迁。

三、地理、人文、历史等生存环境对桑植白族的影响

在民族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19世纪曾经兴起以F·拉采尔为代表的地理决定论，认为地理因素，特别是气候和空间位置，是人们的体质和心理差异、意识和文化不同的直接原因，并决定着各个国家的社会组织、经济发展和历史命运;地理或是气候，或是人群居住的自然环境是决定这个地区人类历史和这个文化的最重要条件。正如许多学者对该理论的批评中所指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过度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生活的决定性作用，而甚少注意甚至于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对自然的利用。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居住地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与愿望，以自己的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不仅于此，人类不但能够利用自然，还能够改造自然。现今已经很少有学者简单地完全肯定地理环境的决定性作用了，尽管很难断言地理环境是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内容的决定性因素或唯一因素，但越来越多的学者们都认识到，至少地理环境对民族发展、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影响民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此重要性，在进一步解析桑植白族的文化面貌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桑植白族的生存环境，从中可见生存环境对白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通过剖析桑植白族在全国白族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仅仅是凸显对桑植白族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更有助于我们将桑植白族置于全国白族的视野下，从宏观视野探究桑植白族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地域色彩的特殊性。［4］

以上地处边远、交通不便、资源丰富、山川纵横等特点构成了桑植白族的生存环境，对桑植白族的生产、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尽管很难断言地理环境是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内容的决定性因素，但至少地理环境对民族发展、民族文化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

(1)多山的环境，不仅决定了生存环境的艰辛及生存资源的缺乏(尤其是耕地、生产资料等的缺乏)，而且对民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居住格局、居住形式、生产方式、服饰、语言、宗教信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等文化的各方面均有全方位体现;

(2)生存资源的缺乏(虽然桑植县是个资源大县，矿产、水利、动植物等资源非常丰富，由于受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所限，其中许多资源难以直接转化为生存资源，为人们所直接利用，这种情况在古代社会里表现尤其明显，一方面如虽然拥有丰富的水利资源，但开发困难大;另一方面如虽然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但运输困难，交通不便，制约了天然物产向价值商品的转换)，直接导致不同民族之间对生存资源的争夺，甚至于残酷的竞争，形成居住于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竞相争夺生产资源的局面，这无疑对民族之间的交往、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对生产资源的争夺，有时会由地域性的械斗引发民族间的矛盾、对立，甚至演变成民族间的仇杀;

(3)相对而言，桑植县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在此种环境之下，一方面体现为白族文化得以更多地保留下来，这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对白族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白族文化和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瑶族文化表现出显著的融合特点，许多文化特质难以确指为某一民族所专有的现象就是对此问题很好的一个注脚。

［1］2005年，笔者受湖北省民宗委的委托，数次前往鹤峰县铁炉乡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撰写而成《关于成立鹤峰县铁炉白族乡的申请》论证报告和成立申请，参与了铁炉白族乡的筹建工作。

［2］张丽剑:鄂西鹤峰白族的来源及其文化［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7，(4)．

［3］谷忠诚.桑植县名初探［J］．桑植文史资料，1991，(2)．

［4］谷忠诚，康胜广.桑植县城的演变［J］．桑植文史资料，1991，(2)．

［5］张丽剑.白族散杂居地区文化的变迁［J］．中国民族，2007，(4)．

K892.23

A

1006－5342(2011)01－0026－03

2011－01－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云南与内地的文化互动研究(08JC850006);湖北省民宗委项目“鹤峰县白族文化的历史、现状与开发(QSZ07004)”。

张丽剑(1972－)，男(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散杂居民族关系、白族历史与文化。王艳萍(1974－)，女(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中南民族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白族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