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近代海权意识嬗变为视角的孙中山海权观探析＊1

李强华

（上海海洋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1306）

基于中国近代海权意识嬗变为视角的孙中山海权观探析＊1

李强华

（上海海洋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1306）

20世纪初，随着西方海权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近代国人的海权意识不断觉醒。孙中山顺应了20世纪初世界海洋战略竞争的浪潮，从思想和实践展示了他对海权的高度认知，成为近代中国海权观确立的重要标志。孙中山对海权与国家政治、海权与国家经济、海权与国家安全、海权与社会进步的真知灼见无疑拟就了一幅具有现代科学意识和战略高度的海权观，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的“重陆轻海”观念的深刻反思，又是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海洋强国之路的思想宝库。

中国近代；孙中山；海权；嬗变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传统海洋观带来了严重冲击，魏源、林则徐等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海防观，把海防战略思想与世界海权竞争的态势相联系，标志着近代海权意识的萌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晚清政府发展海上运输业、创建新式海军、发展海上防御，彰显了海权意识的感性觉醒。然而，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很难让多数人认识到海权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导致对海权缺乏理性的认知。对于晚清政府海权的丧失，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愤慨。孙中山为代表的思想家顺应了世界海洋战略竞争的浪潮，从思想和实践展示了对海权的高度认知，成为近代中国海权观确立的重要标志。

一、恢复海权：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19世纪以降，中国经济被迫纳入了世界整个殖民体系，并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中国半殖民地程度逐渐加深。反对西方列强侵略，追求平等、和平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遂成为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亚、非、拉美等弱小民族的共同诉求［1］。从国内来看，孙中山认为国家的生存包括土地、人民和主权，三者缺一不可，土地包括海洋，因此晚清海权的丧失直接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从国际来看，孙中山从世界列强相互间海权争夺认识到海上力量的强弱与国力强弱之间的紧密联系，“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2］。德、英、美、日、俄无不是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势力迅速进入世界列强行列的。国内的海权丧失和国际间的海权竞争迫使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恢复海权。为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爱国人士就海权问题进行了反思。

（一）反思晚清以降中国海权意识的薄弱

鸦片战争以降，中西海洋观念的直接碰撞使得中国的海权意识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今天下，一海权争竞剧烈之场耳。……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束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3］晚清有识之士被迫购买舰炮、兴建水师、增强力量以御外侮，然而由于一个国家的战备决策与其内在在政治传统和文化特征方面有着密切关系，晚清中国的统治者和决策者们根本无法理解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即将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之间的联系，更遑论这些事情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的关系。晚清政府由于缺乏对海权的深入探究，使得海防战略和军事体制存在着诸多的局限，又由于缺乏对海权与国家强弱关系的高度认识，使得海军建设经费投入匮乏，海军也只局限于作为海防的工具。正如李鸿章所言，“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4］历史的局限使得李鸿章等晚清有识之士只能承认西洋之物质文明乃其富强之由，而不知其政教制度又为物质文明之基础。徒规摹船坚炮利之形迹，终不免画虎类犬之讥。海上自保政策的局限、海军力量的薄弱及战术、战略的错误最终没能将威胁挡在海岸之外，使得海权丧失殆尽。面对这一现实孙中山反思到，“惜乎甲申、甲午两次挫败，兵船毁失殆尽。而满清政府既不能整顿于前，复不能补救于后，……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2］战争以最残酷的方式表明，谁拥有强大的海军谁就能掌控海权，谁能掌控海权谁就能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

（二）从世界列强相互间的争夺认知海权的战略意义

孙中山早在1906年谈论英国为何重视海权时就提到了“海权”这一概念，“英国要注重海军，保护海权，防粮运不继”［5］。不仅英国如此重视海权，世界各海洋强国都纷纷展开了对海权的争夺。孙中山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因海权之争引起的，“这次大战争所以构成的原因，一是撒克逊民族和条顿民族互争海上的霸权。因为德国近来强盛，海军逐渐扩张，成世界上第二海权强国，英国要自己的海军独霸全球，所以要打破第二海权的德国。英、德两国都想在海上争霸权，所以便起战争。”［6］不仅德、英两国因海权而战，德、美两国之战同样也是起因于海权争夺，“德宣言封锁地带无警告击沉以后，美国及其他中立国船，皆有中止之惧。于是美之工业为之大摇。美国为保护此种利益，乃欲打破德之潜艇势力，而继续其通商。此其宣战之本意也。”［7］

（三）中华的生存离不开对海权的恢复

孙中山从地缘政治的视角认识到，在近代列强海上争霸之际，由于中国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难免成为各列强争夺的重心，中国以往视为自然天堑的海洋自然成为外敌入侵的通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成为东、西方列强侵略宰割之目标，其中自太平洋海上入侵者居多。孙中山分析到，“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于大西洋，今后则由大西洋而移于太平洋矣。昔时之地中海问题、大西洋问题，我可付诸不知不问也；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运命者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8］中国成为世界列强海权之争的焦点，能否恢复丧失殆尽的海权成为决定当下中民华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同时也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针对中国长期以来过分强调陆权忽视海权的事实，孙中山提出未来的发展思路是：海权与陆权并重，不偏于海，亦不偏于陆，而以大陆雄伟之精神，与海国超迈之意识，左右逢源，相得益彰。

总之，对于中国来说，自己如果不能恢复丧失殆尽的海权并把握住此“堂奥”和“宝藏”，陆权也难以保证，直接会危机到国家安全，中华民族将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孙中山把中国海权放在世界海权争夺的格局和海权与国力兴衰强弱的关系中进行审视，强调恢复中国海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对晚清以来有识之士单从军事防御看待海权的超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

二、维护海权：加强海上军事力量

恢复和维护中华海权并把握住这一重要门户的关键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海军是海权依托的核心力量，是国家海洋战略力量的表现。根据世界竞争局势，孙中山把海军建设看成是决定中华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建立强大的海军成为维护海权、保卫中华安全的不二法宝。

（一）孙中山以美日交战为例，表明了海军的强大是海权扩张的必要基础

海军的强大根本上是离不开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强大的资金投入，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国遥遥领先就是最好的注解。“美国之海军，于世界居第三位，一旦开战，即可以负清扫大西洋之一部分责任。……美国频年增加海军，其费动数万万元，此次开战之后，首决支出陆军费美金二十九万万余元，海军费约美金五万元。盖有此实力，然后可以言战争也。我国望其百分之一否乎？能以一无畏舰、一潜艇向人乎？能有完全之军队一师乎？”［7］美国海军的实力决定其战斗力，不仅我国的海军力量不能望其项背，就是日本海军也难以与美国抗衡，日本在海洋军事方面的投入与美国的悬差决定了日本难逃败局。“美国十年前海陆军之力，几于无有，虽欲远骛，势所不及。十年以来，翻然改变，岁造超无畏舰二艘，海军力逐渐凌驾日本。去岁更提新案，于向来制舰之外另加十万元之制舰费。宣战之日，又决定战费六十八万万元，其中亦有十万万元属于海军。……反观日本之海军，则数年之后，裁得完成八战舰四巡洋战舰之一队而已。两者相比，其不敌较然。”［7］美国的海军从无到有，不断地加大经费上的投入，而日本则不断地消减，美国在海军建设上战略眼光的远大最终使其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二）反思中国海军积弱的严重后果

“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何也？我国之兵船，不如外国之坚利也，枪炮不如外国之精锐也，兵工厂不如外国设备齐完也。故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现在强邻如虎，各欲吞食我国，若我国不有相当武械自卫，则我国必为虎所食也。故我国须改良武器，然后能自卫也，不为虎所食也。”［2］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薄弱不仅难以保证中国的富强，甚至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就当时中国积弱的海上力量而言，任何一个强大的海洋强国随时都可以使得中国陷入灭亡的绝境。“照这样看，只要一战便至亡国，中国天天都可以亡。因为我们的海陆军和各险要地方没有预备国防，……像这种驱逐舰在日本有百几十只，日本如果用这种战舰来和我们打仗，随时便可以破我们的国防，制我们的死命，所以，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海陆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6］中国海军积弱根本上源自于经费投入的不足和对海军建设缺乏足够的重视，其深层次原因是对近代海权认知的局限。孙中山从地缘政治认识到日本离我们最近，对我们最具威胁性，以此中国积弱的海上军事力量去面对日本的强大海上力量犹如以卵击石。

（三）筹建近代化海军基地以加强海军建设

孙中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到了海南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并主张改海南为省，“今台湾既去，海南之势甚孤，倘一旦为外国所占领，非特该岛人民受蹂躏之祸，恐牵一发而动全身，即神州大陆亦必受其影响。此同人所以有改设行省之议也。”［2］正因为海南战略位置的特殊性，所以才有必要改设为行省，“夫琼州宜改设行省，其理由有五，试为诸位先生缕析陈之：其一，巩固海防，琼州宜改设行省也。夫琼州位置极南，为大西洋舰队所必经之路，南洋之门户也。……吾国海军诸港如旅顺、威海、胶州湾、广州湾等地，次第借租于外国，其余可为海军根据地者无几，倘再舍此而不顾，恐后患有不可胜言者。”［2］当前中国海军无法与西方列强的海军抗衡，但是从长远来看，海军基地是海军强大的必要前提，“今我国海军虽不克与列强争胜，然有海军根据地，置而不顾，甚非国家永久之大计、巩固边防之政策也，倘改为行省，则琼州之军港易于建设的。”［2］所以建立琼州省是为了建设天然海军根据地榆林港，以便加速海军发展以扼守这一战略要冲，牢牢把握住制海权。马汉在论述地缘政治对海权的影响时指出一个国家有了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之后，要通过占有或者夺取有利的地理位置实现海军战略的有效运用，才能实现海洋控制权。与马汉的观点相似，孙中山把海南建设成海军基地不仅是为了培育海军，更为重要的是占据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从而加强对南海的控制权。

历史证明，如果没有海上军事力量作保证，任何国家都不能长期成为强国。尽管孙中山认识到军事力量在维护海权、增强国力中的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力量的有限和保家卫国的现实目的，使得孙中山的海军建设依然没有超出战略防御的思维框架，他认为海军需款过多，要只先办到防守一方为止。

三、争取海权：发展海洋实业

孙中山认识到海洋实业的发展对于争取海权、占领海洋空间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从地缘政治来看，海洋的区域经济战略地位与政治战略地位同等重要且彼此相连，海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海军的保护和制海权的巩固，同样，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海军的强大和制海权的巩固都将无从谈起，所以必须通过海上航运业、建立港口和商船队、开发海洋资源等海洋实业的发展，从而以海兴国争取更多的海上权利。

（一）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比较中外航运业的差别

孙中山在对中日航运业的比较中指出，中日的地缘性差异决定了日本在海洋运输业方面强于中国。“即以航运言之，中国之招商与贵日本邮舰会社，殆同时产生，而贵会社逐年发达，已可与世界之大航运公司抗衡；中国之招商局其事业仅限于国内，且不能与外国公司竞争。……日本为海国，必先求水运便利；中国为大陆国，必先务陆运，即铁道之发达，然后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乃有可言。”［9］接着孙中山又比较了中美航运业，“美国自开战以来，虽屡沉船舶，而其业船者无不获大利。日本最近暴富者，大抵皆以买船。即日本邮船会社会一家，去年一年之间，亦获数千万之利益。……一面输出有馀之农产，一面输入必需之货物，且从而为建新船之基础，则此停滞内地各埠之货，不及一年可以悉去，而原产地之货，亦可陆续输出。”［7］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都充分发挥其地缘优势，通过大力发展航运业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而中国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其航运业的发展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失去了诸多获利的机会。日本航运业之所以那样发达是因为：“他们政府有津贴来补助，又用政治力特别维持。在中国看起来，国家去津贴商船，有甚么利益呢？……中国出入口货物的价值每年已至十余万万以上，此十余万万中，所损失也当不下一万万了。”［6］日本以国家行为去干预航运业，把推动航运业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值得中国深思。孙中山对中外航运业的比较证明，航运业的发达与否不仅显示了经济实力的强弱，也展现了海上实力的差异，这为孙中山设计中国航运业的蓝图奠定了基础。

（二）建立商港和商船队

基于地缘政治的认识，孙中山高度重视港口在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位置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称港口为国际发展实业计划之策源地、为世界贸易之通路、是中国与世界交通运输之关键。孙中山对港口的建设进行了精心的规划，并绘制了详细的图纸加以说明，他将海港建设与水陆交通建设相互衔接，互为发挥最大的作用。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设想“建四个二等海港、九个三等海港及十五个渔业港。此四个二等海港，应以下列之情形配置之，即一在北极端，一在南极端，其他之港则在此三世界大港之间”［10］，并且打算建立一个将来足以与纽约相媲美的商业港。他亲自规划的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构成了“连合中国全海岸线”的海港群体。他强调以沿海港口为中心，以航运业和造船业为依托，加快中国对外开放与交往，对内通过发达的交通网带动国家整个经济建设。港口的建设使得孙中山认识到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商船队，当中国既经按吾计划发展无缺之际，其急需者，当有一航行海外之商船队，亦要多数沿岸及内地之浅水运船，并须有无数之渔船。除建设航海船队以外，还需要自己建造大陆内河浅水船及渔船，选择自己制造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劳工与材料相比外国要廉价，二是外国船场不可能为中国建造这样的船只，所以中国于此际必须自设备其船厂自建其浅水船渔船船队。

（三）注重海洋资源的开发

海权与国家经济利益的关系首先体现在海洋资源对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海洋已经成为当今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所能够依赖的最大的资源宝库。孙中山非常重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他认为“人类食物得自三种来源，即陆地、海水、空气三者。……前此论捕鱼海港之建设及捕鱼船舶之构造，涉及海水食物”［10］。海水食物是人类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理应加大力度开发。孙中山在设计北方大港时指出，此港有利于我国北方盐业的开发。“此港筑成，立可获利，以地居中国最大产盐区域之中央故也。在此地所产至廉价之盐，只以曝法产出；倘能以近代制盐新法，且可利用附近廉价之煤，则其产额必将大增，而产费必将大减，如此中华全国所用之盐价可更廉。”［10］商港处于中国最大产盐区域中央，利用此港输出，可使产额增大，而成本削减，那么盐价也会更加便宜。除了盐业开发以外，孙中山还注意到了辽东湾头的沼泽地还可以开发为水稻田，“盖以辽东湾头广而浅之沼地，可以转为种稻之田，借之可得甚丰之利润也”［10］。

总之，孙中山吸取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以沿海港口为中心，以航运业和造船业为依托，加快中国对外开放与交往，面向世界市场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的航运业、造船业和海洋资源的开发，通过利用海洋和控制海洋以争取更多的海权。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大海权，孙中山依其“突驾”说的进化论思想，认为中国能够赶日超美，中国可以后来居上，来一个跃进，超越别国。他认为中国人不仅可以突驾日本，而且可以超过英美。孙中山海洋实业的设想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能付诸实践，但孙中山自觉认同并重视汲取全世界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的世界眼光需要我们不断坚持。

四、结 语

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在不断遭受列强海上入侵的屈辱中逐渐对海权有了觉醒，不得不通过建立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以加强海防实现自强御侮。随着近代国人对海权思想的不断觉醒，孙中山顺应了20世纪初世界海洋战略竞争的思潮，从思想和实践展示了他对海权的高度认知，成为了近代中国海权观的重要标志。孙中山对海权与国家政治、海权与国家经济、海权与国家安全、海权与社会进步的真知灼见，无疑拟就了一幅具有现代科学意识和战略高度的海权观，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的“重陆轻海”观念的深沉反思，又是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海洋强国之路的思想宝库。

［1］［韩］李京来.孙中山与吕运亨比较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225.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6：344－564.

［3］张侠.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1：798－799.

［4］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9卷［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47－48.

［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6：328.

［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6：206－233.

［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6：53－94.

［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6：119.

［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6：16.

［10］孙中山.孙中山全集：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6：254－325.

An Examination on Sun Yetsun's View of Maritime Rights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 of Maritime Rights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China

LI Qiang-hua
（College of Humanities，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with the western maritime right theory spreading in modem China，the modern Chinese awakened to it.Sun Yetsun adapted himself to the world ocean strategic competi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showing his recognition of the maritime rights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and thus becoming an important sign of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marine right in modern China.Sun Yetsun's view about the sea right and national politics，sea right and national economy，the sea right and national security，sea right and social progress undoubtedly constituted the marine rights with modern scientific consciousness and concept of marine rights with strategic height.This is not only a deep retrospection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Land First and Sea Second”but also is a treasure of thought to lead China onto the path of maritime great power.

modern China；Sun yetsun；maritime right；transformation

K25

A

1671－0304（2011）06－0103－05

CNKI：65－1210/C.20111028.1200.001

2011－09－20 < class="emphasis_bold">［网络出版时间］

时间］2011－10－28 12：00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中国近代海权观嬗变研究”（12YS075）；上海海洋大学人文社科项目“中国近代海权意识嬗变研究”（A－0211－11－0000－0217）。

李强华（1975－），男，安徽寿县人，上海海洋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海洋政策和海洋战略方面的研究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11028.1200.001.html.

吴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