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produceless，livebetter
——高兹生态社会主义设想述评

郑梅萍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produceless，livebetter
——高兹生态社会主义设想述评

郑梅萍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本文阐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高兹“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政治生态设想，从剖析“越多越好”经济理性的根源，到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超越，再到实现“更少”与“更好”的结合，依此逻辑对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设想进行评析，指出了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应成为先进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和发展目标。

高兹；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驱使下，人们崇尚的是“越多越好”原则。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爆发，“越多越好”这一生产方式逐渐受到质疑和抛弃。自20世纪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对资本主义进行剖析，其中北欧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高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疑是最尖锐而系统的，他提出的“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当今日益恶化的生态问题面前，无疑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一、“越多越好”之经济理性禁锢

高兹认为，经济理性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步，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危机正是源于“越多越好”这一经济理性原则。

（一）何为经济理性

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化进程与经济理性的运作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在《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论述：“从经济合理性的观点来看，由于所使用的手段的日益有效而在全社会性的范围内节省下来的工作时间构成了这样的一种工作时间，它可以用来生产附加财富。”[1]由此可以看出，高兹所说的经济理性就是通过改进劳动手段、节省劳动时间以创造额外的价值，也就是说“使生产要素效率最大化的行为即是经济合理性”。高兹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用每单位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所获得的‘剩余额’来衡量。”[2]因此，资本主义只考虑每单位产品本身的劳动量，一切都是为了市场，并不顾及劳动本身、人的消费及其感受。

（二）“越多越好”的滋生

高兹认为，“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必然仅仅是被商品交换所支配，它必然被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上进行交换这一原则所驱使，在这一市场上，被割裂的生产者面对着同样的是被割裂的购买者，它们在竞争中发现自身。”[3]生产只是为了市场，交换则是目的和手段。在这种经济理性的指导下，传统社会中的“足够”范畴也已不适用，人们开始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利润作为工作成效的标准，财富则成为一个人成功的尺度。这种量化的方法确立了这样一个人生准则:更多要比更少好，钱挣得更多的人要比钱挣得更少的人好，对每个人都一样好的东西没有价值，必须有着若干东西好于他人才能受到尊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创造并利用着人们的这种价值观念，不断制造出新的需求，维持不平等，控制着人们。从而成功不再是一种个人评价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生活质量”的问题，而是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财富的多少，“越多越好”的原则主宰着资本主义社会及人的生活。

（三）“越多越好”的危害

高兹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企业把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联合在一起尽可能盘剥最大限度的利润，它重视机器的顺利运转甚于工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重视降低生产成本甚于生态平衡。资本家为寻求最大利润，只会注意降低生产成本，而不是保护生态环境，这必然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掠夺，导致自然资源面临枯竭的边缘，造成严重生态危机。因此，高兹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就是生态危机。

同时，高兹借鉴马克思的观点，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视角对经济理性的危害作进一步研究。他认为，经济理性造成社会关系的畸形和物化，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它使劳动者失去人性，一方面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另一方面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高兹进一步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奴隶主义，即被职业精英雇佣来的人做的是奴仆的工作，他们和以前富人阶级雇佣了一大批家内佣人没多少区别，成了新的“奴隶阶级”。

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超越

在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同时，也饱含了高兹对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深刻批判。高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如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等，从根本上说就是生态危机，而这一切危机的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效率至上、越多越好，而不是够了就行。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也就是破坏”，任何生产都同生态系统的破坏联系在一起。

高兹深刻指出，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根本无法解决严重的生态问题。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不愿也无力进行生态保护。资本主义不但不屈服于生态危机，反而企图在转嫁和治理生态危机中获得私利，他们用尽一切高压统治和欺骗的手段，将保护生态环境的特权独占，并将自己的控制延伸到其他社会和领域。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本质与生态保护的要求天然对立。实施生态保护就要控制消费，而控制消费的前提是压缩生产，减少利润，这显然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原则格格不入。此外，控制消费的另一个要求是公平、合理地进行产品的分配，而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只能造成贫富不均、特权差距的拉大。

高兹指出，生态危机会引发一切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而要解决这些危机，唯一的出路就是摆脱“越多越好”经济理性原则的支配，超越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建一种新的、更高的理性，即生态理性。生态理性，矛头直指经济理性，它不同于一般的环境主义，主张经济发展应从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必须减少和消除一切威胁自然的经济活动，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并将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当然，高兹的生态理性重建，虽然反对局限于现存体制内进行单纯的环境保护，但也反对彻底否定工业文明。他指出了两条可能的生态重建道路，一是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的道路，二是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他认为，不仅是资本主义与生态对立，现行的社会主义也无法很好地实施生态保护，这里主要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他甚至认为，现存的苏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奉行经济理性、对抗生态保护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科学社会主义”的概率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虽然，高兹对现行社会主义进行了批评，但是在生态保护的立场上，他还是坚定地站在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立场上。只不过，他的社会主义设想不同于苏联模式，是一种区别于经济理性并能真正体现公平分配原则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取代“越多越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就是社会主义“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的模式。

三、“更少”如何实现“更好”

高兹认为，“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是有可能的，但关键就在于如何使更少的生产实现更好的生活。他强调，实施“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中进行，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发展的基本宗旨和这些要求与“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的要求相符合，从而能使这些要求切实有效地实施，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

高兹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少地生产可以实现更好地生活，但要真正实现“更少”与“更好”的结合，必须在关键的消费领域彻底打断“更少”与“更好”之间的联结。这需要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

首先，更少的生产。人们根据自己的想象而不是根据需要来进行生产，生产不再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社会劳动被限制在生产生活所需求的东西上，人们不再需要通过全时工作以获得收入，工作时间将得到缩减，人将获得自由劳动和自由安排时间的权利。

其次，消费得更好。未来的生产主要集中人们确实需要的耐用、易修理、易生产并且无污染的东西上，每个领域生产的均是一定数量标准化、质量相同的、但满足一切人需要的产品。

最后，新的社会环境。市场因此消失，对易损坏的、昂贵的、浪费能源的物品的需求也不复存在。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各自计划着自己的生活，拥有个人行为的自主性。人们都生活在一个广泛的公共集体之中，不再被劳动捆绑，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发展兴趣，获得满足。因此，人们改变着相互之间关系的同时，也改变着同自然之间的关系，环境与人不再处于对立的状态，恢复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们过着“更好地生活”。这就是高兹关于“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理想状态。

四、简短的评析

高兹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设想，尤其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人们构造了一幅理想的社会主义图景，他本人也因此成为生态社会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当然，由于各种因素，高兹的思想也存在不少局限性。

高兹对“越多越好”之经济理性的批判，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危害，其观点可谓是深刻而尖锐，但他将所有现代性问题归咎于经济理性，而不可避免地掩盖了现实社会的矛盾，回避了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弊端的剖析。他从经济理性批判出发，论证了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但其中不乏浪漫主义的色彩，增添了一些虚无的成分。高兹着重阐明社会主义才能消除生态危机、解决环境问题，社会主义框架下实现生态理性的设想，是极具针对性和创设性的，给人以深刻的启发。但是，高兹关于“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见解，是一种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理解的社会主义，是没有脱离人本主义的存在主义，在实质上更像是一种改良主义，带有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是无法实现的空想。此外，高兹关于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还存在一个明显的局限，就在于其忽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因而，其建构起来的学说也就显得缺乏根基和说服力。

然而，我们始终应看到，作为社会主义的创新尝试，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可谓是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兴思潮。特别是其生态理性思想，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无疑具有巨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中国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首要难题。对我国来说，把生态问题摆在重要地位，保持生态平衡，实现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关键时期的根本要求和重大任务。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源泉之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要求无疑包含了生态保护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转变同自然界的对立关系，走向与自然的协调和谐，限制不必要的生产和浪费，把人从“越多越好”异化的生产和消费观念禁锢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践行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的绿色目标。

[1]高兹.经济理性批判[M].伦敦,1989.2-3.

[2]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M].伦敦,1994.76.

[3]高兹.经济理性批判[M].伦敦,1989.109-110.

[4]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册: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6]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7]吴宁.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8).

[8]蒋舟俊.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J].江汉大学学报,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