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加强我国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的价值与途径

【内容摘要】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民主党派在这一政党制度中居于参政党的地位。加强我国民主党派参政能力的建设有利于发挥民主党派的政治合法化功能、权力监督功能和政治稳定功能。当前，参政党应通过提高民主党派成员的主体素质、增强民主党派的参政意识和完善民主党派参政的内部制度来进一步加强其参政能力建设。

【关 键 词】民主党派；参政能力；价值；途径；政治文明。

【作者简介】唐斌，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08级博士研 究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004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加强党驾驭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五大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2009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新形势下必须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民主党派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参政党，同样面临着参政能力建设的时代课题。参政能力是参政党影响力、生命力所在，是参政党建设的核心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各民主党派只有不断加强参政能力建设才能紧跟我国政治发展的步伐，承担起参政党的重任。

一、本文对政治文明的界定

概念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对概念进行明确地界定是我们开展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指出：“在社会科学中，人们研究可选择的概念，审查这些概念有什么用途，是否明确，具有什么样的内涵，而通常所说的理论，就是由这些研究和审察所组成的。”[1]他认为，政治学研究中的概念必须做到内涵明确、外延清楚，“然而，概念也可能很滑头，而政治概念尤其如此”[2]。政治文明是政治科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本文开展分析的理论框架，然而中外学者对政治文明的界定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西方，德裔美国哲学家弗朗西士·列伯认为，政治文明指的是政治生活中的进步状态，其内涵既包括政府干预社会的制度、政府干预社会的目的、政府干预社会的方式等三个方面[3]。1994年，美国政治学家、印第安那大学文特森·奥斯特罗姆发表了题为《政治文明：东方与西方》的演讲，在演讲中，奥斯特罗姆将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视为政治文明的对立物，而将自治、公正、正义和互利作为政治文明的基本精神[4]。在我国，随着20世纪80年代“两个文明建设”的提出，许多学者就对政治文明的内涵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如有的立足于阶级和政治实践的基础上，认为政治文明指的是人类在政治实践领域的进步状态；有的从政治制度合理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政治文明是指变革法律政治上层建筑所创造的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制度和体制成果；还有学者着眼于公共权力的动态运行，认为政治文明主要是指人们在获取、运用、影响公共权力及分配利益过程中的文明状态[5]。

以上对政治文明概念的诸种界定各有其优点，多角度的分析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不足之处在于它们大多将政治文明仅等同于政治制度文明，没有准确把握政治文明的内涵。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高一级概念，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指出：“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但是，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是依靠人的智德而取得的。因此，归根结底，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6]他认为人的安乐是没有止境的，人的道德品质也是没有止境的。基于此，本文认为政治文明具有动态与静态两方面的含义，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发展过程和取得的进步成果。政治文明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包括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与政治意识文明三个组成部分。在政治文明这一体系中，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外在表现，而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规范要求，“政治制度是基于一定规则和程序之上规范个人和团体行为的长期稳定的安排，它体现为各种明确的带有强制性的规则和决策程序，具有正式和合法性的特点，通常被视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7]。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系统由该国的代议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行政制度等组成，政党制度是其中的基本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这一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重要作用，加强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的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加强我国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的价值

1.有利于发挥其政治合法化的功能。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政治权力的运行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合法性是政治科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的最初含义是指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合法性的意思增加了，它不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和公正的”[8]。法国政治学家让-马克·夸克认为：“最通俗地讲，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这种认可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基础之上的。而这些条件主要与认同、价值观及同一性和法律有关。”[9]可见，政治合法性实质上是一国普通公民对该国政治系统的一种评价，这种评价的对象指向当局的政治权力。合法的政治权力一方面要求这种权力在来源和运行上要具有法定的依据，另一方面要求政治权力的运用要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社会各个部分民众的利益诉求能够在政治系统的输出中得到回应。我国八个民主党派联系的群众具有广泛性的特点，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与执政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展开广泛、深入的协商，向权力当局表达其所联系群众的利益要求，使得公共政策建立在各方面利益平衡的基础上，以增加人民群众对政策的认同度与合法性。民主党派的这种表达和协商能力属于其政治能力的一部分，因此，提高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有助于发挥其政治合法性功能。

2.有利于发挥其权力监督的功能。政治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政治文明的本质属性，缺乏监督的权力只能是一种缺乏文明内涵的权力，政治文明排除了政治权力主体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恣意与专断，主张将政治权力置于监督之下。然而，权力具有无限扩张的本能，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全人类共同的爱好，便是对权力永恒的和无止境的追求，这种追求至死方休。”[10]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则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1]为了阻止这种倾向，就需要对权力实行有效地制约。政治权力在一定范围内是排他性的，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政治权力的腐蚀性将是巨大的，这一点无论是对掌握政治权力的个人还是组织来讲都是毋庸置疑的。政治文明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特殊性是说各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道路与模式是各异的，政治制度是“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入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是处的美丽艺术品”[12]，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只能陷于“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的境地；政治文明的普遍性意指各国政治发展模式和道路中蕴含着共同的质素，这些质素是各国共同的政治财富，对于这些质素，我们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当今世界，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两党制与多党制，在野党对执政党实行全方位的监督，尤其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两党制为最。在英国，在野党组成一个和执政党内阁相似的“影子内阁”来监督执政党的各项政策，时刻寻找执政党政策上的纰漏，随时准备取而代之。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在这一政党制度中，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而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但民主监督也是我国民主党派的一项主要政治职能，监督的对象既包括执政党的政策，也包括执政党公职人员的权力行为。有效的监督产生于监督的主客体力量大致平衡的基础上，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有效监督以其自身具有较强监督能力为前提，提高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有助于发挥其权力监督的功能。

3.有利于发挥其政治稳定的功能。从动态的意义上来讲，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不断发展的过程。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政治文明的发展也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一书中分析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时用三个等式来解析现代化过程的政治动乱问题：一是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废；二是社会颓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三是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13]。亨廷顿认为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乱是由于它们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不够高，从而不能够容纳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所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呈现出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利益主体不断涌现的格局，各利益主体纷纷寻求各自的利益表达渠道，以此为动力，这些利益主体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极大的调动起来，而现阶段我国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还不够高，参与渠道还比较单一，不能够完全满足这些利益主体的参与要求，若是这些参与要求缺乏有效的整合，必然会导致参与的爆炸，造成政治上的混乱。亨廷顿提出的“参与爆炸”概念含义近似于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所说的“输入超载”，伊斯顿认为：“如果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要求的数量超过了当局实际上可以处理的限度，那么，人们就可以原则上认为，这个系统本身发生了我们所说的要求输入超载现象。”[14]伊斯顿认为解决“输入超载”的出路在于控制输入，而亨廷顿认为在一国政治制度化水平一定的情况下，解决参与爆炸的途径在于对单个政治主体的政治参与进行整合，实现政治参与的组织化。亨廷顿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作为我国政党体系中的参政党，联系的群众具有政治效能感高和政治责任感强的特点，各个民主党派若能够加强参政能力建设，通过各种途径将各自所联系的群众的参与要求进行整合，使其政治参与行为由散布形态走向组织形态，将有利于我国政治参与的有序化和政治局面的稳定。

三、加强我国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的主要途径

1.提高民主党派成员的主体素质。政治文明的发展说到底是政治文明主体的发展。政治文明的主体是政治文明的建设者和承载者，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必须大力加强民主党派成员的主体素质，从而进一步提高其参政的能力。当前，从我国民主党派成员的现状来看，存在以下结构性的问题：一是在年龄结构上，许多地方存在着民主党派成员年老的多、年轻的少；退休的多、在职的少等“两多两少”的现象，影响了民主党派参政的能力；二是在知识结构上，存在着专业型人才多，复合型人才少；专家学者多，行政领导少；自然科学领域的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少等“三多三少”的问题。这反映在参政能力上往往表现为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专业性较强，而对问题的宏观把握不足；三是在界别结构上，由于各民主党派吸纳成员时在专业领域上的区分，长期存在着成员来源渠道单一、专业面窄的问题，这会造成各民主党派参政面狭窄、参政的广度不够。对此，为提高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必须加强民主党派成员的素质建设，具体而言，各民主党派在吸纳成员时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要注重专业性与复合型的平衡，这样民主参政时对问题的协商就可以做到在微观深度和宏观广度上的统一，为其参政能力的提高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二是要注重从青年人中发展成员，特别是要吸纳更多的大学生加入民主党派，为民主党派的发展储备更多的骨干力量。

2.增强民主党派的参政意识。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政治文明的完整体系，在政治文明的体系中，政治意识文明处于灵魂的地位，指引着政治制度的健全和政治行为的规范化，若某一政治主体缺乏文明的政治意识，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有序的政治行为就无从建立起来。在我国，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重要作用，总体而言，参政议政、民主监督都是其作为参政党参政的具体形式。美国学者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认为一国民主的发展水平可以用该国政治参与水平的广度、深度和范围来衡量，民主党派是我国政治参与体系中的最重要组织主体，由此，民主党派参政水平的高低是反映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状况的晴雨表。民主党派的参政行为是在一定程度的参政意识的指导下做出的，目前，我国民主党派的部分成员中存在着自认为在参政议政中被边缘化、参政效能感减弱和参政责任感降低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民主党派成员参政的积极性，限制了其作为参政党政治功能的发挥。对此，在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应大力加强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责任感的教育和参政意识的培育，让民主党派成员认识到参政议政不仅是其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也是其作为一个参政党成员之于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义务。

3.完善民主党派参政的内部制度。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基础，在政治文明的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政治制度文明的作用在于规范与拓宽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水平偏低，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就会缺少行为的依据，行为的方式与深度都会受到制约。当前，我国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中普遍存在着内部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导致民主党派成员协商与监督功能得不到应有发挥，因此，加强民主党派参政渠道的制度化建设是提高其参政能力建设的前提。各民主党派要根据工作性质与任务的要求，逐步建立和健全一套适合自身特点的、适应组织运行需要的工作机制，并逐步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目前，民主党派急需建立和完善的参政议政制度有：一是评价激励制度。为检验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的实效性，激励参政能力的提高，可以组织专家以实效性为主要依据对参政议政的效果做出客观评价，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给予奖励，在晋升、评优、奖励时给予考虑，从而激发民主党派成员的参政议政热情。二是建立健全民主党派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整合参政议政资源，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群体智慧与整体优势，全面提升参政议政工作水平。三是调研制度。充分的信息是民主党派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基本前提，信息不对称是制约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发挥的一个瓶颈。各民主党派要深入基层，加强与对口政府部门的联系，在掌握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议案和开展监督。

注释：

[1][14][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第12、67页，王浦劬译，华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第5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4]虞崇胜：《政治文明论》第86、8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程竹汝等：《政治文明——历史维度与发展逻辑》第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33页，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7]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第1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学》（第六版）第5页，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9][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中译本序第1页，佟心平、王远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10][英]霍布斯：《利维坦》第72页，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第154页，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第186页，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1页，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