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的背后

2011-09-20 03:56徐友龙
观察与思考 2011年3期
关键词:信任危机奶粉

信任危机的背后

今年春节期间,内地游客在香港、澳门特区的一项消费行为,引起了特区居民的不满以及部分立法者的关注。因为内地旅客的抢购,导致当地市场上的婴幼儿奶粉供应十分紧张,个别牌子长期缺货,舆论强烈要求特区政府开征奶粉离境税,以缓解港澳地区的“奶荒”现象。

与之相应的,是国产奶粉在本土市场的沦陷。当下,因为三聚氰胺的“阴魂不散”和接二连三的添加剂事件,内地的奶爸奶妈们已经形成共识,选择了“把下一代的健康,交给外国企业”。所以,他们一进超市即专挑“进口奶粉”,而因为关税与汇率导致的差价,更多的年轻父母们热衷于境外代购进口奶粉,也终于把影响扩大到了境外。

事实上,国人对国产的不信任感由来已久。从农产品到加工食品,从生活消费品到工业用品,在洋品牌和本土品牌的选择上,消费者严重倾斜于前者,这不是一句“崇洋媚外”所能掩盖的。要不是因为乳业属于与生命健康关系重大的食品行业,更肩负着哺育下一代的使命,人们可能还是照例无奈地忍受或掩耳盗铃地接受。但这一次,人们终于愤怒地“报复”了我们的产业,中国乳业因陷入“一损俱损”的信用危机连坐泥潭而遭遇重创。

令人痛心的是,这样的信任危机,又何止于我们的产业经济领域。

我们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有多少广告的“权威结论”和“现身说法”不是子虚乌有的?有多少深入到街道和家庭的“免费体检”、“免费赠送”是真正的“免费午餐”?有多少中介公司是完全值得信赖的?有多少行业是没有“潜规则”的?甚至在不少突发性公共事件中,针对一些“不明真相”者的质疑,相对于政府回应的“权威发布”,舆论却宁可选择相信毫无专业性的网友调查团。凡此种种,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亮起了“信任危机”的红灯。

可以说,当下中国正在经历“安全感缺失”的集体症候群。如果任由蔓延,经济运行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必将受到严重冲击。如此,经济领域不可能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更无从谈起。

要根除这样的症候,必得先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显而易见的病因,是市场经济转轨背景下国人道德水准的滑坡。这种滑坡,体现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不同层面的道德感的缺失。以支撑现代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职业道德为例,曾几何时,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们,在给病人开处方时,心里开始算计着的却是药品回扣的多少。本期“独家策划”栏目涉及的抗生素滥用问题,医生何尝不知其危害,但在高额回扣面前,站出来抵制者寥寥无几。曾几何时,教书育人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有不少在课堂上对着学生照本宣科,却热衷于成为课外补习班的“名师”。如本期“人物”栏目介绍的平凡而又伟大的钱梅洁老师那样,“高尚、纯粹、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个社会已经太少太少了。正因如此,本刊主张:时代需要“梅洁品格”,社会需要“梅洁精神”。

道德滑坡的重要因素,是信仰的缺失,尽管表象常给我们以迷惑。比如,春节第一天,各大寺庙门口均被烧头香的香客们挤得水泄不通;再联系此前,连“李一道长”都被精英们不拘一格地推上了神坛。但遗憾的是,与这些表象相对应的,佛教宣扬的慈悲为怀,道家秉持的爱人利物,以及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在“拥有金钱的多寡成了衡量生命价值惟一标准”的当下,终显得苍白无力。为了利益,人们可以丢弃信仰、不择手段。

其次,信任危机并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更有法制欠缺与法治不严的因素。乳品及其他食品添加剂事件的卷土重来、层出不穷,很大因素是跟现有法律、法规对制假售假的惩罚力度太弱,无法震慑犯罪行为有关;而抗生素在我国医院药店的随意出售,根源在于我们跟“美国购枪容易,购抗生素难”的情形有着天壤之别的法制环境。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不健全,犯罪成本的过低,无形间纵容了利欲熏心者不断地冲破道德底线,信任危机愈加泛滥。

此外,腐败导致的执法不严,也是当下社会信任危机的重要诱因。长期以来,我国腐败问题主要集中表现于公职人员执行法律、法规的不严,即利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有意降低或提高标准以谋取私利。而按规定办事的老实人,反倒被讥为“不懂规矩”。

再次,信任危机的产生,还与当下体制机制改革的不到位,权力机构运行的不够公开、不够透明和监督机制的乏力有着莫大关系。近年来,在众多公共突发事件中,舆论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有所积累,本期“社会调查”栏目也刊发了对当前政府信任度问题的分析报告。从调查结果来看,群众对各级政府还是比较信任的。但是在个别公共事件中,任凭政府部门如何解释,“谣言”总是甚嚣尘上。究其原因,责任并不全在“不明真相的群众”身上。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和公民意识的增强,人们对公共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判断,提出“合理怀疑”实属正常。一味地捂堵压,只能导致公信力的继续下降。

故此,消除信任危机,必须从宣贯“八荣八耻”,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健全法律体系,加强法制建设;透明权力运行,经受公众质疑并积极做出有理有据的回应等三方面同时入手。惟此,全社会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才能不断增强,一个健康而理性的社会才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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