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不出体制的“紧箍咒”

■文/十年砍柴（知名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家和知名网络人）

逃不出体制的“紧箍咒”

■文/十年砍柴（知名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家和知名网络人）

■http://www.nbweekly.com/news/special/201107/26574.aspx

我先从公务员变成事业编制的记者，再成为企业的一个职员，离体制越来越远了。但细究起来，我似乎并没有真正告别体制。

冲出“笼子”改革之初，跳出体制、下海淘金在各地上演。

如今的大学毕业生都削尖脑袋投奔体制—因为那里象征着权力、声望以及稳定可观的收入，这些足以构成一种体面生活的所需。这与我20年前的选择恰恰相反。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但记忆中1992年的初春到来时，我们的心情并不愉快。在兰州大学中文系就读的我马上就要升入大四，必须考虑就业问题了。

我们这拨89级的本科生，恐怕是恢复高考后最低调、最不张扬的一届。招生人数是历年来最少的，一进学校就经受了军训、思想教育等等。我们在校时，师兄们瞧不起我们，连师弟师妹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邓小平那年春天的南巡，开始对远在大西北的我们没有任何影响。大概到了5月，88级师兄即将毕业的时候，“南巡”突然成了一个热词。在这种背景下，各地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极其旺盛。当年毕业的92届的大学毕业生没来得及受惠，但1993年毕业的本科生甚至专科生变成了香饽饽—我们系那一届毕业生才29人，竟然有100多家单位来要人。

当时，对我们中文系毕业生来说，进国家机关当公务员不是首选。我们的首选是新闻单位，其次是大公司，特别是外资、合资以及与高科技沾边的企业。

对我来说，首要目标是进京。成为北京人，是我多年的梦。因此，我拒绝了甘肃省纪检委、公安厅等点名要我的单位。当时应届毕业生进国家机关尚不需公务员考试，但我最后选择了“北京东方电子集团”—看起来名头挺唬人的。

但报到后，我发现所谓的“东方电子集团”半年前还是“国营774厂”，负债累累濒临破产。

在东方电子呆了两年后，我自认为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此地不宜久呆。反正有了北京户口，想办法逃离吧。

1995年夏天，中央国家机关首次向社会招考公务员。因为是首次，所以竞争并不激烈，经过笔试、面试，1995年10月，我成为国家司法部政治部的公务员。和我同年分配到东方电子的120余名大学毕业生，两年后已经走掉了80余名，但大多数是去外资、合资、民营企业，亦有自己创业的，仅有四人报考公务员，包括我在内的三人被录取。

远在湖南农村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儿子成了“官家人”，自然高兴，但生活质量并没有什么改变。那时候中央财政很紧，中央机关的公务员待遇很差，居住条件也不好，许多处级干部还两家合住一套小两居，我每月拿到的薪水不到妻子的一半—她供职于一家中日合资企业。

当时，司法部的办公地点在北京霄云路旁的霞光里，买了一个村委会所盖的五层宾馆，自己再加盖一层。该处尚是城乡接合部，村里的大爷大娘常常坐在大门前聊天。如果不是站岗的武警和门楼上的牌匾，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部委衙门。

但作为一个穷地方走出的农家子弟，我已经很满足，似乎在这种大衙门，总有一个不错的“前景”在等着我：房子会有的，级别也会一点点往上走。如果不是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我很有可能就会熬成一个庸吏，主任科员、副处、正处、副司……直到退休。

1998年春天，中央政府换届，朱 基当选为总理。那一年“两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新一届中央政府决定进行各部委机构改革，将裁掉大约一半的公务员编制。

尽管按照上面传达的文件是要“减员增效”，要淘汰一些工作能力不强、年龄偏大的公务员。但随着这项工作的推进，我发现像我这样年轻而无背景的人最有可能首先拿来开刀。如果我是决策者，也会这样做。反正党中央国务院给的硬指标就是裁掉47%，至于裁掉的和留任的公务员年龄结构、工作能力以及是否有利于改革目标，则标准很模糊。如果裁掉的公务员，多是年龄偏大而又离退休尚有相当年头的人，如何安排确实是个问题，弄不好就会影响“稳定”。

尽管我是1997年全机关的“优秀公务员”，但在如此大的变动下，被分流应属正常。还好，在离开部机关前，分配到一套福利房，算是三年半公务员生涯的一点补偿。那次分流，我所在的政治部70后公务员，只留下一名。

当时分流可以选择到各直属单位，我选择了当时含金量最高的法制日报社。作为司法部代管的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在几大中央级报纸中，发行量、影响力以及员工的待遇都是相当不错的。

1999年3月，我正式调入法制日报社，第一个月工资和其他补助发下来，几乎是我在部委机关的3倍，我心中残存的那么一点被分流的怨气完全消散了。

我在法制日报社大约过了3年愉快的时光。直到2002年底，才从“歌德式”的新闻写作中抬起头来。这种警醒是由一次小小的“仕途”挫折促成的。那年年底社长换了，新社长一来就搞中层干部竞聘，我当时28岁了，觉得自己的经历、见识和专业水平，应该符合中层的标准。竞聘搞得像模像样，公开演讲，评委打分，我的分数是所竞聘那个岗位的人中最高的。但结果却让人失望，胜出者最终是一个快40岁的老员工。社领导为此安慰我说，你还年轻，机会还有的是。我才彻底明白所谓的公开竞聘无非是以民主的名义进行人事上的重新洗牌，和体制内的方式一般无二。

我分析报社的基本状况和自己的处境，看明白这里和机关差不多，一个人在里面的前途并不取决于其业务能力，换言之，我干得怎么样和我获得的报酬几乎没什么关系，而且那种“主旋律”的稿子写多了，只能戕害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在这样的“半体制内”的机构里，唯一的好处是没有什么工作量的压力，自己有大把的时间可支配。于是，我就走到网上，在天涯社区注册了“十年砍柴”，后来在诸多媒体上开辟了专栏。

就这样，在体制内又耗了几年。包括《法制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影响日益衰微，员工的待遇也是“王老五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毫不奇怪，一家媒体的经营状况如何和其影响力分不开，而其影响力有赖于其传播力。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再加上市场化报纸的崛起，这类官方报纸即便依靠行政手段维持着相当的发行数，但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小。

于是，在1990年代几乎没有员工主动调出的法制日报社，在2005年前后，一些骨干八仙过海，纷纷调离。某位不到五十的同事，1980年代初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司法部，当时他受不了公务员的清贫，想办法调到法制日报社，过了十几年的好日子。在2007年左右，岗位没了，他不得不提前退休。他沮丧地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些和我一起进部委的大学毕业生，留下来的至少是副司局级官员了。那里旱涝保收，这是最大的好处啊！

出逃十年砍柴，本名李勇。于2 0 0 8年“告别圈养的记者生涯”，入语文出版社，开始“四书”生涯：读书、写书、编书、卖书。

在一片萧条中，我也看出了在法制日报社不能再呆下去了。这里已没有让我领一份工资之余，悠闲地阅读、写作的空间。2008年10月，我告别了圈养的记者生涯，调入教育部所属的语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社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同年12月，教育部下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语文出版社，组建成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成为中国出版业中实力最强的集团；2011年3月，以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三大出版社为发起人，成立了股份公司。

我从事业单位到企业再到股份公司，似乎离体制越来越远。但是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依然是央企中的一员。这预示着我先从公务员变成事业编制的记者，再成为企业的一个职员，并没有真正告别体制。今日之中国，敢说自己真正告别体制的又有几人？

观察今日中国社会，一个人和体制关系的远近，我以为不能完全看其身份，按理说，公务员身份是完全体制内人，再往下，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如高校、研究所，再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如一些官方媒体，然后才是有官方背景的企业。但这种谱系过于简单化，一个冷衙门的司长和一个中石化、中移动的高管，谁和体制更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