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共”到反共的戴季陶

何志明

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省广汉市。众所周知，戴季陶早年就追随孙中山，为国民党元老之一，以坚定“反共”著称。但并不为人熟知的是，戴早年却热衷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甚至几乎参与了中共的创建工作。那么戴季陶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内“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呢？

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并曾在广州军政府担任外交部次长之职。1918年5月4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孙中山受到排挤，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在戴季陶的陪同下，于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戴到达上海后，于1918年底遇到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李汉俊。李乃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一见到戴季陶，即开始谈论马克思主义。由于戴也曾读过相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两人便经常在一起聊天。当时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刊物为北京的《每周评论》，由新文化运动健将陈独秀等人主编，很受读者热捧，戴李二人也经常阅读。由于该刊物为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因此，二人便商议也在上海创办一个杂志，名为《星期评论》。从名称上可以看出，该杂志有与《每周评论》遥相呼应之意。就在五四运动前后，经过孙中山的同意，戴季陶在上海与李汉俊、沈玄庐正式创办了《星期评论》，并作为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列刊物，由戴季陶任主编。

在担任主编后，为了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戴季陶撰写了不少文章，着力于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对共产主义也作了广泛介绍。他还曾尝试用共产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等，并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朱执信（国民党早期党员）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还陆续登载过他由日文转译的考茨基著《马克思资本论解说》。

当时国内工人运动也日渐高涨，发生了著名的六三罢工（上海等地为声援五四爱国运动而发动的大罢工），社会气氛也随之紧张。戴季陶针对该现象，却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对孙中山说：六三罢工以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智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地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他认为工人运动若没有人予以约束，将会走上制造社会动乱的道路上去。

1920年，新文化运动干将陈独秀到了上海。他肩负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全国共产党组织的使命。那时，李汉俊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接着，李汉俊又将戴季陶、沈玄庐介绍给陈独秀认识。陈独秀本对戴季陶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创办《星期评论》甚是嘉许，而戴也对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将十分仰慕，两人一见如故。为了表示自己的善意，戴季陶还将自己租住的楼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居住。于是，这里就成了陈独秀的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更成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发起的诞生地。在上海的那段时光，陈、戴两人朝夕相处，常常交流思想，关系简直胜似亲兄弟。当时陈独秀等人已经在上海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戴季陶的住址即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牌子，团务由袁振英、施存统、俞秀松等人主持。这实际上是准共产党小组。所以，戴季陶的家也是共产党小组所在地。

当时苏俄为了“输出革命”，积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还专门派了维经斯基(中文名为吴延康)前来指导工作。经陈独秀介绍，戴季陶与维经斯基建立了联系。戴季陶经常参加由陈独秀主持、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他们不断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为了尽快成立中共党组织，1920年5月，陈独秀约了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周佛海、杨明斋和袁振英等人，会同维经斯基到戴季陶住宅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大家经过多次商讨，决定正式成立中共党组织，商定由张继和柏文蔚（辛亥革命后柏文蔚任安徽都督

时，陈独秀曾任他的秘书长）牵头。鉴于戴季陶在马克思理论方面的突出才能，陈独秀等人则将党纲的起草工作交给他。而党纲的产生也不是戴一个人完成，而是边讨论，边修改。

当这个《中国共产党党纲》起草完成后，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开会，讨论正式成立党组织。但戴季陶本人却意外地缺席了这个会议。待会议快要结束后，戴季陶才姗姗来迟。当他推门进来，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完成了，他要做的事就是点头同意了。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戴季陶居然说：“我不能参加，只要孙中山先生在世一天，我就决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因为凭着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大家认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唯有戴季陶不可能不参加。所以戴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整个会场的气氛为之凝结。

戴季陶之所以不愿意加入中共党组织，一是因为戴季陶本人逐渐与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观点相排斥，他并不赞成阶级斗争，也反对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工人运动，这使他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二是戴季陶准备参与创建中共党组织的事情被孙中山所知，遭到了孙的严厉呵斥。因为在孙中山的眼里，中共成员只不过是“一班小学生”，根本无法与国民党相提并论。在遭到孙中山的反对后，戴季陶也彻底放弃了加入中共党组织的念头。因此这就有了后来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说的：“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他（戴）并没有继续朝前进步。”戴季陶与中共可谓失之交臂，既然同志做不成了，那么双方的关系究竟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同志”到“魔鬼”

戴季陶在拒绝参加中共党组织后，转而从事经济活动。他曾参与股票投机生意，却遭到惨败。在回四川的船上，他在得知川内战乱将起，一时备感凄凉，心灰意冷之下，甚至一度跳江自杀，后被一个来江边摸鱼的渔夫所救。在捡回一条命后，戴季陶决定前往广州继续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因与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发生了冲突，此时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俄国人适时地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表示愿意予以钱款，但条件是孙中山必须改组国民党，并将共产党容纳进国民党内。对此，俄国人还特地派遣了一个特使前往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此人就是鲍罗廷。鲍罗廷到达广州后，很快就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但鲍对国民党松散的组织形式很不以为然，甚至私下里称呼国民党为“一具僵尸”。孙中山对将共产党员纳入国民党内较为疑虑，因为戴季陶曾参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此他特地征求戴季陶的意见。不料，戴季陶对此不但不支持，反而竭力反对。戴劝阻孙中山，称没有必要节外生枝搞什么国民党改组，说这样是“屡格于众议”，是“没有独立之规划，而乃以外力为动机”的事情，更说孙中山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为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尽管戴季陶等人反对，孙中山并未因此放弃其“联俄容共”的政策。1923年，他很快正式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在孙中山的坚持下，1924年，国民党“一大”顺利召开，在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中共成员占有了一定的名额。尽管孙中山坚定的“容共”态度使国民党内部的争议暂时搁置，但一些国民党元老如邹鲁、谢持、邓泽如等人始终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这就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