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强

■ 文/本刊记者 李盈

社会管理创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强

■ 文/本刊记者 李盈

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论述，为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规划了令人振奋的路径。当前我省正处于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发展进程中，社会的快速发展与转型要求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创新社会管理……围绕着一系列问题，本刊采访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强。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任社会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民政部政策咨询专家组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社会管理是什么

《当代贵州》：李教授，您好！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把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社会管理格局，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生活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动，如何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很多人面对“社会管理”这个概念，依然觉得很陌生，“社会管理”到底是什么？

李强：简单来说，社会管理可以直接理解为管理好“老百姓的生活”，具体来讲，我认为，我国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与管理；二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管理；三是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四是社会组织、社团组织的建设与管理；五是社会治安体系或社会安全体系的建设；六是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七是人口工作与管理。

《当代贵州》：您说到这，社会管理创新的含义也就显而易见了。

李强：“社会管理创新”就是在上述方面发现新的事物、新的理念、新的规范、新的体制、新的方法，进而做出新的实践。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将“社会管理创新”总结为四个创新：第一，理念创新，用新的思路、新的观念去对待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第二，实践创新，有了好思想以后要付诸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修正、改革、创新；第三，方法创新，社会管理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是采用新的管理方式、新的管理方法；第四，规范、制度创新，在社会活动、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的体制机制方面创新。

为什么要创新社会管理

《当代贵州》：当前，为什么如此强调社会管理创新，是不是“老百姓的生活”出了什么问题？

李强：准确地说应该是“老百姓生活的社会”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之密不可分的社会管理体系自然要顺应这种变化，进行制度创新。

总的来说有七个方面的变化：

社会结构的变化：人群、阶层之间的地位关系发生变化，比如，过去的农民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今天的很多农民已经转化为农民工了；

社区的变化：过去都是住在单位大院里面，现在是住在商品房小区、物业管理型小区等，也有的则属于“蚁族”住在“脏、乱、差”的城乡结合部；

就业体制的变化：过去包分配，现在就业体制包括私营企业，外商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联营企业，合资企业，香港、澳门、台湾商人投资企业等；

住房体制的变化：人们或者成为“房产主”，或者成为买不起房的“愤青”；

社会组织的变化：现在各类社会组织团体、协会、NGO成千上万；

舆论形成的变化：过去舆论靠报纸、电视、广播等传媒导向而形成，现在是网络社会，数以亿计的网民可以直接形成舆论；

人口流动的变化：改革开放前的“铁饭碗”导致终身就业制，即绝大多数人终身在一个单位就业，而且由于户籍制度的锁定，人们很难在不同单位、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流动。今天，人口流动成为巨大的洪流，仅农民工的流动就非常巨大。

《当代贵州》：因为变化所以需要创新。

李强：对！如此重大的社会变迁，必然会形成很多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导致很多不平衡、不和谐的现象。虽然这并不奇怪，但是如果我们不创新管理方式，而延续传统的社会管理体系，肯定是不行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所指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

如何创新社会管理

《当代贵州》：明确了概念，找到了原因。就该思考怎么做了。创新社会管理需要注意什么？

李强：我认为首先是思路的问题。在管理上历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堵和导。可以说，从去年发生的十大事件看，我们的基层管理基本上是以“堵”为主，也就是所谓的“救火”。但是，从实践来看，堵的思路往往会激化矛盾。虽然事件最终还是控制住了，但是成本很高，危机还是潜伏着。

《当代贵州》：也就是说在社会管理方面我们还是倡导“导”。

李强：是的，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提出了一个社会构成的理论框架，他认为，一个社会是由三个支柱构成的，一是政府、二是市场、三是公民社会。三者相互平衡的社会是合理的。

《当代贵州》：而现在我们公民社会相对政府和市场来讲是比较欠缺的。

李强：是的，所以我们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要注重公民社会的培育，以达到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者的平衡，维护社会整体的稳定。

《当代贵州》：我们注意到，在社会管理创新这项实践中，涉及到两个角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按照惯常的思路，我们会做管理者——政府，被管理者——群众，这样的对号入座。

李强：这里就涉及到在社会管理创新中需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管理的主体问题。政府确实是社会管理的非常重要的主体之一，但是老百姓也不是简单地被管理者，如果社会建设简单地就是政府为主体，老百姓仅是被动的被管理者，这个社会永远也不可能被管理好，因为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活力的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也就是说只有全社会都积极参与才能够搞好社会管理。

《当代贵州》：这有些类似于与经济管理的改革，就是说要实现社会管理的主体多元化。

李强：比如，表面看来企业是管经济的，不承担社会管理责任，其实不然，企业、大企业雇用了众多的，甚至成千上万的职工，这样，企业就要对职工负责，企业还要承担很多社会责任，包括周边社区建设的责任。最近，关于企业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的研究有很多。所以，企业也应该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

如果所有企业都承担起了应负担的社会责任，社会的和谐就要容易得多。同样，很多社会团体、社会机构甚至每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比如，每个公民都有监督违法行为的社会责任，如果每一个公民都承担起社会的责任，法治社会就可以实现。反之，如果将所有的社会事务都推给政府，政府一定是不胜其负的，这样的社会一定是不和谐的。

《当代贵州》：创新社会管理，除了思路和主体的认识，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方面？

李强：一个是能动社会与被动社会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社会的机械性和被动性明显，所以，社会管理十分艰难。比如，最近食品安全问题非常突出，继三聚氰胺事件之后，现在河南的双汇瘦肉精事件又出现了，究竟谁应该承担责任呢？中国的特点是千百万小农从事生产食品、提供最初的食品来源。双汇瘦肉精事件出现后，双汇食品公司提出要自己直接搞生产线、自己直接养猪，固然体现出负责任的精神。但是，仔细想想，如果食品厂都对于中国上亿的小农持不信任态度，问题会更为严峻。

《当代贵州》：那么，这些亿万的小农生产者怎样实现安全有效的管理？

李强：我们知道，全世界的管理大多是由生产者自己管理的，这就是行业协会的功能。生产者自组织的行业协会是最有效的管理，这样的管理方式属于“有机社会”、“能动社会”的原则。

有了直接生产者参加的行业协会，如果一个人偷偷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他的行为就等于损害了整个牛奶业、甚至毁掉了整个牛奶业。对此，生产者自组织的行业协会的每一个人都不能容忍，都会起来揭发，生产者自组织的行业协会自己内部的监督是最有效的，这是官方的“食品药物监督局”不可能做到的。

《当代贵州》：但是您说的这些行业协会、专业协会，我们国家也有很多。

李强：没错，我们也有众多的行业协会、专业协会，而且这些协会还有行政级别，但是，这些协会都没有将直接生产者包括在内，一线的生产者往往与这些协会无关，这些协会的官方色彩比较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管理的改革方向：即如何从“机械社会”、“被动社会”，转变为“有机社会”、“能动社会”。

《当代贵州》：实质上，这就又回到了“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这个问题。

李强:对，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是创新的社会管理机制的精髓。我们要认识到，社会活力的发挥，社会自组织的发育需要时间，需要有意识的培育，这也有赖于全体公民素质的提高。对于社会的发育、对于社会活力的发挥我们要为之创造条件，而不要对之过度恐惧。

（编辑/尹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