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靠什么实现

奇迹，靠什么实现

300多年前，英国思想家培根说道：“知识就是力量。”而让知识真正成为力量、让科技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并不是知识或者科技本身，而是面向市场进行创新的公司组织。

计算机市场争夺战

1985年10月9日，英特尔公司宣布退出存储芯片市场，副总裁乔治·施奈尔称，那一天给他留下的记忆“犹如当年的珍珠港事件那样深刻”。

当日本公司付出40亿美元的代价打赢价格战后，在存储芯片领域，美国公司全部出局。

这一现状触发了硅谷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衰退。看上去就要输掉这场竞赛的美国公司，将依靠什么东山再起呢？

基本上，硅谷里的公司都只关注未来的发展。没有人会回头看旧的技术或模式。你的下一个产品才是重点，而非上一个。关键是重新发现自我，发掘新的市场，不断地成长。

时间回溯到1955年，晶体管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肖克利离开贝尔实验室，来到加利福尼亚开创自己的事业。“原因之一是我发现，最有创造力的人却不如产业工人得到的回报多”，他后来解释道。

八位青年追随者跟着他来到这里。就在圣克拉拉县山谷的一座杏果仓库中，肖克利半导体公司成立了。

作为企业家的肖克利后来并不算成功，但是，他此举引发的连锁效应，却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里渐渐成了一个创业天堂，硅谷人不关注身份地位，甚至不关注国籍信仰，只关注才能。

关于硅谷的神话大多是这样：一两个大学生，一个新鲜的想法，一个车库或是仓库，然后就是一个小公司。

随肖克利而来的八位年轻人不久就因为技术分歧与他分道扬镳，自行创办了仙童公司；从仙童再次出走的三位，又创办了英特尔。公司随生随散、分化变形在硅谷逐渐变成惯例。

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创新的意义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图为微软公司外景。

人们通常认为“工作是为了活着”，而硅谷人认为“活着是为了工作”。在这里，创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失败被视为一种值得彰显的资历，因为那表明你曾经尝试过、奋斗过。

这就是硅谷的魅力之一，即使你的企业失败了，只要你已经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对得起你的员工和投资者，你就可以站起来，拍去灰尘，开始下一次新的尝试。

因此，在存储器市场与日本公司一战之后，英特尔公司凭借微处理器再次起步。事实上，总裁格鲁夫在数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研发战略的转移。所以，当经历了低迷的硅谷凭借个人电脑再次引领世界潮流的时候，英特尔的新产品也再次占领了市场。

曾经准备在计算机领域大展宏图的日本公司，却输掉了新一轮的竞争，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开始明确意识到，计算机领域作为未来的战略性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打算将生产体系向这方面转移，特别是表现在通产省的政策方面。

通产省一直将IBM公司视为头号对手，并按照IBM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电脑产业。当个人电脑君临天下，而IBM却不慎失去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的优势后，日本的电脑公司就和它一起栽倒了。

身为追随者时，通产省的政策让日本公司在追随的道路上取得了领先，却在需要向领导者转变时摔倒了。问题的根源是：谁来引领创新的方向？谁来决定科技资源的配置？谁能在第一时间感知到市场发出的新信号？

那个时候，在美国有“日本股份公司”的论调，即“整个日本就是一个股份公司”。建立让企业进行竞争的体系是好的，但如果政府想让这样的竞争停止，那么就会失败。

日本通产省前副大臣天谷尚弘曾这样解释日本的成功：“实质是动员所有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增长……那种认为应当信任市场机制，以及上帝的看不见的手带来合理结果的设想，只是一个与现实稍有关联的神话而已。”

但是，日本电脑产业遭遇的挫败，让所有想建立一流创新型国家的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在自由市场中，只要存在竞争，就会一直鼓励创新力、想像力、企业家精神和新的行为方式。归根结底，一个受指挥和控制的经济总是不如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有活力。

事实上，日本最成功的出口工业——照相机、手表、精密设备，都是在通产省的“保育箱”外面，在残酷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

让离市场最近的公司用各自的头脑去创造，而不是由同一个外部大脑去替它们作判断。像当年怀揣梦想的索尼一样的数百万个小公司，恰恰是日本创新力的源头活水。

创新的意义

硅谷——这条靠近旧金山海湾的50千米宽、15千米长的谷地，已成为信息时代的象征。

这是高科技公司的创业圣地，20世纪80年代时，硅谷已经拥有3000家电子公司；90年代时，这里平均每周18家新公司成立。在这里，成立一家公司的平均耗时是欧洲的十二分之一，成本则是欧洲的三分之一。

凭借一个新技术、新想法，就能获得投资，开创事业，这在硅谷已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有人评价道：正是风险投资，让硅谷“创造了这个星球上有史以来最大量的合法财富”。

风险投资者介入，不是因为他们好心，而是因为他们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贪婪的资本家。但事实上，正是创新和贪婪的这种交叉，才使得硅谷迅猛发展。

硅谷是一个奇迹。当我们谈论硅谷模式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谈论的是创办新企业的平等制度。

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公司迅速崛起，美国的科技资源开始向企业倾斜，政府将研发经费的约三分之一给了公司，并用税收杠杆和法律手段鼓励公司创新。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促进知识产业化发展的《贝赫—多尔法案》。后来人们认为它具有里程碑意义，正是它奠定了美国政府、大学和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

法案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规定是：联邦政府为大学提供科研经费，研发成果由大学拥有，但是，有一个交换条件：所有的大学必须要答应，尽量把这些研发成果商品化，通过技术转移的方式交给民间的公司、私人的企业，让他们继续去开发、去研究，而且希望能够尽量照顾美国的小型企业，特别是500人以下的小型企业。

在政策引导下，大学和公司，尤其是和小公司走到了一起。

20世纪末，科学技术已成为比资本更为重要的生产要素，随着资本市场支持下的各种高科技公司不断降生，随着新生的网络公司开始取代传统企业进入世界500强，随着创意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权力发生了新一轮的转移。

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创新的意义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拥有创新的能力，对任何一个社会都很重要，无论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如何。因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它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新的想法。

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创新才是可持续的。

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信业由国家垄断的时候，贝尔实验室的技术发明只能以专利的形式存在，直到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被拆分。电信业市场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不仅创造了数万亿美元的产值，也带来了信息科学的一次飞跃。

当微软从一家小公司逐渐变成全球技术霸主，美国司法部面临着一个新的反垄断难题：问题不在于微软在市场上实施垄断价格，而是技术垄断正在阻止更多的创新公司出现。

为了保护更多中小公司的创新能量，政府不得不遏制本国乃至全球有史以来最有成就的公司。无论是行业垄断还是技术垄断，都将破坏创新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我们去硅谷，看到那里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就会让人们注意到新兴的小公司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开拓一种全新的技术时，经验积累并不占优势的时候。

新的小的公司往往带着他们的远见和计划闯入一个已经稳定的领域，并且会彻底颠覆这个领域，很多原有的公司因为他们的出现而破产，这些新的公司将成为市场领导者。这就是毁灭性的创造，这也体现出典型的市场经济活力。

今天，科技竞争的故事并不只是发生在经济、技术领先的国家。哪里有公司成长的土壤，哪里就会有创新的奇迹诞生。

100年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就曾预言：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必然带来新组织。20世纪末，由公司带来的技术突破不仅在改变它自己，也在改变着世界。

创新，公司生存的宿命。公司，人类创新的先锋。（本文选编自中央电视台十集大型纪录片《公司的力量》

编辑/李姗、田旻佳、张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