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重庆市1 032名农民工的调查

董章琳,张 鹏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重庆 400044)

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重庆市1 032名农民工的调查

董章琳,张 鹏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重庆 400044)

对重庆市主城区1 032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其结果表明: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面临诸多因素的影响,表现为社会融合层面受二元户籍制度及其相关配套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和政府、市民、农民工所在企业、第三方组织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经济融合层面受农民工就业状况、收入与福利状况、家庭负担与维系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文化及心理融合层面受农民工文化特质及其对城市生活的心理适应与认同等因素的影响。为了促进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必须改革户籍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消除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制度障碍;完善法律法规,保障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合法权益;加强农民工与市民的沟通,促进其和谐相处;重视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提高其融入城市的基本劳动技能;加强社区管理,以社区融合推动社会融合;增强第三方组织介入积极性,拓展农民工就业空间。

农民工;社会融合;影响因素

“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最早出现在Durkhein(1951)撰写的《自杀》中,他认为较好的社会融合水平(个人与其他人或者社区保持紧密关系)可以防止由于社会原因而导致的自杀,但未给出清晰的定义[1]。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融合成为西方社会政策研究的关注焦点之一[2]。

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及人口迁移的发展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及非农产业。从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看,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3 100万人,农业从业人员有34 874万人,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达13 181万人[3]。2009年全国133 474万人口中,农民工总量已有22 9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达14 533万人[4]。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推进城市化进程来说,如此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究竟是喜是忧,关键在于这部分人能否最终融入城市生活。2010年开始,重庆市政府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廉租房”建设工程以及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措施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基于此,笔者以重庆市主城区部分农民工为样本,结合问卷调查及访谈结果探析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进而发现问题并探寻有效的解决路径。

一、相关文献回顾

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国内目前尚无明确的定义。任远、邬民乐等人在研究中将社会融合这一概念界定为:“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5]。当前,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多见于研究者通过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资料后,进而做出具体的描述性分析和统计分析的结果论证,因而多属于实证研究。比如,田恬、郝秋丽(2008)通过对北京石景山区Y小区的调查,所得出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适应状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济层面的适应比较好;其二,社会层面的适应比较差;其三,心理层面的适应处于停滞。李树茁等人(2008)采用其2005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在行为融合方面,农民工社会支持网规模小,但强、弱关系比例差距不大;在现实的情感融合方面,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现实状况总体良好,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较高,市民对农民工基本持认同态度,绝大多数市民不会歧视农民工;在情感融合意愿方面,行为融合和情感融合的现实对农民工交友意愿和未来打算均有显著影响。徐祖荣(2008)也在研究中明确指出,当前社会形势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较低,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认同感和归属感缺乏;其二,二元社区现象普遍;其三,社会冲突和矛盾加剧,比如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摩擦性冲突和矛盾屡见不鲜、劳资关系紧张、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突出等等。

文献研究表明,现有研究尽管为当前研究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借鉴,但多数分析农民工社会融合现状与问题,未能深入、系统地研究影响社会融合的具体因素。本文通过“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分析影响社会融合的诸多因素,探索实现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有效途径,以期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二、调查问卷设计与样本来源

根据德尔菲法,在听取多位专家学者的中肯建议的基础上,笔者结合大量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总结,从而概括出“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见图1),作为本次调查研究所需问卷的设计蓝图。概括而言,问卷设计围绕社会融合、经济融合、文化及心理融合这3个主要维度展开,并分别设计了与之相对应的一级指标(共计7个)和二级指标(共计28个),作为衡量或评价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融合状况的基本指标体系。

图1 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

本次问卷调查主要以在重庆市主城九区的工厂或企业单位打工的农民工为调查对象,由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2008级的24名研究生同学组成一个小调查团,采取问卷调查与个体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其展开调查;经调查组成员现场指导和解释,由被调查农民工匿名填写,总共发放1 200份调查问卷,去除95份填写不全、73份不按要求错误填写的无效问卷,最终收回有效问卷共1 03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到86%。

从样本的总体情况看,21～30岁和31～40岁这两个年龄段之间的青壮年,尤以男性居多,表明农村大量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已经涌入到了城市,并逐渐成为城市社会融合进而实现市民化进程的主体力量;41～50岁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在数量上相对次于青壮年人群,表明这一人群的生活压力及家庭负担仍然较重,仍然需要继续待在城市里打工挣钱,仍然有一定的城市社会融合欲望与诉求;20岁以下和51岁以上这两个年龄段的农民工虽为数不多,但其社会融合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三、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定量核算的办法将问卷中各二级指标下的具体项目定量化,进而更清楚地的论证农民工当前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在具体的定量核算中,依据李克特5级量表的定值方法,笔者将“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这五个等级分别定值为100分、80分、60分、40分和20分。根据被调查者对社会融合各二级指标下具体问题所持态度,可以确定每份问卷每个具体项目的得分情况,然后用分项合计的总得分再除以有效问卷总数1 032,就能得到所设置的各个问题的赞同度平均分值(见表1～3);二级指标下各具体问题的均值分布,将直接用于论证其对于相关的二级指标所产生的影响,进而明确社会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及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合现状与影响因素。

表1 社会融合层面的分项考察均值分布①A1:“农村户籍”对我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什么影响;A2:我们不能享受到和市民一样的就业机会和薪酬待遇;A3:企业/工厂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机会;A4:我所在的企业/工厂的社会保险制度比较健全,参保途径方便;B1、当地(打工所在地)政府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帮助我们脱贫致富;B2:市民对我们的态度不怎么友好,我还是喜欢和老乡打交道;B3:企业/工厂给我们提供了廉租房、生活补贴等优待;B4:我喜欢并愿意加入“农民工组织”,希望得到社会更多的帮助。

表2 经济融合层面的分项考察均值分布②C1:企业/工厂的就业环境较好,在里面上班让人心情愉悦;C2:我的正常上班时间为国家法定的每天工作8小时;C3:我基本没有节假日休息时间,工作压力让人感觉很累;C4:同事之间相处融洽,企业/工厂就像我们的家一样;D1:在企业/工厂获得的工资收入让我很满意;D2:每天超过8小时的工作量和法定节假日加班,我将享受加班补贴;D3:企业/工厂对工伤事故、职业病的处理有完善的制度; D4:企业/工厂没有为我们参加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承担任何费用;E1:我打工的收入大部分要寄回家,只给自己留些生活费用;E2:我的子女/兄弟姊妹上学负担很重,不敢接他们来城里上学;E3:自己和家人的养老问题让我很担心,不知道怎么办;E4:我愿意把打工积攒的一些钱拿去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表3 文化及心理融合层面的分项考察均值分布①F1:土地是我们家的命根子,不论如何我都不想放弃自家的土地;F2:在城里遇到困难时,我喜欢找老乡/亲戚朋友帮忙;F3:希望我们农民工能得到更多市民的关心和帮助;F4:“农民”的身份让我在“城里人”面前很尴尬,我希望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G1:进城之前我很向往城里的幸福生活,希望到城里亲眼目睹城市的繁华;G2:我很习惯城里的生活,一点不觉得陌生;G3:我很喜欢城里的生活,希望将来能够在城里定居;G4:我打算过几年就回家,不再进城打工。

(一)社会层面的融合影响因素

如表1所示,社会层面的融合影响因素主要由制度性“硬指标”和非制度性“软指标”来反映。其中,A1～A4这4个问题代表制度性“硬指标”下各具体的二级指标,主要是为了解农民工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二元体制下相关制度的态度或看法而设置,A1、A2、A3、A4分别指向的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培训制度、社会保障制度;B1～B4这4个问题代表非制度性“软指标”下各具体的二级指标,B1、B2、B3、B4分别是为了解政府扶持与帮助、市民认同与接纳、企业的支持与帮助、第三方组织的关注与参与情况而设置。根据以上定量核算办法,可算得A1～A4各个二级指标的均值分别为:34.42、80.93、59.07、45.12,B1～B4的均值得分为:63.26、72.09、55.81、62.33。

一方面,在制度性“硬指标”中,A1与A2这两个指标或因素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最为突出:A1所指向的农民工对户籍制度的看法,其均值得分为34.42分,这表明只有少数农民工认为“‘农村户籍’对其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影响”,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当前的“户籍”问题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生活;A2所代表的农民工对就业制度的看法,其均值得分高达80.93分,正充分反映出广大农民工希望得到与市民一样平等的就业机会和薪酬待遇的强烈欲求。因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仍然是阻碍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巨大屏障,二元体制下的就业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也严重影响着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另一方面,在非制度性“软指标”中,B1～B4各项指标的均值相当,表明农民工在社会融合过程中往往寄希望于政府、市民、企业及第三方组织的帮助和支持,且对于政府部门的依赖或信任相对更高一些。因此,农民工社会融合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政府相关部门则需要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关注与政策扶持。

(二)经济层面的融合影响因素

经济层面的融合影响因素,主要通过劳动力就业状况、收入状况与福利状况、家庭负担与维系成本这三方面的指标来体现,用同样的定量计算方法可得到各二级指标的均值情况(见表2)。C1、C2、C3、C4分别是为了解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及条件、工作时长、劳动强度或负荷、同事关系而设置的问题:从C1、C2的均值得分情况不难看出,只有少数农民工所在企业、工厂的就业条件或环境较好,少数人能够感受到轻松愉悦的工作氛围,而大多数农民工的正常上班时间远远超过法定的8小时工作日;C3的均值得分为72.09分,表明大多数农民工“基本没有节假日休息时间”,并处于令人疲累的强大工作压力之下,劳动负荷较重。显然,城乡二元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将直接导致农民工对于城市社会的不信任甚至不满,从而难以建立对城市社会较为理想的信任感与归宿感,因而严重影响社会融合。

D1、D2、D3、D4分别是为了解农民工的基本工薪报酬、额外的加班津贴、工伤事故及职业病的处理情况、社会保险的享有情况而设置:D1、D2的均值情况说明农民工对于自己目前的工资性收入和加班补贴不甚满意;D3、D4的均值情况则说明农民工所在企业/工厂对于工伤事故、职业病的处理还没有规范的制度可循,在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方面给予农民工的关注与支持相对薄弱,缺乏这些基本的社会保障必然会给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造成后顾之忧。E1、E2、E3、E4的设置旨在了解农民工家庭的生存及生活成本、子女受教育成本、养老成本、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成本等情况,统计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立足必然要为之承担高昂的社会成本,因而他们难以在短时间内融入城市。

(三)文化、心理层面的融合影响因素

文化特质、心理适应与认同两方面的状况可反映出农民工当前文化及心理层面的融合影响情况。运用同样的定量计算和描述分析方法,从表3不难看出:在文化特质方面,F1、F2、F3、F4分别要了解的是农民工对土地的依附程度、对“老乡关系”的重视程度、对于寻求市民帮助的态度、对其“农民”身份的认识,这4项指标的均值得分都相对较高,问卷统计及面对面访谈结果表明:土地仍然被大多数农民工视作“命根子”,是他们不愿放弃的最低生活保障;在城里遇到困难时,他们希望能得到更多市民的关心和帮助,但相对而言他们却更喜欢找老乡或亲戚朋友帮忙;“农民”的身份让他们在“城里人”面前很尴尬,因而迫切希望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显而易见,农民工身上呈现给世人的仍然是一种浓烈的“乡土文化”,他们对于土地和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依赖是很多城市居民难以理解和改变的,因而在融合过程中往往会导致与城市文化的种种冲突,与先进的城市文明相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是,为数甚多的农民工开始为自己的“农民”身份而困惑,并希望得到广大市民的帮助和支持,进而改变其身份,这不能不说是农民工已经向市民主动发出了社会融合的信号,因而是促进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的重要契机或交汇点。

在心理适应与认同方面,G1、G2、G3、G4的设置旨在了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认识、进城后的适应状况、对于将来定居城市的欲望、对于未来的期望与打算。G1的均值得分为66.67分,说明大多数农民工很赞同他们进城的初衷是出于对城市繁荣景象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逐;G2、G3、G4的均值结果则表明仍然有一大批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存在强烈的陌生感,他们不适应乃至不喜欢城市生活,因而不愿长久定居城市而宁愿选择“过几年就回家,不再进城打工”。因此,对于这部分农民工而言,尽管城市的美好生活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他们对于城市文化的适应与认同状况却不容乐观,淡薄的定居欲望必将严重挫败他们的社会融合愿望与信念。

四、促进城市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对策与建议

(一)改革户籍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消除其社会融入的制度障碍

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或者融合程度不高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与之配套的城乡二元的就业制度、教育培训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上的不平等,导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现实差距与不平等待遇,致使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自始至终都存在一道制度上的隔离带。因此,改革户籍制度及相关的配套制度,给予城乡居民相对公平的就业、教育培训机会及社会保障待遇,是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有利途径和必然选择。

(二)完善法律法规,保障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合法权益

尽管《劳动合同法》与《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已相当成熟和完备,对于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界定与保护也已相当明确,但仍有不少不法厂家或企业无视法律的尊严,顶风作浪“钻法律的空子”,做出了许多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农民工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却无处申诉、农民工身患职业病无力治疗却无处申援、农民工讨薪未果而无奈跳楼示威等事件屡见报端,这些事件的发生不仅严重伤害了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友好感情,更是急剧降低了农民工对于城市社会的认同感、信任感乃至归宿感。显然,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并不缺少法律制度的支撑,关键在于这些法律法规的践行与必要、适时的修订和完善。践行与完善这些法律法规,不仅需要政府机关及相关部门的不懈努力,需要企业单位的积极配合与实施,更需要切身利益与之相关的农民工群体的直接监督,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些法律法规最终成为农民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真正利器。

(三)加强农民工与市民的沟通,促进其和谐相处

矛盾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促进事物发展必然要利用好内、外两方面因素。农民工的主观融合意愿及其为之做出的不懈努力,正是其融入城市社会的内在因素,而广大市民的认同与接纳则是促进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的外在因素。一方面,农民工需要摈弃其传统、陈旧的观念,主动适应新事物、新文化,主动适应和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社会融合是两种文化相互适应与碰撞的过程,它不仅需要农民工对于城市文化的适应与认同,也需要广大市民对于农村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肯定和赞同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将其视作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全社会对农民工的普遍认同与接纳,不仅有利于促进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团结、和谐,更有利于农民工放开思想包袱而积极融入城市社会。

(四)重视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提高其融入城市的基本劳动技能

没有基本的文化素质与职业素养,没有挣钱养家的看家本领,农民工必然难以在城市安身立命乃至长久立足。承受着家庭及社会因素导致的重大负担,面临城市社会巨大的生活压力,农民工在城市仅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已是举步维艰;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从事的是体力劳动,但迫于快速发展的社会形势,他们无不感叹着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性。面对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既成事实,鼓励其接受文化教育的可行性不大,唯有强化其职业操守、通过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针对性提高其职业素质才是促使其社会融合最切实可行的路径与策略。

(五)加强社区管理,以社区融合推动社会融合

加强对农民工聚居的社区的管理,以小范围的社区融合促进大范围的社会融合,需要社区工作人员及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与支持,也需要农民工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正是由于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通常不是相对固定的“朝九晚五”工作日,生活方式也明显有别于社区原籍居民,因而社区融合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农民工有必要主动适应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作息时间,讲清洁、讲文明、讲礼貌,尽量减少或者避免“扰民”现象的发生,以便增强市民的理解与包容。与此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文化活动,让农民工也参与其中、乐在其中,鼓励农民工积极融入社区文化,将直接有利于增强农民工对其所在社区的心理认同感与信任感,有利于增进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的交流与融合。

(六)增强第三方组织介入积极性,拓展农民工就业空间

农民工进城务工基本还处于自组织状态,就业机会和信息大多来源于亲戚、朋友、老乡等人的介绍,进城后也缺乏相关组织的正确引导和帮助,他们往往会面临很多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因此,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有必要加强其组织化程度,通过第三方组织的参与和帮助,拓展就业空间,更利于农民工有组织地实现社会融合。

总之,社会融合是一项全方位、多层次的庞大工程。要改变当前社会融合度不高、融合状态不理想的现状,切实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民生问题,仍需要政府机关、企业单位、社区组织、第三方组织、城市居民及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

[1]DURKHE IME.Suicide[M].London:Routledge, 1951:202.

[2]悦中山,杜海峰,李树茁,等.当代西方社会融合研究的概念、理论及应用[J].公共管理学报,2009(4): 114-121.

[3]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农村)[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4]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0L].[2010-03-19].http://www.stats. gov.cn/tjfx/fxbg/t20100319_402628281.htm.

[5]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J].人口研究,2006(5):87-94.

[6]田恬,郝秋丽.外来务工者的社区融入现状分析——基于对北京石景山区Y小区的调查[J].社会工作社会调查,2008(4):47-49.

[7]李树茁,任义科,靳小怡,等.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8(2):1-8.

[8]徐祖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研究[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8(4):96-100.

[9]孙永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1):42-48.

(责任编辑邝坦励)

Analysis o f the Influencing Factor for Social Integration of RuralM igrantW orkers

DONG Zhang-lin,ZHANG Peng

(College of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In this paper,the result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s of 1032 migrant workers in main city of Chongqing reflects that there are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urban social integration ofmigrantworkers.in the level of social integration,it is influenced by the supporting dual syste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related institutional factors,and non-institutional factors like government,the public,the business ofmigrantworkers,and the third-party organizations.In the leve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it is influenced by the employment status,income and welfare status,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maintaining cost and so on.In the level of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it is influenced by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migrantworkers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urban life and identity and other factors.To vigorously promote the pace of integration ofmigrantworkers to the urban society is an importantmove of“livelihood projects”.

migrantworker;social integration;influencing factor

F240

A

1674-8425(2011)02-0019-07

2010-09-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山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09BJY032)、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效究”(08JA840029)阶段性研究成果。

董章琳(1984—),女,重庆垫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张鹏(1966—),男,四川蒲江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转型经济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