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文在重庆的一段战斗岁月

文/慕 安

罗世文在重庆的一段战斗岁月

文/慕 安

罗世文，四川威远县人，1904年8月2日生，先后担任重庆地委宣传部长、学委书记、地委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宣传部长、省委书记等职，多次领导工人斗争和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

1937年秋，罗世文肩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托，从延安来到重庆，主要是领导重庆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南方局和川康特委、川东特委的指导下，在全国抗日潮流的推动下，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罗世文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蓬勃地开展起来，抗日民主力量迅速壮大，党的组织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9年夏，罗世文到重庆参加了南方局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和工作安排。他指出，当前，由于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投降反共活动，时局可能逆转，可能有突然事变发生。我们要力争时局好转，但也要准备迎接突然事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斗争形式，都应作必要的改变。罗世文回到成都，向川康特委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将暴露了的同志进行转移，把公开的、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改为小型的、分散的、隐蔽的活动，党的领导干部尽量职业化、社会化，还交流和对调干部，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还抓紧时间把大批活跃的进步青年送到延安和其它抗日战场。

1939年底到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为了扑灭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的烈火，打击四川地方实力派，派出特务头子康泽等前往成都，策划了希特勒“国会纵火案”似的 “抢米事件”。那是1940年3月12日，康泽的别动队抢劫了有地方军阀潘文华大量资本的重庆银行的米仓库，逮捕了闻声前往观看的共产党员、《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并造谣栽赃说共产党策划饥民抢米，妄图爆动，从而胁迫地方军阀执行白色恐怖政策，将成都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进步人士一网打尽。

早在“抢米事件”发生前几天，成都局势即已十分紧张，一个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的特务平时对罗世文十分敬佩，他悄悄告诉罗世文，要他赶紧躲一下，罗世文慨然回答:“大敌当前，我只能以国家利益为重，怎能以我个人的利益而离开抗战！只要国民党还有一分抗日的诚意，即不应危害我！”罗世文爱人王一苇也劝他快回延安。但他仍以党的工作为重，不愿离开战斗岗位。

“抢米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川康特委召集了临时碰头会。会上，多数同志都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有意策划的“国会纵火案”事件，特委领导同志应予注意，通知有关人员尽快疏散，并进一步了解敌情，以制定对策。两天以后，打入潘文华领导集团的党员传出情报，说敌人的黑名单上指名要抓罗世文等同志。当晚，川康特委副书记周凤平告诉罗世文:现在情况十分严重，大家觉得你应该转移到乡下避一段时间。罗世文回答说:“我是 《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和八路军驻成都代表，国民党还不至于把这几顶帽子拿走。而且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离开了对各方面影响很大，还是让其他同志先转移。”

蒋介石亲自批准了特务制定的“策动春荒暴动案名单”，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早已伸到 《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周围。3月18日，罗世文到 《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处理有关事务。刚一进去，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警特务立即跟踪上去。随即，军警特务包围了 《新华日报》营业分处。在这危急时刻，罗世文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安危。他镇定地指示同志们坚守工作岗位，继续发行《新华日报》。此时，特务们已经冲到罗世文的面前。他昂首挺胸，向战友们告别，从容地向楼下走去。就在罗世文被捕的当天晚上，军警特务又在努力餐饭馆逮捕了车耀先。随后，还逮捕了其他几位同志以及由刘湘、潘文华组织的“武德学友会”的一批人士。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川康特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防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破坏。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指示川康特委以成都市委名义在成都散发了 《宣言》，揭露 “抢米事件”是投降派的阴谋行动，要求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及其他抗日人士。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 《指示》，要求全党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破坏。

二

罗世文和车耀先的被捕，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狂热幻想。他们妄图使罗世文、车耀先在他们反革命淫威下屈膝投降，供出我四川党的机密，以便一网打尽；他们还妄想通过罗世文、车耀先的口，把“抢米事件”栽到共产党身上，以便把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战争、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强加给我党，为他们消灭我党和抗日力量，投降日寇制造借口。于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立即报告蒋介石批准，用专机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军统局总队部看守所。随即，戴笠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司法科长余锋前往看守所，亲自审问罗世文、车耀先。在审讯中，戴笠绞尽脑汁，用尽了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但罗世文、车耀先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打破了戴笠的如意算盘。

然而，戴笠并不死心。他又利用大特务邓文仪同罗世文曾一起留学苏联的关系，派他带着厚礼去“看望”罗世文，妄图通过述旧情，拉关系，使罗世文“回心转意”，归顺他们。罗世文看透了敌人的诡计，根本不吃他们那一套。邓文仪对罗世文说，只要你投降国民党，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罗世文勃然大怒，斥责说:“我们共产党与你们国民党是第二次合作。这次，如果国民党也以四万万人民的生存为重，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是可以继续下去的。那么我投降干什么？用不着！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把1927年的那段历史重演，再次破坏国共合作，那简直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但是那样做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国民党的彻底完蛋！我坚决反对国民党走这种重演历史悲剧的老路。如果你们一定要倒行逆施，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那末，我至死也不投降！”邓文仪碰了个硬钉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劝降不成，戴笠恼羞成怒，命令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歌乐山军统局监狱的白公馆看守所，分开关押起来。特务们采用轮流审讯、威胁利诱等办法，要他们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均遭到罗世文、车耀先的严辞拒绝。罗世文知道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绝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眼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不禁想起1938年夏在重庆写的 《赠张元弟共勉》的诗:

从来壮烈不贪生，

许党为民万事轻。

百战身经尝考验，

念年冰蘖励忠贞。

他知道，现在是他实现这个誓言的时候了！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军统局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这里岗峦起伏，连绵不断。监狱四面有三道围墙，围墙内外碉楼林立，里边是八大间棋盘似的隔开来的牢房，分别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来命名；每个牢房又分几个小囚室。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息烽监狱后，监狱主任立即提审。这两位革命战士对国民党顽固派强加给他们的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坚决反驳。罗世文还正气凛然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和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监狱主任见罗世文正气浩然，庄重威严；车耀先也坚定沉着，无懈可击，也就不再提审他们；又因为他们是要犯，所以也不敢轻易加害，遂将罗世文化名张世荣，车耀先化名田光祖关入 “爱斋”，以后又转入 “新忠斋” 和“老忠斋”。

在监狱里，罗世文以敏锐的观察力，识别和考察着狱中的各种“犯人”，发现和结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躲过看守的耳目，秘密地给同监房的同志们讲述国际国内形势，讲红军长征、抗日的英勇事迹。他发现一些长期被关的人不了解“西安事变”真相，就给大家详细地讲述了“西安事变”的经过，阐明了我们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正确立场，赞扬了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卓著功勋。他悄声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的抗日诚意是有目共睹的。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推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现在国民党顽固派却妄想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大业，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三

罗世文在狱中表现出的爱憎分明的立场和他讲述的动人故事，鼓舞和教育了狱中的战友和进步人士，使他们从精神上增添了力量，增强了信心。狱中的党员同志自觉地团聚在他的周围，向他汇报思想和狱中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了解，罗世文与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同志秘密进行了商量，决定成立狱中临时支部，以团结和领导革命同志展开斗争。

经过秘密酝酿，大家推选罗世文任支部书记，车耀先与韩子栋为支部委员。支部成立以后，罗世文与支委一起，根据这个监狱是“死牢”，共产党员没有刑满释放或活着出去的情况，首先团结狱中难友，争取了部分管理人员的同情，打击了个别变节分子向狱方打“小报告”的活动，争取了散步、晒太阳、看书、看报纸的权利。其次，支部还始终抓紧一切机会与狱外党组织接关系，以便里应外合搞暴动或争取狱外援助。

不久，国民党军统局鉴于长期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严刑逼供和身心摧残没有什么效果，在息烽监狱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为适应这种政策上的变化，也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监狱主任周养浩组织犯人当“工作修养人”，为监狱搞一些行政和体力劳动（如打草鞋、刻字、印刷、做衣服、收发等）。共产党员去不去呢？党支部秘密进行了研究。许晓轩认为这是敌人圈套，是剥削难友劳动，不能去；韩子栋认为可以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原则下参加。罗世文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考虑了党的原则和狱中的实际情况，发表了他的看法:“息烽监狱的工作修养人有两三百人，共产党员只是极少数，如果共产党员都不去，敌人是很容易把我们孤立起来的。为了麻痹敌人，团结难友，了解情况，锻炼身体，我们可以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去当工作修养人。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我的身份已经公开了，就不参加了。”支部根据罗世文的意见作出决定，除他以外，其他未公开身份的党员都去当工作修养人，在工作中去团结难友，开展活动。支部团结全体工作修养人，使狱方被迫答应了早晚开牢门、改善犯人伙食、不准无故打骂犯人等条件。从而改善了难友的处境，也为党在狱中工作提供了条件。

一天，监狱主任周养浩把罗世文叫去，要他在工作修养人中担任一定职务。罗世文十分坦然地说:“我参加共产党已经多年了，所有熟人、朋友以及长年养成的习惯，都是共产党方面的。因此，不愿也不能为监狱做工作！”

周养浩听了这堂堂正正的声明，不能不为他对共产党的忠诚所慑服。罗世文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坚定，也使全监狱的进步人士更加钦佩。罗世文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团结难友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

当监狱强迫难友们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时，罗世文就给难友们讲:“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一个人能够左右的，而是客观环境和人民的努力来决定的。蒋介石连中国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搞清楚，却来侈谈什么中国之命运，真可笑！”

监狱长强迫每个人写“学习心得”时，罗世文又指导大家以巧妙的借口进行了抵制。有一年春节，监狱长要难友们排练节目，难友们都不愿意。罗世文启发大家利用这个机会自己编写、演出了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表现汉奸政权下士兵起义的话剧《反正》，既活跃了大家的身心，更进行了革命的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监狱长发觉上了当，再也不敢让难友们演戏了！

罗世文在狱中坚持看书学习。他利用车耀先做图书管理员的条件，借阅大量书报，研究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和现状，并以“史迷”的笔名，在狱中办的《复活周刊》及《养正周刊》上发表文章，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罪恶，赞扬苏联红军的功勋，以民主和人民必胜、法西斯必败的真理，鼓舞难友的斗志，坚定难友的信心。他写的文章中，有的高度评价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的批判魏忠贤组织锦衣卫和东厂等组织镇压东林党的罪恶，批判清朝皇帝大搞“文字狱”的罪行。罗世文以这些借古喻今和影射、暗示的方法，曲折隐讳而又尖锐犀利地批判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

罗世文对国民党特务无比憎恨，对同志、对难友却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敌人发给他的“津贴”和“稿酬” （狱中不发稿费，而发肉类及日常用品），他都与难友们一起享用。难友得病，他嘘寒问暖，精心护理。对由于各种原因被捕入狱的青年，他更是特别关怀和爱护。当一位青年难友在漫长的监狱生活和繁重劳役中感到消沉和绝望的时候，罗世文亲切地鼓励他说:“你是时代的牺牲品，反动派想用苦役来摧毁我们的意志和身体，而我们却正好以此来松动松动我们的筋骨，为‘天亮’作准备！”罗世文还让那个青年到车耀先那儿去借苏联小说看，使那个青年逐渐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念，坚定了斗争的决心。另一位青年难友政治上还不大成熟，罗世文就亲切地指导他读《战争与和平》、 《复活》、《毁灭》等书，并鼓励他坚强地生活和斗争。好几位侥幸从息烽监狱出来的同志都感慨万端地说:“国民党顽固派想用长期监禁和苦役来摧残我们，可是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共产党人却以他们崇高的信念，光辉的思想和优良的作风把监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课堂！我们这些对政治一点不懂的年轻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榜样，汲取了精神力量，明确了人生的意义，理解了革命的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四

1944年端午节，监狱长办了丰盛的酒席，请罗世文、车耀先“赴宴”，企图引诱和软化他们。罗世文、车耀先气宇轩昂地走进餐室时，那些平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军警特务都站起来，跟在周养浩后面，要给他俩敬酒。罗世文凛然说道:“你们搜刮人民的血汗，灌满自己的肠胃，我们不能同你们这些人一起吃饭！”说完，他冷笑几声，同车耀先拂袖而去！特务们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

软的一手失败了，敌人又使用了硬的一手。1945年7月25日，息烽监狱在息烽郊外快活林，枪杀了打入军统局电报组织的张露萍等5位同志。为了恐吓和动摇罗世文、车耀先，特务们竟将他们押去“陪杀场”。但罗世文、车耀先视死如归，毫不畏惧。特务无奈，只得又将他们押回息烽监狱。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罗世文等人被押往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途经桐梓时，因桥梁坏了，汽车就停在一座没有使用的兵工厂里。在这里，监狱长宣布释放几个外籍修养人。罗世文立即用烟盒偷偷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扼要汇报了狱中情况，并希望能同党组织接上关系。他把这封信悄悄交给已被宣布释放的外籍修养人小马。小马把信秘密带出去，通过秘密渠道转交给周恩来。罗世文把信交给小马后，曾对韩子栋讲:“你我的命运，就决定在这一两年内。这一两年内政治形势没有好转，你我就再不要想恢复自由了。”到重庆后，罗世文、车耀先被关进重禁闭室里。从此，罗世文、车耀先再不许出来放风，也很难与狱中难友接触，他们被剥夺了囚犯们所能享有的最后一点权利。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我党曾多次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1945年10月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了释放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的要求。蒋介石迫于全国进步舆论的压力，释放了叶挺、廖承志，却诡称罗世文、车耀先已被处决。

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与此同时，在国统区，蒋介石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强化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也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决定对罗世文、车耀先下毒手了！

8月17日，渣滓洞监狱副所长刘捱乾放出空气，说国民党政府要把罗世文、车耀先转到南京。狱中一些难友信以为真，很为他们高兴。但是，罗世文却清醒地意识到，是自己献身的时候了！他把自己和支部多年来积存下来的一万元悄悄交给了宋绮云，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还在一本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了他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处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这封短信，字字珠玑，熠熠放光！它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表达了人民的忠实儿子对战友的深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第二天，18日下午3时，监狱看守把罗世文、车耀先从重禁闭室押解出来。罗世文与车耀先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走出牢门。各牢房的难友紧紧抓住铁门，恋恋不舍地望着他们。罗世文以炯炯有神的目光，同难友们一一告别。他的眼光中，充满了对战友的深情，对敌人的仇恨，对未来的希望！罗世文同车耀先庄重地走向松林坡。面对歌乐山连绵的群峰，面对苍翠的松林，罗世文眼前闪电般地掠过自己一生的经历……。他的心飞向延安，飞向党中央，飞向毛泽东、周恩来的身边，唇边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是的，祖国的山河是如此壮丽，亿万人民在严冬的苦寒中盼望着温暖的阳春，尽管独夫民贼蒋介石气势汹汹地高喊着“统一”的滥调，做着统治全国的迷梦。但是，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亿万人民的努力奋斗，最后胜利一定是人民的！笑到最后，笑得最美丽的，决不是反动派，而是人民！于是，他放声朗诵了自己孕育已久的诗篇：

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罗世文这一字千钧的诗篇，震撼了杀人魔窟。刽子手开枪了！罗世文、车耀先应声倒地！特务们又在他们的身上泼上汽油，点起烈火、毁尸灭迹！

解放后，人民政府惩办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凶手。人民群众在松林坡挖出了烈士遗骨，进行了隆重安葬。周恩来为罗世文、车耀先烈士题了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