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答客难

郭启宏

《知己》答客难

郭启宏

《知己》在热演。某次，大幕落下，掌声响过，走出剧场之际，一熟人前来问难。啊哦，顾贞观把吴兆骞当做知己，为救知己忍辱负重几十年，吴兆骞放归后满变了一个人，你说，顾贞观这样做值得吗?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没有这样的人你写他干什么?有意思吗?面对一连串的诘问，我笑了笑，没有回答，心里思谋着，这位熟人同我已经陌生化了，恐怕难得有共同语言，换句糙话说吧，尿不到一壶!

首都剧场巍峨的厅堂仿佛更加高大，我心中奔涌着神圣之感，艺术之神在呼唤着我，昭示着我。我看到台阶下密匝匝悄然启动的小轿车，看到犹然兴奋谈论着的衣履光鲜的观众，我有一种鲜活的感受。舞台是一个令我感到幸福的场所，在这里接受和给予，不正是我所追求的纯净的生活吗?

我于是想起鲁迅，鲁迅赞扬过“中国的脊梁”。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里，先生信而有征地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篇文章写于1934年9月25日，时值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东三省，又向关内步步进逼，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着上层社会。《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哀叹：“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针对这种论调，鲁迅写下了这篇著名的杂文，指出中国充满自信力的人，“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前仆后继地战斗……”

事实证明鲁迅先生的正确论断，中国的脊梁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我以为顾贞观就是鲁迅所说“中国的脊梁”。吴兆骞人性的异化不具有反证的力量，可以否定顾贞观当初的救赎；人们应该把人性的异化归之于宁古塔，从而唤起二度救赎的勇毅，让顾贞观的脊梁精神光耀未来。鲁迅所说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入、舍身求法的人，他们行事之初根本就没有考虑什么“值”与“不值”，倒是当今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自身脑子出了问题!我于是想起文天祥，文天祥实践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此语源出《论语》，衍生出现实生活中一曲又一曲先驱者的悲歌。我想，中国文明从未灭绝，端赖此语所焕发的精神力量。此中之进退度量，未必都是智慧的选择，然而，恰恰是这悲壮的绝唱，令风云变色，使整个社会为之涅槃。

文天祥所处正是南宋王朝风雨飘摇、“国事遂不可收拾”的时代，但是文天祥仍然“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在福建、广东组织武装抗元，期待着收拾旧山河。其实，早在文天祥被囚于元大都时，南宋已经正式投降，他已然没有实质意义的国家可以效忠，连当时掌持国柄的“前朝”太后谢道清都出来劝降。文天祥喊出惊天豪语：“君降臣不降!”于是，降元丞相留梦炎前来，他不与见；降元恭帝赵显前来，他北跪于地，泪流满面，仰脸朝天，一声“圣驾请回”，叫赵显无颜以对，赧然而退；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出马，许以相位，得到的回答却是，“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愿一死足矣!”47岁的文天祥终于在大都柴市面南而跪，引颈受刑。这是一页壮怀激烈的史诗，成仁取义不言弃，君子致仕行其义，宋元以降，有谁动问过文天祥的“值”与“不值”?同样悲怆的还有明末抗清的史可法。若与文天祥、史可法相比，顾贞观何谈“值”与“不值”?无非是设问者自家凭挈瓶之知、作谬悠之说罢了，浅薄更兼鄙陋。

我于是想起村上春树，村上谈及高墙与鸡蛋。他在耶路撒冷的演讲中宣称：“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他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更深一层地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以卵击石，作为一个成语，在中国传统的义项是不自量力，自取灭亡；然而，面对村上春树的以卵击石，诸如“先生你不值”这样的话，我们，同样是现代人的我们，说得出口吗?

我曾想过，无论单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要靠幻想生活。在现代中国，这个幻想曾经具体化为所谓共产主义，当今也有人具体化为权力至上主义，也有人具体化为拜金主义。自然，没有哪股社会力量能够阻止人们具体化为真善美!《知己》中的顾贞观或许应该属于后者。《知己》是一部戏剧作品，我每想起真正的戏剧，耳边便响起阿尔贝·加缪的话，“……如果不表现全人类的命运简单而伟大的一面，也同样谈不上戏剧作品。古典主义和希腊悲剧，至少是应当效法的楷模，尽管不敢想写出与之并肩的作品”。(《戏剧集·序言》)作为剧作者，我力图表现的自然也是那“命运简单而伟大的一面”，对于舞台的幸福感，我享受过“接受”和“给予”，却不曾衡量过“值”与“不值”。

偶然揽过一部《昭明文选》，那里有辞赋。赋被戏称作文学恐龙，汉赋里却也有几篇篇幅不算很长的论辩文字，如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东方朔的《答客难》、班固的《答宾戏》、崔寔的《答讥》、陈琳的《应讥》，我模仿汉赋的某些技法，做成这篇文字，也算是对“客难”的一个回答。有意思的是，就在剧场门口，几个小青年认出我来，拿出说明书要我签名，当此际，我忽然获得一种被人理解的鼓舞，青年人绝不是哭泣于宝马车中的宝贝儿，真善美同样在他们心中萌发且葳蕤地茂盛着!这，也许就是这篇《答客难》的生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