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清丽”与“獭祭鱼”
——李商隐骈文与唐代骈文文风的关系

芦春艳 吕双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北京 102488；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北京 100732）

李商隐不仅是晚唐骈文的代表作家,在唐代骈文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华丽繁缛是晚唐较为普遍的文风,以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为代表的“三十六体”也如此,李商隐的骈文更是因用典繁复被后世形象的称为“獭祭鱼”。但也有例外的评价,《旧唐书》在将温庭筠和李商隐的文章进行对比时说：“文思清丽,庭筠过之。”〔1〕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评价标准“清丽”,认为温庭筠的文章在“清丽”方面要胜过李商隐。即便我们不了解“清丽”一词的内涵,也会很直观地感觉到其与华丽繁缛在意思上有很大不同。这样“清丽”这一既不符合当时整体文风,也与人们所熟知的温庭筠香艳秾丽风格不符。是《旧唐书》的评价本身存在问题,还是“清丽”一词有着特殊的内涵？而“清丽”与“獭祭鱼”这两个看似无关的文章评价又是否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如果“清丽”可以用来评价温庭筠的骈文,那么文章有着“獭祭鱼”之称的李商隐是否真的没有清丽之作？

一、相似评价中与众不同的“文思清丽”

“清”在中国古代是评价人物或文章的一个重要标准,蒋寅先生对“清”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概括,他认为“清”的美学内涵的正价部分包括“明晰省净”、“超脱尘俗”、“新颖”、“凄洌”、“古雅”等几方面。〔2〕而在古人对文章的评价中“清”往往与其他词语相结合,如清淡、清空、清绮等等,因此,“清丽”一词也应该是“清”与“丽”两者的结合。虽然古代“清丽”多以诗歌为对象来谈其含义,但“清丽”本身已经具有了审美内涵、超越了具体的文章形式,所以其含义也同样适用于骈文。综合前人所述,“清丽”内涵如下：总体来说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感；具体说来包括表意上的清晰简洁、婉转自如,辞藻上的新颖华美,格调上的清新典雅等方面。

了解“清丽”含义后,再看《旧唐书》中关于李商隐文章的那段评价。事实上,在对李商隐骈文的评价中有三则相似程度极高的材料：

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3〕

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偶俪长短,而繁缛过之。〔4〕

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辞难事隐。及从楚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5〕

这三则材料在相似之中又存在很多不同,其中较为引人注意的有两点：一、对李商隐骈文创作的描述从《旧唐书》中的“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转变为《新唐书》的“偶俪长短,而繁缛过之”,再到《唐才子传》则更是进一步发挥了《新唐书》的内容,将繁缛形象化为：“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二、在对“三十六体”作家的相关评价中,《旧唐书》提到的“文思清丽”在后两书中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唐才子传》中的“秾致相夸”。

三则材料在阐述一些基本事实的时候都能保持一致,但当涉及到李商隐文章的评价问题时,就开始出现不同。如果说对李商隐骈文写作用典繁复的评价从“下笔不能自休”到“獭祭鱼”还只是在对同一意思逐渐加强描述的力度,那么“文思清丽”这一说法就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三十六体”既然能够被并称就必然有着他们共同的特征,即使三人彼此之间会因为个人的个性、学养或经历等方面的不同而使文章风貌表现出差异,但无论如何,总会有那么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他们之间所共有的,而这个特征最终在《唐才子传》中被总结为“秾致”。“秾”本身是花木繁盛的意思,因此在这里“秾致”可以理解为“三十六体”作家文章的文辞华丽,甚至进而可以理解为其用典的繁复。“秾致”除了在辞藻华美方面与“清丽”略有相同外,两者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意思。既然“秾致”是“三十六体”的共同特征,那为什么《旧唐书》要用“清丽”这一完全相反的词来进行比较呢？下面我们先通过李商隐与温庭筠骈文的对比来试着解决这一问题。

二、从温李骈文比较看“文思清丽”

在“三十六体”中温庭筠、段成式的骈文存世数量远不及李商隐,但温庭筠的文章在当时影响较大,他与李商隐又同时被并称为“温李”。下面我们就来对比一下两人的文章：

岂伊蓍草,空操九寸之长；何必灵芝,独号三株之秀。但曾藏戢册省,永贮仙居。却笑遗民,迁兹佳种。惟应仲履,忽压烦声。岂常见已堕遗犀,仍抽直干。青松所筑,漆竹藏珍。足使玳瑁惭华,琉璃掩耀。一枚为贵,岂异陆生；三寸见珍,遂兼扬子。（温庭筠《答段柯古赠葫芦管笔状》）〔6〕

岂望司服颁衣,贵臣传诏。绫裁飞鹄,絮裛仙蚕,白分椒壁之光,紫夺兰芽之色。已均下将,仍逮连营。晏子狐裘故弊,何彰于国俭；王恭鹤氅风流,不自于君恩。（李商隐《为荥阳公谢赐冬衣状》）〔7〕

上面两篇都是答谢赠物的文章。这类文章虽然也有一定的实际内容,但却不如陈情、哀诔一类骈文那样容易言之有物,在写作时作者为了要表达感谢就往往要对所赐物品大加赞美,表现在文辞上就是大量的铺陈渲染。而如果细致考察就会发现两段材料有着很明显的共同之处。首先,作者在对事物进行描写时都最大限度的发挥想象力,并且使用相关典故,温庭筠《答段柯古赠葫芦管笔状》从笔的外形联想到“蓍草”、“灵芝”,从制笔的材料出发联想到“青松”、“漆竹”,其中“遗民”、“仲履”、“陆生”、“扬子”显然是在用人的称谓提示典故内涵；李商隐《为荥阳公谢赐冬衣状》则从冬衣联想到“飞鹄”、“仙蚕”,更用了“晏子狐裘”、“王恭鹤氅”等典故。第二,两文都是通过夸张和对比的手法来表现对赠物的赞美,温文通过与蓍草、灵芝、玳瑁、琉璃的对比极力夸耀笔的外形之美；李文则通过与椒壁之光、兰芽之色的对比夸大了冬衣的光鲜。第三,从辞藻上来看,两篇文章的作者都在努力表现个人的文采,温文中的“青松所筑,漆竹藏珍”、“玳瑁惭华,琉璃掩耀”；李文中的“白分椒壁之光”、“紫夺兰芽之色”等词语使人放眼望去,顿觉满纸文华。

上面两段文章文辞华美,都属于铺陈渲染之文,如果用“清丽”的内涵来衡量,充其量只做到了“丽”,即语言华美、婉转自如、给人一种美感。当然不排除由于文章所能表达的实际内容不多而不得不采取这样的写作手法的因素。为了进一步考察温李骈文的关系,再来比较一下温的《上学士舍人启》〔8〕和李的《上尚书范阳公启》〔9〕。

两文都是为感谢对方的提携和看重而写的书信,因而文章的内容和表意的顺序有很多相同之处：两文都是先表示感谢,然后申述自己的境遇艰难,接下来对对方的品行加以赞美,最后再次表达感激之情,其间还会多少流露出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在行文表意过程中,两文都大量使用典故,但却有明显的不同。温庭筠《上学士舍人启》很少重复用典,具体说来有两种表现。第一,在表意时先用一组典故说明所要表达的意思,然后用明确的语言来进一步点明典故的含义,如在用完“重言七十,俄变于枯荣；曲礼三千,非由于造诣”这一组典故后用“始知时难自意,道不常艰”来点明对方的重视使自己进取的道路变得不是那样艰难之意,而在说明此意后,就马上使用新的典故“荀铎摇车,邕琴入爨”,然后用“委悴倌人之末,摧残膳宰之前”点明其时常怀才不遇这一现实,进而说出“不遇知音,信为弃物”的感慨,这样的写法使表意更加简洁明确、典事之间的衔接更加流畅。第二,避免使用大量典故反复申述一个意思,例如在提到自己的艰难处境时有“已困雕陵之弹,犹警卫国之弦”,在表示对对方的赞扬时有“阳葩搴秀,夏采含章”,在表达感激之情时有“恩如可报,虽九死而奚施；躯若堪捐,岂三思而后审”,这些意思基本上都是用一组对句就完全表达了出来,由此可见其用典效率之高。而这两种典事的使用和承接方法,在整体上也使文章结构显得更加紧密。相比之下,李商隐的《上尚书范阳公启》似乎更善于运用铺陈渲染的手法,作者在表达一个中心意思时往往会增加环境的渲染。例如同样是写处境的艰难李文写道：“而时亨命屯,道泰身否。成名逾于一纪,旅宦过于十年。恩旧雕零,路岐凄怆。荐祢衡之表,空出人间,嘲扬子之书,仅盈天下”、“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隘佣蜗舍,危托燕巢。春畹将游,则蕙兰绝径；秋庭欲扫,则霜露沾衣。”其实这一大段的叙述用“时亨命屯,道泰身否”便可以概括,但相比之下似乎少了一种意境。由此可以看出,李商隐的骈文在表意流畅的前提下更注重文辞的铺陈渲染,这样做的好处是使文章有了诗一般的美感,而相应的弊病是用典效率不高,文章的篇幅也因此加大了,这正如《旧唐书》所说：“下笔不能自休”。

通过上面的比较仍可以认定李商隐与温庭筠骈文确属华丽繁缛之作。而如果用“清丽”来衡量,两人的文章除了语言华美、婉转自如、给人一种美感外,温文用典的高效率与典事之间的紧密衔接相对于李文的铺陈渲染倒是显得更加符合“清丽”内涵中的“清晰简洁”这一意思,所以《旧唐书》所说的“文思清丽”应该是指温庭筠文章在用典方面顺畅、高效、紧密,并且给人以美感的特征,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思清文丽”。

三、从唐代整体文风看“文思清丽”的产生

《旧唐书》中关于温李骈文比较中的“文思清丽”其实也是从用典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讲,“文思清丽”和“獭祭鱼”其实属于同一角度的评价。但不得不承认这只是我们在经过比较,得出了温李骈文的差别后,很牵强的在“清丽”这一概念中找出某一相对符合之处,来为《旧唐书》中的这一特别的比较标准寻求一种相对合理的解释方法。应该说,这种解释的意义在于温李文章的差别,而不在于对“清丽”一词的牵强附会。事实上以“三十六体”为代表的晚唐骈文都是十分繁缛华丽的文章,因此“文思清丽”的出现本身就不够合理,而且在前面引用的三则关于李商隐的材料中,《新唐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沿袭了《旧唐书》的说法,但却去掉了“文思清丽”这一对比,这也足以说明问题。到这里似乎可以得出《旧唐书》存在谬误这一结论,但这其实只是问题的开始。关于《旧唐书》的编写,中、晚唐部分不及初、盛唐部分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即便如此作者也不至于糊涂到分不清“繁缛”与“清丽”的区别,所以“清丽”这一谬误的出现必然存在一个大的环境,而这个大环境无疑就是整个唐代的骈文文风。

由于中唐古文运动声势浩大,所以一提到唐文,就会让人想到唐代的散文,而事实上,在中唐古文运动前后,唐文——特别是官方的文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实际是骈文。关于唐代骈文文风的流变,众多学者都曾有过论述,因此这里只简要叙述一下从初唐到中唐的文风流变。

关于初盛唐骈文,张仁青认为：“四杰之变梁、陈也,典而不免于巧,燕、许之追汉、魏也,雅而能树其骨。是故作为骈文,能去华缛而入于精洁之一途者,燕、许也。”〔10〕如其所述,“四杰”用清刚劲健之气取代了唐初柔弱绮靡的陈隋遗风,使当时的文风为之一振,但他们的骈文不仅对仗工稳、用典繁复、辞采华美,而且有雕镂篆刻的痕迹。到了盛唐,燕国公张说和许国公苏颋的文章被称为“大手笔”,“燕许”的骈文已经褪去了雕琢的痕迹,虽然仍是对仗工稳、辞采华美的文章,但在句式上更加注重骈句与散句的结合,用典也趋于平易,文章自然流畅、典丽闲雅。应该说“燕许”为唐代骈文从繁缛走向清丽提供了一条道路,但遗憾的是文学却并没有沿着这条路发展。中唐掀起了古文运动,骈文创作受到冲击。柳宗元在《乞巧文》中对中唐的骈文文风进行了描述：

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11〕

文中指出了当时骈文过于重视形式的弊病,认为在骈文创作中对对偶、辞藻、典故、声律的过度追求会导致文章语言的浮夸琐碎和内容的华而不实。当然这些批评不排除有柳宗元作为古文家想要抬高散文地位而刻意强调或夸张当时骈文弊端的可能,但问题在于,这篇批评骈文的文章本身就是以骈体形式写成的,其中的“抽黄对白”、“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等都是富于文采和装饰性的语言,而整段文字读下来也确实给人一种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感觉。可见,中唐的骈体文风仍然趋于华丽繁复结合前面对晚唐文风的叙述可以看出,唐代骈体文风大体上是趋于华丽繁复的。

唐代的骈文总体来讲都不是纯粹的清疏简淡之作,但我们知道,对一个事物的评价总是需要一种参照,只有经过比较才能见出高低,当一个时代的文风大体相同时,当世的人并不会像后来人那样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问题,从而给出一个更为客观公允的评价。相反他们会更加敏锐地发现当时文风的细微变化,找出这种变化前后的差别,进而给出评价。他们的比较仅限于当世,所以在这种相对微观的比较之下做出的结论的合理性也是有限的,有时甚至会出现在当时看来无懈可击的言论,在时过境迁之后反倒变成了谬误的情况。而我们所说的《旧唐书》在比较温李骈文时使用“文思清丽”一词的情况正是如此。由于整个唐代的骈文文风都趋向于华美,而其对比又是在当世的文章之间进行的,所以即使对比后所发现的差别并不大,但从微观的角度看却也足以用两个截然相反的词来评价这些细小的差别。也就是说,在众多秾丽华美的文章中总会有相对清新雅致的文章存在,因此为了说明他们之间的不同,前一种可能被评价为秾艳,而后一种则会被认为是清丽,但如果解除这些趋同的风格之间的对比关系,或者用一个更加全面的视野来看问题,就会发现,这些文章其实都是秾丽的。另外,唐代骈文虽然华美,却也不像陈隋骈文那样在辞采、典事等方面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所以面对前朝的绮靡文风,唐人更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文章也还是清丽的。

四、“文思清丽”的消失与“獭祭鱼”的出现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文思清丽”是对骈文风格的描述,是温李骈文之间对比的评价标准；而“獭祭鱼”是对写作技巧的概括,是对李商隐骈文用典繁复这一特色的形象比喻；这两者是存在差别的。但“文思清丽”在《新唐书》中的消失与“獭祭鱼”在《唐才子传》中的出现却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这个过程事实上涉及到了宋人如何看待李商隐骈文的问题。

《新唐书》成书于宋代,而《唐才子传》虽然是元人所编,但此书更多的是将前代相关材料直接抄录在一起,并未细加辨正增删,不能完全视为是元人的看法,而关于“獭祭鱼”这个说法早在宋代吴炯的《五总志》中就有记载,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妨把《唐才子传》中的记述看作是宋人的观点。而关于宋代骈文《后山诗话》中有：

杨文公（杨亿）刀笔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与五代之气。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尔。欧阳少师（欧阳修）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12〕

这段话反映了宋代骈文所经历的一个转变：以杨亿等人为代表的“西昆体”作家在诗歌和骈文创作方面基本沿袭了唐末五代文风,直到欧阳修那种少用陈言、典故,自然天成、平易简淡的骈文出现,宋代骈文才真正开始别具一格。应该说“清丽”一词用来形容欧阳修这类的骈文才算是名副其实。所以当宋人回首以往的骈文创作时,宋初师法李商隐的作家们的繁缛秾丽之作就显得格外突出,进而宋人对李商隐骈文繁缛特征的认识就更加清晰。

“清丽”这一评价标准的出现源于唐代骈文大体文风趋于华丽繁复这一大背景,是一个相对的标准。《旧唐书》作于五代时,五代时期基本上沿袭了晚唐文风,因此《旧唐书》的作者在评价唐代骈文时的视野并不会比唐人更加开阔。而《新唐书》和《唐才子传》的作者已经去唐渐远,他们知道了唐以后的文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于是在考察唐代骈文时就有了一个更为整体性的把握,也正因如此,他们不容易像《旧唐书》的作者那样能够体会到同一文风中不同作家之间极其细微的差别。也就是说,《旧唐书》对包括李商隐在内的唐代骈文的观察是由内而外的,而《新唐书》和《唐才子传》的观察则是由外而内的。所以《旧唐书》的作者会用“清丽”来比较温李骈文,而后两书则不只意识到“清丽”一词用于评价或比较晚唐作家骈文文风的不恰当,而且更能宏观的直接将晚唐骈文,特别是以李商隐为首的“三十六体”的文章特色归纳为“以秾致相夸”,认为李商隐的文章是“繁缛”的,是“獭祭鱼”。

因此,“文思清丽”的消失体现了不同时代对唐代文风理解的转变,而“獭祭鱼”的出现,则体现了不同时代对李商隐骈文特色认识的逐渐加深。而这种理解的转变与认识的加深更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李商隐的骈文。

五、于“獭祭”之中尚存“清丽”的李商隐骈文

几番辗转,最终问题都归结到李商隐骈文及其与唐代骈文文风关系的问题上来。用典繁复确是李文鲜明的特征,这一特征与晚唐华丽繁缛的文风是相适应的,但李商隐骈文却并不像其无题诗一般难解,相反李文在用典故表情达意时颇为明晰,并有诗一般的意境。

李文注重对典故内涵的清晰表述。如《为安平公谢除兖海观察使表》中用“冰霜励志,金石贯诚,驽马奋十驾之勤,铅刀淬一割之用”〔13〕来表达恪尽职守之意；《为濮阳公祭太常崔丞文》用“蓝田之产,宜有良玉,徂徕之林,宜无凡木”〔14〕来说明对方的出身及其才华的不凡；《上河阳李大夫状》用“梁园竹苑,素多词赋之宾；淮浦桂丛,广集神仙之客”〔15〕来称赞对方乐于招纳文士。其中“驽马”、“铅刀”、“蓝田”、“徂徕”、“梁园”、“淮浦”都是在用典,但由于句中用了“励志”、“有良玉”、“无凡木”、“广集”这样能够概括或提示典故中心意思的词语,使得读者在不知道典故含义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领会文章意思。这种写法有效的化解了用典所带来的艰深之弊,使行文更加流畅自如。

与此同时,李文用典在表意的同时还与景物、情思联系起来,使文章有了诗一般的意境。如《为濮阳公上汉南李相公状》称赞对方政绩时说：“岘山同峻,汉水俱清。远想亭皋,如飞木叶。柳营务简,莲幕才多。”〔16〕《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表达多年在外漂泊远离故土的感慨时用：“自北徂南,已秋复夏。心惊于急弦劲矢,目断于高足要津。而又永念敝庐,空余乔木。山中桂树,远愧于幽人；日暮柴车,莫追于傲吏。捋须理鬓,霜雪呈姿；吊影飏风,烟霞绝想。”〔17〕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这些句子由于大量的铺陈渲染而降低了表意的效率,但这些铺排由于文辞的优美、表意的清晰并没有造成阅读的障碍,相反却将读者带入了诗情画意之中。

由此可见,李商隐骈文的“獭祭”并不是单纯的堆砌典故,相反作者在创作时尽可能的在化解典故的艰深,并且致力于一种优美境界的营造,这些创作上的努力使其骈文或多或少的有了清丽之风。但如前所述,唐代骈文总体来讲并不是清疏简淡的文章,加之晚唐文风更是将华丽繁缛推向了极致,而李商隐的骈文绝大部分都是公文,作为官样文章又总要与当时的普遍文风相符合,所以他的文章总体来讲又是繁缛华美的。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李商隐骈文是在“獭祭”之中尚存“清丽”的作品。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文思清丽”与“獭祭鱼”是既相互区别,又存在紧密内在联系的两个评价,两者之间这种特别关系的出现源于不同时代的评论者观察和把握文学的角度的不同,而通过对这种不同角度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李商隐骈文“獭祭”之中存“清丽”的创作特色。

〔1〕〔3〕刘昫.旧唐书〔M〕.中华书局,1975：5078.

〔2〕蒋寅.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J〕.中国社会科学, 2000（1）：154-156.

〔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中华书局,1975：5793.

〔5〕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中华书局,1990：277.

〔6〕〔8〕（清）曾益.温飞卿诗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2-233,246-247.

〔7〕〔9〕〔13〕〔14〕〔15〕〔16〕〔17〕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M〕.中华书局,2002：1694,1788,42, 390,446,223,275.

〔10〕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M〕.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322.

〔11〕（唐）柳宗元.柳宗元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151.

〔12〕〔13〕何文焕.历代诗话〔M〕.中华书局,1981：310.